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把土耳其越推越遠，「俄土友好」將如何打破北大西洋公約防線？

土耳其向俄羅斯採購S-400防空飛彈系統的新聞已喧騰多時，從2017年川普（Donald Trump）制定《美國敵對國家制裁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後，土對俄的S-400採購案持續成為美國排除土耳其在F-35匿蹤戰機的開發計畫，與對其實施經濟制裁的理由，美土之間在S-400上的外交角力也從未停過。

多數讀者或許還記得2018年8月，美國以被土關押的美國牧師為由，對其實施雙倍鋼鋁關稅，造成土耳其貨幣里拉大跌20％，讓國外消費者搶至土耳其大舉採購名牌的「大好時光」。如今第一批S-400系統已從俄羅斯交付於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手上，說明了S-400與F-35兩項武器一直是艾爾多安不願放棄的目標，並認為土耳其有權力決定國防武器的使用。

但身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員的土耳其，俄土的交好的確讓西方國家繃緊了神經。

一戰後，土耳其國父凱末爾（Kemal Ataturk）建立政權，讓西化及伊斯蘭世俗化（secular Islam）成為新政權的建國方針。正因土耳其有如此親西方的政策與二戰之後的西方軍事聯盟體系，讓土耳其成為NATO盟國中極少數的伊斯蘭國家，且具有保衛NATO盟國東南翼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此外，美國於土耳其的印吉力克（Incirlik）空軍基地，配備了重要的空軍戰力及戰術性核子武器（重力核彈，gravity bomb），是二戰後NATO在中東地區重要軍事盟友，顯示出極大的戰略重要性。

由2004年開始掌政的現任總統艾爾多安及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不同於之前土耳其政黨的世俗理念。AKP理念是伊斯蘭民主政權，艾爾多安執政後與以色列的關係轉弱，與阿拉伯世界關係逐漸增強。同時，隨著舊冷戰的結束及中東地緣政治的變化，土耳其與美國及俄羅斯的關係也在微妙的轉變。

土耳其與美俄關係的變化，我們可以從三項事件來觀察。

第一件是2016年7月的軍事政變

當時雖然被土耳其民眾上街反制，政變最終以失敗收場。艾爾多安認為政變的幕後主使者是流亡美國賓州的居連（Fethullah Gullen），但美國拒絕引渡居連，使得艾爾多安懷疑美國在幕後支持此次軍事政變。

另一方面，在政變發生後，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立即表示支持艾爾多安的態度，相較於美國數日後才表態的曖昧態度，使得艾爾多安心中產生嫌隙，導致日後對美俄的態度有非常大的影響。加上外傳艾爾多安的總統專機在政變時刻，曾被美軍基地的F-16戰機追逐，成為了艾爾多安希望購買有能力擊落西方戰機的S-400地對空飛彈系統的原因之一。

第二件為敘利亞軍事行動

美國在中東地緣政治戰略上，支持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反對勢力，同時提供武裝及訓練扶持在敘利亞北方庫特族反抗組織。但土耳其視敘利亞庫德組織為土耳其國內庫德分離主義組織的分支，其國家利益與美國不同，反而支持俄羅斯倡議的阿斯塔納（Astana，哈薩克斯坦首都，現已改名為努爾－蘇丹（Nur-Sultan）停戰會談。這使得土耳其、俄羅斯、美國的三角關係在中東問題及軍事聯盟上有極大的變化。

庫德族獨立勢力一直是土耳其與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軍事行動上的一大問題點，美國依賴庫德族戰鬥力在伊拉克對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及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但提供精密武器給庫德戰鬥組織，引起土耳其政府疑慮，艾爾多安認為美國提供武器給境外庫德組織，將壯大土耳其境內的庫德分離組織的勢力，這成為土美之間在中東問題上主要的國家利益分歧點。

第三為美國傳教士事件

2018年8月美國因土耳其拘捕在土耳其境內的美國傳教士布倫森（Andrew Brunson），而對土耳其進行政府官員及經濟政策，此舉對土耳其對匯率及經濟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雖然隨著土耳其釋放布倫森，此事件及雙方制裁告一段落，但艾爾多安對美國的不信任已到達了高點，再加上土耳其的經濟不景氣對AKP的選情在近期選舉造成不利影響，這對艾爾多安進一步考慮依賴美國的利害得失。

事實上，美國總統川普經常性使用經濟制裁對盟友進行外交威脅的手段，已經引起包括西歐國家在內的盟國不滿，艾爾多安基於其加強土耳其的獨立自主的話語權的政治宣言，更對美國的單方美國第一主義展開強烈的反擊。

上述事由造成土美之間的嫌隙，而身為NATO主導的美國強勢作風，讓土耳其不免對國家的未來多些思量。

土耳其防空飛彈系統與NATO

土耳其早在1952年便進入NATO，成為北約組織在歐洲東南翼的主要軍事防衛盟國，土耳其在北約有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陸軍實力，並於冷戰期間參與韓戰與美國並肩作戰。在911反恐戰爭中，土耳其也曾派兵協助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但在冷戰結束後，北約的戰略方向由俄羅斯轉為伊斯蘭國家，而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也屢屢被阻撓，艾爾多安以伊斯蘭民主政權為核心價值，往往引起西方的猜忌，這使得土耳其在北約組織的地位產生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