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道德力》:儒家仁義道德的背後,是「自我中心」的權力意志

《日本人的道德力》:儒家仁義道德的背後,是「自我中心」的權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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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學跋扈的江戶時代,滔滔不絕地談論道德,將中國禮讚成「聖人之國」、「道德之國」。與其相反,在談論上無法停止的,則是日本一開始就不是仁義禮智信的國家,也就是無道(德)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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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文雄

關於戰爭與和平之史說和史觀的對立

關於戰後日本的道德退廢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戰爭觀在戰前與戰後產生大轉變,加之由於分裂和對立,歷史觀也混亂起來,不是這樣嗎?

與戰爭成為相對概念的「和平」,關於它的概念也是如此。例如,如同金科玉律般擁護和平憲法的集團始終存在的同時,也有以一國之內的和平主義、空想的和平主義、念佛的和平主義或奴隸的和平主義來戳破它的人存在。「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在現在的混亂下,為其下定義相當困難。

所謂的「不得殺人」是人作為文明人的道德觀之一。但是,殺惡人和罪人不行嗎?遭受侵略時,保衛集團的生命和財產不行嗎?戰爭果真是惡嗎?這樣的提問也相當多。被侵略的話,相較於迎戰,所謂舉手投降的奴隸和平主義者,於戰後的日本學者和青年中佔了不少。而他們卻把這點當成是驕傲。當然,也有完全反對這點、決意奮起而戰的人存在。

於此,把戰爭當作惡的想法如果成為話題的話,那麼,作為二十世紀主流思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絕不會如此設想。列寧把戰爭分成「正義的戰爭」和「不義的戰爭」,將「解放戰爭」看成是「正義的戰爭」,可以說就是義戰。

即便孟子以「春秋無義戰」一語道破,阿拉伯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將其與歐米基督宗教徒的戰爭理解為「吉哈特」(聖戰)。有如這般大義對正義的戰爭遠從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開始就一直延續著。這就是戰爭。

戰後日本的戰爭觀與戰前相較,雖然完全逆轉,然而,也不能說戰後的戰爭觀就有所統一。這樣的戰爭也關連著歷史認識,亦即,即便「自虐史觀」成為一定時期戰爭史觀的主流,但絕對不可能支配所有日本人的戰爭觀。

戰爭觀和受其影響的歷史觀,以及因著教育環境和大眾媒體而有的特定概念,雖然受灌輸而來,但是對所有日本人朝「全體主義」的戰爭觀或歷史觀的方向洗腦,實際上也不可能。

隨著進入民主主義的時代,多樣化的價值觀被容許,道德觀的多樣化也不可避免。因此,從所謂「不能殺人」之論開始,直到「戰爭與和平」為止的價值觀、歷史觀的差異和對立便被催生出來,在傳統的價值觀上引起崩壞和混亂,而招致道德的退廢。

道德論對立之由來

對於儒家道德的評價,我認為從江戶時代開始到今天為止,在哲學與倫理學者及年長者之間也相當高。然而,在我接觸儒家道德論的時候,心裡卻浮現相當程度的違和感。

日本朱子學的最盛期,恐怕是江戶時代的初頭,也就是應該從朱子學國教化後開始的吧!為了政權的安定,以儒教為機軸的體制化任務是必要的。中國的歷史也有這樣的故事。

在朱子學跋扈的江戶時代,滔滔不絕地談論道德,將中國禮讚成「聖人之國」、「道德之國」。與其相反,在談論上無法停止的,則是日本一開始就不是仁義禮智信的國家,也就是無道(德)之國。

例如,儒者荻生徂徠在其《太平策》中說:「所謂我國之道等等的東西,實為什麼也沒有,根本無須明論。」直接面向這個徂徠之論而提出反論者,是本居宣長。

算不上談論的談論何其多!宣長在其《直毗靈》中,直視中國的歷史現實,而駁倒了徂徠之論。

「漢國的歷史狀況,淨是混亂和跋扈不是嗎?」

「相對於它,皇國毋寧在平安中穩定地自我管理。」

宣長的反論確實植基於史實上,單單的一擊就讓人稱快。

老子從古代以來也就已經這樣指出了。

「漢國之屬由於道貧,卻反而特意談論所謂的道之事物」,宣長以「皇國事實上由於有道,便沒有道之類的言語,雖然沒有言語,道卻著實存在著」像老子一樣地提出反論。

若藉宣長來反思,「仁義道德」是自縛生命之頑固態度下的偏理狹論,可說其背後隱藏著自我中心的權力意志。

從義與利對立的儒家思想而來的義即利的功利主義

義與利是必然對立、無法兩立的倫理思想。作為思考,其從孔子的時代開始落實。尤其,就孟子是頑固至極的義之主張者來說,孔子經常「仁」不離口;孟子毋寧反覆不斷地強調「義」,或「仁義」。

孟子的〈見梁惠王篇〉相當有名。孟子謁見梁惠王時,在推銷儒家道德之際,惠王開口第一句話以「先生來到我國,是為了教導什麼是有利的東西嗎?」探尋來意,孟子也傲岸不遜地以「只有義而已」制服惠王。在我高校時代,由於被強迫背誦《孟子》,其便成為記憶深刻的名句。

「義」在正邪的邏輯中,是意味著「正」的理所當然的規範。與其相反,在正邪的邏輯上,利是意味著「邪」的非道德行為。在完全無法兩立的對立的概念上,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作為君子,應該尊崇義,捨棄個人的利益、欲念,斷絕執著,改變惡習,守護社會全體的利益、正義之謂者,為儒家的主張。不應該只考慮單個人的私利。

作為君子,與小人有別而對義加以守護。因此,而受到尊敬。

從儒家思想來看,義為公,利為私。

但是,在中國的戰國時代,楊子的利己主義和墨子的「兼愛」(博愛)主義風靡一世,其被稱為「非楊即墨」的時代。

墨子主張兼愛交利,天下紛亂,所描述者,是由於人人彼此欲求己身之利,而不顧他人之利。根據墨子,愛這件事是給予對方利益,結果,這項利益又回歸自身。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者是所謂的仁人。

但是,義是什麼,正義是什麼,因著個人,因著集團,未必是價值觀一致的東西。人有多少,義就有多少。由於人人各自以己義為是,以他人之義為非,互相爭奪,交相非難,天下於是大亂。

宋代是理氣之學流行的時代。程顥、程頤(程伊川)是理學的開創者。確認「理」(道德的理性)和「欲」(感性情欲)的對立,對「義」和「利」分別往「公」和「私」去解釋。將義與利的對立思考為「非義即利」、「非利即義」。避利趨義,被認為是聖人,反之,則是小人。因此,去「人欲」、存「天理」之事被提倡。

沒有普遍的道德基準

在過去的中國,有所謂「男女七歲不同席」之習俗,這是由於男尊女卑社會的緣故。尤其關於女子有各種各樣的「德」。所謂的「三從四德」作為美德被尊崇。根據有名的探險家庫克船長的紀錄,據說在當時(十八世紀)的中國,男女同席而共食之事被嚴格禁止,未婚男女的性行為也是錯誤的。

誠然,風俗的差異是因民族,或因時代而相異,這算是常識。特別是所謂習俗的東西,我覺得進入近代之後,被視為奇習的狀況也相當多。在此處,有自古以來作為「德」被傳承下來的東西。在過去日本小學校的教科書中出現的「姥捨山」即是一例吧!道德的基準因社會之不同而有別。

根據近代英吉利的哲學者大衛・休姆的研究,古希臘和羅馬的習俗,和他那時代的英吉利相當不同。在古代,以妹為妻、自殺等等似乎受到讚賞。

所有從我們看來為「真」的普遍的道德基準等等都不存在。現在也是如此。但是,進入近代,雖然普遍的道德觀漸漸地形成,但差異仍持續存在著。至少資本主義國家與所謂中國和北朝鮮等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所不同。米國的正義和伊斯蘭的大義確實不同。連日本和米國也不可能存在完全價值觀的共有。並且,根據政黨也有不同。

因此,最終在這裡,會發生文化的摩擦、文明的衝突。

相關書摘 ▶《日本人的道德力》:戰後的日本人對「愛國心」仍有強烈的抗拒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人的道德力:超越道德的日本精神》,前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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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文雄
譯者:黃柏誠

存在於戰前日本人心中的文明泉源──
「超越善惡」的日本精神,追求「美」的價值觀,
如何煉成放眼世界、引航東亞的道德力?

擁有豐厚歷史與文化內涵的日本人,向來以「美」為最高道德價值。整齊、有序、和諧、繁榮、重視禮儀的進步形象,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武士道精神,是全世界對「大和民族」的第一印象。但戰後以來,日本似乎也出現了「道德退廢」的危機,不但殺人犯罪、政府貪污、官僚醜態、企業失德等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頻頻發生,年輕一代的日本人對國家的認同也日益薄弱。日本人不禁自問:日本的道德怎麼了?日本的未來會往何處去?

本書為旅日台籍暢銷作家黃文雄(Ko Bunyu)長年旅居日本,對日本社會詳加觀察,並探究日本的思想與文化淵源,挖掘日本歷史上各式文化理論的論集。

不同於日本研究者的自我理解,本書從台灣的觀點與台日共同的歷史經驗出發,揚棄儒學善惡對立的框架,直接深入日本文化深層的意識與內涵,揭開日本人心目中「超越善惡」的終極價值,並藉由日本關於「美意識」的道德傳統,反思東亞文化圈內的中國道德與曖昧模糊、外儒內法的專制文化,打破華人虛偽的道德觀,以日本為借鏡,為台灣文化內涵的提升,揭櫫確實的方向和方法。

日本人的道德力
Photo Credit: 前衛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