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將華語視為應付日常的工具,30年後新加坡還會有華文社群嗎?

若只將華語視為應付日常的工具,30年後新加坡還會有華文社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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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教育部為什麼不能直接提倡「華人講華語」?澆熄興趣只是政策實施帶來的果,而不是決定政策的因。不提倡「華人講華語」最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在英文和華文,國民身份與種族身份這兩者間的衝突。

文:柳先生

當華文淪為工具時,我們還能奢望什麼?

新加坡書展5月30日拉開帷幕,第一天請來梁文道先生講「香港往事:在身份認同政治以外」,演講現場滿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輕人尤其寥寥可數。

梁的演講近兩個小時,談的主要是香港的國民教育和身份認同,但間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問題。提問環節有一位觀眾問他對香港「兩文三語」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兩文三語」其實更是對香港現有情況的描述,而在現有政策下每間學校具體的實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開始用普通話做教學語言,有的則是普通話當成另一門課,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學語言仍是粵語。哪一種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說,但以普通話或粵語作教學語言,卻肯定會決定30年後粵語的地位。現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輕易地以粵語讀完《滕王閣序 》或討論哲學,但閩南語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卻很難做到,原因便在於粵語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學語言。如果以普通話全面取代粵語作為教學語言,那30年後,或許香港人便再也沒法用粵語討論哲學了。

另外一位觀眾提問,說新加坡華文程度很難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難以華語做深度交流,問梁對新加坡華文有何看法。梁直說新加坡華文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把華文當成工具。他以自己學法語為例,法語對他而言就是一種工具,他可以在法國問路點菜,卻不可能去讀法文的福樓拜、莫里哀。

新加坡學生有辦法用華語討論哲學嗎?

這讓我直接聯想到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在一個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環境裡,我們現在的學生還有辦法用華語討論哲學嗎或者說,除了日常應用以外,新加坡的學生還有能力用華語來討論些什麼?從施政的角度來看,30年後,華文在我們社會裡應該是怎樣的一種語言?

日前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宣布語文特選課程將擴大到中學開辦,說了一番話解釋背後的用心,據報導摘其原話如下:

「我們必須善用學生對祖籍文化與歷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學習語言,而要有效地學習,我們要讓學習變得有趣並實用,少點壓力和負擔......告訴學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樣把母語學好,或許無法激發他們的興趣,還可能澆熄他們的興趣。但如果使學習成為發掘新加坡和國人身份的過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發學生學習母語的動力。」

把華文當工具,新加坡教育飽受詬病

只重語言技能,不講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溝通,不求深入掌握,將語言視為應付日常對話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華文教育飽受批評的地方

語特課程(指語言特選課程)和部長以上的談話,從某個方面來說,也算是對這種批評的一種回應:如果語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學來應付日常溝通的可有可無的工具,而是一種能用來了解文化,發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問題是,把華文當成工具時,我們能發掘的是怎樣一種身份?李顯龍總理在今年農曆新年致辭時提到了本地華族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那這身份和學習華文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是以前常說的「華人就該學華語」那一套嗎?照部長的說法,顯然不是。

部長並不支持「告訴學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樣把母語學好」的做法,反而強調「好奇心」。「華人學華語」是先天決定的,是強制的,「學華語你能更了解華人(自己)「則是後天學習的,有選擇的。有選擇的激發興趣,強制的則澆熄興趣。一方強調的是權利,另一方強調的則是責任。現在流行的是講權利而不是講責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說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這個國家做了什麼」現在聽起來多少已有些不合時宜,正是因為這句話把人民的責任放在權利之上了。

但若論身份認同與國民教育,則重點往往還是在責任而不在權利:英語你能不學嗎?國歌你能不唱嗎?國民服役你能逃嗎?不能,是新加坡男人到了法定年齡就該服兵役,是新加坡學生你從小學就該學唱國歌,學講英語。在社會上,在法律上,你的身份決定了你應該做些什麼,而且唯有盡了這些責任以後,你才會對該身份有更進一步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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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受訪者:能說好英語是認同國家身份重要依據

兩年前亞洲新聞台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CNA-IPS)曾對2千名國人進行調查,結果大約80%受訪者認為,能說好英語是認同國家身份的重要依據。這國家身份的認同便是由國家教育催生的,而非個人選擇所能決定的。固然國人可以在成長過程中自行發掘出自己的身份認同,但國民教育從來都只能是由上而下地對國民的身份認同進行塑造。發掘是自主的,塑造是外加的,能自主學習當然是好事,但外加的教育卻也未必就是不好的。

同理,能激發興趣的教育固然是好的教育,但強制的教育卻不一定無法激發興趣。「強制」這個詞聽起來像是有威逼的意思,但更多時候如果那是以一個預設的,默認的形式存在的話,當事人反而無法輕易察覺。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教育(尤其是國民教育),都有所謂的「理想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但大部分學生在求學時卻很少會意識到教育部所預設所期望的這些。

新加坡教育部的網站裡面也有清楚列明我們的DOE,說明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學成以後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所以現在談母語教育,我們就必須要問,通過母語教育我們希望讓我們的學生變成一個怎樣的人,擁有什麼樣的身份認同?如果是所謂的新加坡華人身份,那這身份究竟意味著什麼?必須跟這身份捆綁在一起的責任,或者說相關的教育成果究竟該有哪些?

政府通過英文建立新加坡國民身份認同

對這一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我們應該怎樣進行華語教學,怎樣看待語特和特選中學,教育部為什麼不能直接提倡「華人講華語」?澆熄興趣云云,只是政策實施帶來的果,而不是決定政策的因。不提倡「華人講華語」最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在英文和華文,國民身份與種族身份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華文固然可以建立華人種族的身份認同,但政府通過英文(未必是新加坡式)建立的卻是新加坡國民的身份認同。英文不能放棄是肯定的,於是在教育部一貫的論述底下,對能力有限的,只能掌握單語的學生來說,第二語言便成了「壓力與負擔。」既然是負擔,那學生還有什麼理由要去背負?

深怕母語(種族身份)威脅到英語(國民身份)的地位

教育部推行母語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於,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語的好處和重要性,比如學華語可以發掘身份,與中國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語(種族身份)威脅到英語(國民身份)的地位,於是母語所有的好處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義務的,可選擇,可廢棄的東西。講華語不是華人該盡的責任,學生「選擇」學華語,必是因為他察覺到華語的功用。

語特以前,母語最大的用處是日常溝通;語特以後,母語可以讓你了解自己的「祖籍文化與歷史」語文是可以應付外在世界所需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工具這工具是可以捨棄的,這好處也可以捨棄的,換言之,你的這層身份也是可以捨棄的:如果你不喜歡,或者你能力不足。

不帶身份認同的語言學習是不切實際的

早報記者黃偉曼在「多語才是資本」中提及她對雙語或多語社會的想像:「最理想的狀態應是華人也能說馬來語,異族同胞也能講華語」「當一位新加坡年輕華人的華文華語『不夠好』時,他不會因此感到自卑。」她認為教育部長的講話從宏觀來看,鼓勵多元語言學習,代表的是新加坡語言政策論述與思維的轉變,並認為這種論述可以讓語言學習回歸個人,讓我們從某種文化包袱中得到解放。

黃的論述聽起來很美好,但如果了解語言是如何建構我們的身份認同的話,我們就會明白,這種處於真空狀態,不帶任何身份認同的語言學習是不切實際的。語言學習固然可以回歸個人,但身份認同卻不是單憑個人意志就能決定的事。一個華人也不必為他華文不好而自卑,但他卻是萬萬不可能通過學習馬來文而發掘出自己的華人身份。如果照她的理想走的話,那新加坡人的國民教育是不是也能變得多語多元,讓新加坡年輕人不會為自己的爛英文自卑?我們有必要分清,個人的語文學習和整個社會的語文教育,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教育制度下的每一個語言都會有一定的包袱,這包袱不只是文化的,也是社會的。

如果不談身份認同,轉將理想的教育成果聚焦於學生的能力上面,那麼成績可能相對容易檢驗了:我們的學生還有能力用華語來討論些什麼不要說朗讀《滕王閣序 》,現在連那是什麼東西應該也沒有幾個學生知道了;用華語討論哲學對學生來說更是不可思議的:用英文不是更方便嗎這幾年我去過不少華文講座,不管講座內容為何,都絕對是全國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華語的適用範圍越縮越小

華文成為單科科目後,在學校的使用頻率與英語相比已經相當懸殊,再加上種種政治正確,華文的使用頻率便更是進一步縮減指示語為了顯得正式,改用英語;課程介紹會怕家長聽不懂,改用英語;一有友族在場,即使和華裔朋友講話,只因為要「尊重友族」,便也改用英語華語的適用範圍越縮越小,我們還能指望學生用這門語言來討論什麼,從這門語言裡發掘出什麼身份?譬如一個人手握毛筆但從不寫字,卻要他如何發掘出他書法家的身份?

演講的「理論總結」部分,梁文道向現場提出一個問題:

每個人都有各種身份認同(如中國人,香港人,佛教徒,男人,異性戀,人類等),那在這些身份裡面,哪一個是最重要的梁的意見是:我們其實不必強為我們的各種身份做出次序排列,我們不同的身份其實是對應不同環境需求的比如你過海關時需要出示護照,只說你是佛教徒並不管用;又如男人進了女廁,被視為變態時如果說對方是在歧視國籍,則是無理取鬧了。

借這個角度來思考,如果英語華語真的代表我們不同的身份,那我們什麼時候應該講華語?我們真的需要替這兩層身份分出先後嗎?

所謂的華文精英已是鳳毛麟角

新加坡華人社會自立國以來就有兩個不同的社群:華文社群裡的人一般家裡講華語,華文好英文差,英文社群的則相反,但兩者勢均力敵,斷不能遽判一方為精英一方為平民。教育政策以英文為尊,最直接的影響便是英文文化圈的壯大,華文文化圈的消亡。特選中學及語特表面上似乎秉承了華校精神,培養的都是熟悉華人文化的精英,但在英文作為第一語言的大環境下,所謂的華文精英其實已是鳳毛麟角。新加坡社會所謂的精英,可以是雙語人才,也可以是單語精英,但這單語卻只能是英語而不能是華語了。

那些原本在華文圈子裡的,在家裡講華語的子弟(如王部長,反對黨領袖劉程強等),便必須刻苦求學,讓自己的英文至少上得了檯面,才能躋身所謂的精英階層。而那些英文圈子裡的子弟,華文就算再不濟,也還有CLB這後門可走,無礙升學,無礙就業。華文能力絕對是一種可以帶來優勢的技能,甚至可用於國會辯論,但這能力卻又似乎和學外語或學鋼琴一樣,變成是精英拿來炫耀的文化資本了。

語特和特選中學處境尷尬

在這個大背景下,語特和特選中學的處境就格外尷尬:華文社群有人視之為聊勝於無的雞肋,也有人視之為逃避現實的拐杖;另一方面,因為只有少數學校開辦,又只有華人報讀,在英文社群裡就被批評為精英主義,種族主義。近幾年新加坡的英文評論界流行所謂的華人特權(Chinese privilege)的說法,特選學校便首當其衝,被冠上了「導致種族隔閡」的罪名。

對此教育部也推行了各項活動作為回應,比如讓特選中學學生學習馬來文,進行校際交流,推行馬來文淡米爾文語特等等。這些對策有沒有效暫且不論,但至少有許多人還是不滿意,認為那治標不治本,不如一舉廢除特選學校。

華校變成了一種種族主義,原本華文與英文之間的角力,也就悄悄變成了種族之間的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批評者並非全是印裔巫裔,英文圈子的華裔(也包括特選課程的學生)都在認真地「反省」。他們許多都是某個程度上的雙語精英,但他們卻無法理解華校支持者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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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Michael Coghlan CC BY 2.0

特選學校無法培育以華文思考的學生

這種英文圈子與華文圈子的溝通不良,正好側面反映出特選學校的致命傷:特選學校並沒有辦法培育以華文思考的學生現今新加坡當然仍有不少人是以華文思考的,其中許多也是語特出身,但他們之所以用華文思考,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家庭教育而不是因為語特。語特能做的,只是培養這些仍把華文當作第一語言的學生,讓他們能成為華文文化圈的生力軍,如何為語特提供更多以華文思考的學生生源,那才是新加坡華文文化圈存亡的關鍵。

30年後,新加坡還會有華文社群嗎?我想肯定還會有的。但講華語寫華文,卻很可能是老年社群和外來社群的特徵了。華文文化圈的消亡,將會讓這個社會日趨單元化,也會讓這個社會失去從英文世界以外看待問題的能力。

教育部長也說了:「我們須改變這個方向。相反的,應該是越多人讀語特越好,讓更多學生相信自己能勝任。這需要時間和努力達成。我們關鍵的第一步,就是把語特擴大到中學。」

如果教育部真的能讓母語的地位變得更接近英語一些,或許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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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新加坡紅螞蟻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