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將華語視為應付日常的工具,30年後新加坡還會有華文社群嗎?

若只將華語視為應付日常的工具,30年後新加坡還會有華文社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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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教育部為什麼不能直接提倡「華人講華語」?澆熄興趣只是政策實施帶來的果,而不是決定政策的因。不提倡「華人講華語」最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在英文和華文,國民身份與種族身份這兩者間的衝突。

文:柳先生

當華文淪為工具時,我們還能奢望什麼?

新加坡書展5月30日拉開帷幕,第一天請來梁文道先生講「香港往事:在身份認同政治以外」,演講現場滿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輕人尤其寥寥可數。

梁的演講近兩個小時,談的主要是香港的國民教育和身份認同,但間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問題。提問環節有一位觀眾問他對香港「兩文三語」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兩文三語」其實更是對香港現有情況的描述,而在現有政策下每間學校具體的實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開始用普通話做教學語言,有的則是普通話當成另一門課,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學語言仍是粵語。哪一種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說,但以普通話或粵語作教學語言,卻肯定會決定30年後粵語的地位。現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輕易地以粵語讀完《滕王閣序 》或討論哲學,但閩南語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卻很難做到,原因便在於粵語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學語言。如果以普通話全面取代粵語作為教學語言,那30年後,或許香港人便再也沒法用粵語討論哲學了。

另外一位觀眾提問,說新加坡華文程度很難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難以華語做深度交流,問梁對新加坡華文有何看法。梁直說新加坡華文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把華文當成工具。他以自己學法語為例,法語對他而言就是一種工具,他可以在法國問路點菜,卻不可能去讀法文的福樓拜、莫里哀。

新加坡學生有辦法用華語討論哲學嗎?

這讓我直接聯想到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在一個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環境裡,我們現在的學生還有辦法用華語討論哲學嗎或者說,除了日常應用以外,新加坡的學生還有能力用華語來討論些什麼?從施政的角度來看,30年後,華文在我們社會裡應該是怎樣的一種語言?

日前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宣布語文特選課程將擴大到中學開辦,說了一番話解釋背後的用心,據報導摘其原話如下:

「我們必須善用學生對祖籍文化與歷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學習語言,而要有效地學習,我們要讓學習變得有趣並實用,少點壓力和負擔......告訴學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樣把母語學好,或許無法激發他們的興趣,還可能澆熄他們的興趣。但如果使學習成為發掘新加坡和國人身份的過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發學生學習母語的動力。」

把華文當工具,新加坡教育飽受詬病

只重語言技能,不講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溝通,不求深入掌握,將語言視為應付日常對話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華文教育飽受批評的地方

語特課程(指語言特選課程)和部長以上的談話,從某個方面來說,也算是對這種批評的一種回應:如果語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學來應付日常溝通的可有可無的工具,而是一種能用來了解文化,發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問題是,把華文當成工具時,我們能發掘的是怎樣一種身份?李顯龍總理在今年農曆新年致辭時提到了本地華族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那這身份和學習華文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是以前常說的「華人就該學華語」那一套嗎?照部長的說法,顯然不是。

部長並不支持「告訴學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樣把母語學好」的做法,反而強調「好奇心」。「華人學華語」是先天決定的,是強制的,「學華語你能更了解華人(自己)「則是後天學習的,有選擇的。有選擇的激發興趣,強制的則澆熄興趣。一方強調的是權利,另一方強調的則是責任。現在流行的是講權利而不是講責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說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這個國家做了什麼」現在聽起來多少已有些不合時宜,正是因為這句話把人民的責任放在權利之上了。

但若論身份認同與國民教育,則重點往往還是在責任而不在權利:英語你能不學嗎?國歌你能不唱嗎?國民服役你能逃嗎?不能,是新加坡男人到了法定年齡就該服兵役,是新加坡學生你從小學就該學唱國歌,學講英語。在社會上,在法律上,你的身份決定了你應該做些什麼,而且唯有盡了這些責任以後,你才會對該身份有更進一步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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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受訪者:能說好英語是認同國家身份重要依據

兩年前亞洲新聞台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CNA-IPS)曾對2千名國人進行調查,結果大約80%受訪者認為,能說好英語是認同國家身份的重要依據。這國家身份的認同便是由國家教育催生的,而非個人選擇所能決定的。固然國人可以在成長過程中自行發掘出自己的身份認同,但國民教育從來都只能是由上而下地對國民的身份認同進行塑造。發掘是自主的,塑造是外加的,能自主學習當然是好事,但外加的教育卻也未必就是不好的。

同理,能激發興趣的教育固然是好的教育,但強制的教育卻不一定無法激發興趣。「強制」這個詞聽起來像是有威逼的意思,但更多時候如果那是以一個預設的,默認的形式存在的話,當事人反而無法輕易察覺。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教育(尤其是國民教育),都有所謂的「理想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但大部分學生在求學時卻很少會意識到教育部所預設所期望的這些。

新加坡教育部的網站裡面也有清楚列明我們的DOE,說明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學成以後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所以現在談母語教育,我們就必須要問,通過母語教育我們希望讓我們的學生變成一個怎樣的人,擁有什麼樣的身份認同?如果是所謂的新加坡華人身份,那這身份究竟意味著什麼?必須跟這身份捆綁在一起的責任,或者說相關的教育成果究竟該有哪些?

政府通過英文建立新加坡國民身份認同

對這一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我們應該怎樣進行華語教學,怎樣看待語特和特選中學,教育部為什麼不能直接提倡「華人講華語」?澆熄興趣云云,只是政策實施帶來的果,而不是決定政策的因。不提倡「華人講華語」最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在英文和華文,國民身份與種族身份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華文固然可以建立華人種族的身份認同,但政府通過英文(未必是新加坡式)建立的卻是新加坡國民的身份認同。英文不能放棄是肯定的,於是在教育部一貫的論述底下,對能力有限的,只能掌握單語的學生來說,第二語言便成了「壓力與負擔。」既然是負擔,那學生還有什麼理由要去背負?

深怕母語(種族身份)威脅到英語(國民身份)的地位

教育部推行母語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於,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語的好處和重要性,比如學華語可以發掘身份,與中國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語(種族身份)威脅到英語(國民身份)的地位,於是母語所有的好處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義務的,可選擇,可廢棄的東西。講華語不是華人該盡的責任,學生「選擇」學華語,必是因為他察覺到華語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