從國家建築到紅色高棉:用5部柬埔寨紀錄片談藝文作為社會行動

從國家建築到紅色高棉:用5部柬埔寨紀錄片談藝文作為社會行動
Photo Credit: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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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想要了解自法國殖民獨立之後,柬埔寨當代藝術文化的遊人來說,由於赤柬時期(紅色高棉)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文物的摧殘,留下的資料與創作者、研究者相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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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國旗中央,矗立著永恆的吳哥窟,在遊客心中二者劃上等號。觀光旅遊業是柬國三大經濟支柱之一(餘二為服飾製造業、農業),其中吳哥窟是全球遊人造訪的主要原因。因此,投入復興吳哥輝煌歷史的努力眾多,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各國捐款協助下,柬埔寨設立Apsara Authority官方組織,專司吳哥考古公園的研究、文物保存、管理開發。

然而對於想要了解自法國殖民獨立之後,柬埔寨當代藝術文化的遊人來說,由於赤柬時期(紅色高棉)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文物的摧殘,留下的資料與創作者、研究者相當稀少。1992-1993年聯合國介入柬埔寨維和過渡之後,帶來大量西方創作者與交流活動,使得近現代高棉的藝術發展,透過西方之眼與新技術,重新發掘主題與傳播媒介,紀錄片就是其中一種形式。以下透過部紀錄片的討論,窺視當代高棉不同階段的社會紋理、形塑現代柬埔寨發展的動力與軌跡,並探討藝文創作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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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ទេព_សុវិចិត្រ
柬埔寨國旗
《建造柬埔寨的人》(The Man Who Build Cambodia

1926年出生的旺莫利萬(Vann Molyvann),是柬埔寨史上第一位持有專業學位的建築師,柬埔寨的建築標誌,古代是吳哥窟,當代就屬旺.莫利萬的作品了。他成長於法屬印度支那時代,是當時留學法國的精英之一,懷抱著西方取經回國貢獻,打造富足民安的現代化柬埔寨熱望。儘管留法,但他不想要模仿殖民者的建築,他的創作是為了高棉笑而不答的苦澀服務,在他的腦海裡,一直揣摩著何謂「新高棉建築」(New Khmer Architecture)之美。他深受柯比意(Le Corbusier)現代主義啟發,不僅因為柯比意的建築要素之中,「底層架空」(les pilotis)的支柱意象,正好跟柬埔寨平民最常住的高腳屋不約而同,也因為其簡約功能導向、 降低造價提高可及性的精神,最適合柬埔寨社會及美學語境。

留學歸國之後,旺.莫利萬與西哈努克國王對現代柬埔寨的想像有志一同,受委任為公共工程部長,幾乎包辦了當時重大公共建築的設計:獨立紀念碑、國家劇院、國家體育館、議會、Chaktomuk會議廳,還有柬國第一棟也是唯一棟公共住宅「白屋」(White Building)。他認為國家最美麗的景緻,應該留給最廣大的人民,他的建築內外,總是保留了庶民創意運用的空間,周圍由各式繽紛的街賣圍繞。此外,他創辦了柬國第一所藝術設計學院,希望培育下一代為祖國建設。

然而經過紅色高棉與外國資本土地開發的摧殘,他的作品幾乎毀壞殆盡。享壽90高齡的建築家生命尾聲,對國家現狀的急切關懷,讓他的使命從散盡所學培育下一代,轉向呼籲青年行動。紀錄片尾建築家的呼喚,儘管受到當政剪片壓力,來自加拿大的導演還是保留下來。

《他們先殺了我父親》(First They Kill My Father

本片改編自赤柬(Khmer Rouge ) 倖存者的回憶錄《他們先殺了我父親:柬埔寨女孩的回憶》,以小女孩視角,描繪紅色高棉以單一價值徹底重組社會的殘酷壓迫。受到導演安潔莉娜.裘莉的光環加持,這部片能見度較高。柬埔寨金邊市區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與郊區的「萬人塚刑場」是這段歷史的悲傷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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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Nefelimhg CC BY SA 3.0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原為一座高中

紅色高棉與其他極權主義政府有諸多雷同,例如德國納粹與蘇維埃聯邦,共同特徵是投入大量心力重建 社會成員的心理狀態。過程主要有兩個步驟:第一,透過暴力和恐慌,剝奪人民長久習慣的依靠和結構, 摧毀形塑與指引個人生活的力量,直到人們孤立為無依無靠的單一個體;第二,再依照新的信條重建,灌輸一系列新的價值、組織與道德規範,代替舊有。從1975到1979年短短4年時間,全國將近1/4的人口消失了,知識份子(醫生、老師等專業者)被處決, 寺廟(傳統上主要的教育與知識傳承者)被摧毀,傳統歌曲與舞蹈被禁絕。柬國回到紀元零年的發展狀態,也使其成為史上首見由聯合國接管過渡的國家,帶來大量的國際援助及NGO, 並促發當地社會行動的組織。棘手的艱鉅挑戰,加上眾多社會組織,讓柬埔寨成為社會創新、 社會企業的活躍國際舞台。

《柬埔寨之春》(A Cambodian Spring

2000年之後,隨著柬國對外資開放、經濟起飛,土地成為熱錢追逐標的,以及繼已經開發殆盡的森林資源之後,另一個政府得以出售的特許權。由於赤柬時期對私有財產制度的徹底清除,土地所有權資料付之一炬,儘管2001年新訂的土地法,允許居住超過5年的居民獲得土地所有權狀,但由於缺乏實行細則與執法意願,土地爭議與迫遷問題層出不窮,「國土管理都市計畫與建設部」(Ministry of Land Management,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的門口,至今仍是抗爭頻繁的地點之一。

這部紀錄片描繪金邊市中心的萬古湖(Boeung Kak)重劃區開發弊案, 片名取用Spring的雙重意含,一方面向象徵柬國如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覺醒,一方面影射被填平的萬古湖湖水漫溢。6年蹲點拍攝濃縮而成長達121分鐘的影像,片中兒童都已經長大成人,讓步出戲院黑暗射入眼簾的第一道光險得刺眼,金邊街道的繁榮恍如隔世,令人有些虛幻。

這是一場地方媽媽奮起護衛家園,由女性主導的社會運動,也呈現傳統女性賢淑持家的典範,讓這些媽媽陷入社區團結行動與當一個好媽媽,兩難選項之間的掙扎與犧牲。此外,片中也展現僧侶對佛陀慈悲教義與非暴力行動之間共通點的創新解讀,作為傳統知識分子入世而非出世的社會責任核心,悲傷的是這位可敬的僧侶在佛國政體中被邊緣化為一隻孤鳥,連容身之地與僧侶之名也被剝奪。過程中透過手機與攝影紀錄家園的毀壞、迫遷與鎮壓的無情、審判與牢獄的不透明,使得當代影像與資訊通訊技術,成為社會運動的見證。

《我媽媽賣了我》(My Mother Sold Me: Cambodia, where virginity is a commodity)、《童貞交易》(The Virginity Trade

這兩部片都指向同一個主題。柬埔寨有個俗諺:男人是金,女人是布。金子就算弄髒了,可以輕易洗淨,無損其價值;但白布一旦被玷污,永遠無法恢復清白,再賣第二次。

直到2007年,《女人的規矩》一書仍是柬埔寨公立學校指定讀本,內容與中華文化的「三從四德」精神雷同。 柬國男性對掠取童貞得以青春永駐的迷信,加劇以外國遊人對稚嫩的貪戀,讓初夜上看1000美元高價,成為貧困家庭解脫苦海的誘惑。但這也意味著,當青春的潔白是女孩立足社會 一的價值,一旦遭到出售消耗,她們的人生後半場,離夢想愈來愈遠。

2019年6月《我》片的翻譯者被判入獄刑期2年,罪名是收買片中人散布假新聞。人權觀察組織認為,政府試圖掩蓋嚴重貧困迫使城市家庭鼓勵女兒從事性工作的事實 。2018年同年《金邊郵報》由疑似與當政有關係的外國資本收購,國際感嘆柬國最後一個獨立媒體被收編;同年,柬埔寨新聞自由指數比去年倒退10名,居全球180個國家中第142名。柬國沒有內容出刊前送審的規範,但透過查稅、訴訟、審判、威嚇,能使人們自我審查。

從「問題發現」到「問題解決」的最後一片拼圖?

總觀上述,紀錄片的影像如同文字,是對社會現實的再現,透過作者的重新詮釋,將單一個別事件脈絡化、概念化,有助閱聽者在雜蕪的生活世界之流中,以新的視野重新定義問題、獲得洞見。然而從問題發現(Problem Finding)到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中間還缺了一片重要的拼圖,就是社會創新。社會創新的目的是創造價值,並且重新構思兩方面制度: 一方面是「參與社會合作的生產活動」,另一方面是「消費資力的取得」,此二制度之間連結的適切性,是正義的基本論題,也是社會企業的核心。

在金邊與暹粒,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的生態十分蓬勃。其中吳哥窟所處的暹粒,是柬國觀光重鎮,文創工藝類的社會企業相當多。除了名聞國際的吳哥藝術學校及其品牌「Artisans Angkor」之外,日本及歐美設計力介入協助在地產品創新、市場拓展的各種努力也相當繽紛。

其中「法爾表演社會企業」(Phare Performing Social Enterprise)是較為少見的藝術表演類社企,致力於教育脫貧、藝術培力,主要由「法爾藝術學院」(Phare Ponleu Selpak),以及有東南亞的太陽馬戲團之稱的「法爾劇團」(Phare, The Cambodian Circus)兩部份組成:一方面透過藝術教育提昇能力,另一方面成立事業創造表演工作機會,讓受益人有能力為社會創造價值、 改善生活,達到可持續的經濟賦權效果。今年暑假,柬埔寨社企劇團、屏東排灣族青年,串連出台柬首次表演藝術交流計畫「Galju・看路」 。期待未來台柬雙方能有更多形式的對話, 透過文化差異重新詮釋彼此生活世界,深化理解、觸發想像,相信能激盪出更多社會創新的可能。

藝文創作跟社會責任有什麼關係?

舉了這麼多例子,讓我們回到本文最初的提問:藝文創作跟社會責任有什麼關係?創作自由跟批判思考有何共同點?藝文為何是社會行動的形式?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93-2003年間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給出了澄澈的答案。他是60年代布拉格諷刺詩與荒謬短劇作家,在經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後,面對政治鎮壓與蘇聯對捷克文壇的清洗,他覺察到:在集權國家,任何追求創作自由的藝術家、文學家,必然是政治異議份子。因為追求自由這樣的原罪,註定在集權國 家中被打為反動分子。

1977 年哈維爾因參與《七七憲章》起草,被當局逮捕審判入獄,遭遇殘酷的寫作控制與內容審查。他沉澱獄中非人對待的精神折磨,轉而思索人的自由意識、政治倫理、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在1984 年的演講稿《政治與良心》(Politics and Conscience) 中寫道:「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的關係時,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識,這種對自由的感受就是責任。」

身處台柬兩地,追尋自由的行動周圍,圍繞著一種巨大的冷漠,背後隱含的價值觀,大約可以描為:經濟至上的唯物論、動亂與戰爭的恐懼、管理主義的崇尚。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就需要釐清自由及其相反概念,作為這團迷霧中的指引。自由的反面不是管理,自由也不等於混亂失序、相對主義,自由並非不關心經濟價值創造。

自由的對立面是壓迫,根源於對差異的恐懼與排除,對同一性(identity)的無限上綱。如同吳哥窟巴揚寺(Bayon Temple) 四面同體的神秘微笑,壓迫長著五張異形同體的面孔:剝削、邊緣化、無能、文化帝國主義、 暴力。因此,追尋任何真正意義的自由,必然始於對壓迫社會關係的重新質問、替代方案 (Alternatives)的探索,最終導向包容肯認差異的價值創造行動,以及緩解制度壓迫的社會組 織轉型。在這個意義下,自由就是社會責任,面向大眾的創作自由就是一種社會行動。

下次來柬埔寨,不要管大象、鱷魚、蟒蛇了,去看看紀錄片、看看表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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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Meowmeowpoonai CC BY SA 4.0
巴揚寺(Bayon Temple)著名的「微笑四面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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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