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室裝監視器算不算「侵犯隱私」?歐洲人權法院這麼說

大學教室裝監視器算不算「侵犯隱私」?歐洲人權法院這麼說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合理隱私期待概念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並為我國所接受後,在判斷是否存有隱私侵害有其無可挑戰的權威。但從歐洲人權法院的觀點,這概念也許不是那麼的有用⋯⋯

文:CK的雜談筆記

大家知道嗎?在公共場所中時常會有存在著隱私權的侵害,倘行為人未以他人非公開之身體隱私部位,或其他落入《刑法》第315–1範疇為其侵害之客體,基本上我國舊有實務在接受了美國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ception of privacy)的判斷標準下,其實難認有法律責任[1]

不過,在釋字第689號解釋認為[2],即便人處於公共場所,亦享有隱私權對其之保護後,如何具體化此情況的合理期待為何,或是是否應該放棄此項標準,即有詳加探究之必要[3]

歐洲的情況又如何呢?

將視角轉向歐洲,位於法國史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則是希望走出一條認為所謂的合理隱私期待(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s a significant though not necessarily conclusive factor)。歐洲人權法院在2017宣判之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4]一案做出這樣的宣示,或許可以供吾人好好省思合理隱私期待概念之價值與意義,簡單概述該案內容如下:

「位於蒙特內哥羅的國立蒙特內哥羅大學(University of Montenegro)兩名數學系的教授表示,學校在他們授課的地方裝設了兩隻攝影機,攝影的內容沒有被有效控制,這實為對其隱私之侵害。」不過蒙特內哥羅法院卻未採納其主張,因為其所授課地點為大講堂,為一公共場合,自然沒有隱私侵害的問題。

AP_130731135962
Photo Credit: Mark Lennihan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先將多數意見保密,聚焦在協同意見跟少數意見上:Vučinić與Lemmens法官提出的協同意見,強調作為老師的申訴人與學生在禮堂的互動並沒有純粹的社會本質,在該禮堂中,教授被允許的行為或是表演,可能在課堂外永遠不會做出,老師對此可能懷抱著合理的隱私期待。當然也有例外狀況,例如講座用於教育目的時,這樣的攝影可以給缺席的同學使用,但本案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5]

協同意見(英語:Concurring opinion)
法律術語,源自於英美習慣法,是一種由法院中的法官撰寫的法律意見書。當法官同意主要意見書的決定,但是他同意的理由與其他法官不同時,法官可以獨立撰寫協同意見書,以陳述自己的意見。 當法官之間意見分歧,無法形成絕對多數的主要意見書時,可能會出現數個協同意見書;而得到相對多數支持的協同意見書。這點可以參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7條,雖然之後改成憲法訴訟法,只是還沒施行
意見分歧的判決

由Spano、Bianku跟Kjølbro三位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則是認為多數意見在公約第八條的私生活中,做了過於廣泛的理解[6]

三位法官認為,在大禮堂架設攝影機與私生活根本毫無關係,尤其考量該案之申訴人早已獲得通知、所攝影者為申訴人之專業活動、攝影是遠程的而且沒有錄音、影像模糊難以辨識個人,錄影只能由該學院的院長接觸且30天之後自動消除[7]。結論是,申訴人作為大學教授,且在大禮堂進行專業活動而不是在其辦公室,其合理的隱私期待,假設存在的話,也是相當有限[8]

必須符合社會價值的「合理隱私期待」

另外提出合理隱私期待概念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Harlan認為,合理隱私期待之要件有二:

  1. 一個人已經表現出實際的(主觀的)隱私期待
  2. 該期待被社會標準承認屬合理的[9]

而後者,即客觀的合理隱私期待,也是目前在「合理隱私期待」的重點。也就是說要捍衛自己的合理隱私時,不僅是想要當事人要表現出來,並且還需要符合社會標準價值觀念。

不過,歐洲人權法院前開案件的協同意見以及少數意見之爭論,某程度也凸顯了客觀之合理隱私期待概念,難有社會標準承認之共識。也因此,被多數意見採納,較與合理隱私期待概念無關的解決方式,成為了歐洲人權法院類似議題之穩固見解,Harlan是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人,他一開始的想法認為有主觀跟客觀的差異存在。但是主觀在公共場合的狀況很難被確認,所以之後大家在的研究跟判決的重點還是放在客觀上,即社會上的共識為何。

這個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可以看到其實社會上共識也很難認定,否則也不會有協同意見跟不同意見,因此歐洲人權法院用了同一個概念,但是得出不同結論,所以即便是客觀合理隱私期待,由目前看起來成效不大。

法官 Close-up view of brown wooden mallet of judge on wooden table, law concept — Photo by SergPoznanskiy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多數意見,是是怎麼想的呢?

合理隱私期待這個概念,以及這個概念可能不是那麼的有用,我們在下面會多看幾個案例,觀察在各個情境下,多數意見是怎麼想的。

在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這個案件中,多數意見認為,蒙特內哥羅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理由在於,私生活可能包含專業活動(private life might includ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而本案的情況即是如此。而裝設監視器的行為在蒙特內哥羅法院,從來沒有被認為有隱私權侵害,所以完全沒有考慮裝設監視器的法律上原因,更有「監督教學」這完全非合法原因,卻被內國法院所認可。此外,亦只有學院的院長有權接近這些被儲存的資訊[10]。歐洲人權法院認為,這與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之要求有違。

簡單來說,歐洲人權法院在本案走的路線,大致將傳統隱私權侵害的途徑,轉以個人資料的保護來處理。在數位化的浪潮下,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以轉化為資料被儲存以及利用。這些資料既然可被辨識,即還原成特定個人,或是與特定個人連結,因此,傳統上關於隱私權的議題,在歐洲人權法院即會以個人資料來處理。不過,這方面的細究,實在沒有如此簡單,以下面兩個類似的案例為例:

案例一[11]:保險公司跟監車禍受傷者,有侵犯隱私權嗎?

Mehmedovic先生某日在搭乘巴士時發生車禍,其主張因該車禍遭受之傷害造成終身的勞動力減損,從而向保險公司主張保險金1,777,353歐元。保險公司對此起疑,在2006年,挑選四天聘請私家偵探對Mehmedovic先生為跟監攝影,但拍攝與錄影之皆僅該夫妻處於公共場域中。保險公司獲得的資訊顯示,Mehmedovic先生所受之傷害並沒有如他所稱的嚴重,對此,Mehmedovic夫妻對保險公司這樣的行為認侵害其隱私權,而在瑞士的法院起訴,但一路敗訴後,本案終至歐洲人權法院。

但是,歐洲人權法院卻認為,瑞士聯邦政府並沒有違反公約第8條,理由在於,本案所涉者為商業保險,被保險人與保險公司是在私法之下。而瑞士內國法院也仔細審酌、分析兩造雙方背後的利益,而認保險公司代表的利益與申訴人相較實具壓倒性,從而對其為跟監之措舉即屬合法。

案例二[12]:靠跟監計算撫卹金標準,算人格上的攻擊嗎?

Vukota-Bojić女士在1995穿越馬路的時候,被一台摩托車撞倒使其背部著地[13]。最初,Vukota-Bojić女士被檢測出頸部受傷,而其顱內可能也有受損。保險公司懷疑其所受傷害未達全殘的程度,遂與其多次就殘疾撫恤金額有爭執,卻被法院判決敗訴。

2005年,保險公司邀請其再做一次醫學檢驗卻被拒絕後,保險公司遂聘請私家偵探,針對其進行跟監,並做出相當詳實的報告[14]。根據此份報告,保險公司委任的一名神經學博士H,認為Vukota-Bojić女士的勞動減損只有10%,保險公司遂願意以此作為基準計算每日津貼與撫卹金予Vukota-Bojić女士[15]。然其不服,遂向社會保險法院尋求救濟。其表示,失能的撫恤金應該至少以70%為計算基準,同時其也要求保險公司應就拖欠的津貼負擔利息,且其受私家偵探監控的資料應該予以永久銷毀。Vukota-Bojić女士抱怨,跟監之措舉不但不恰當且應受譴責,此為對其人格上的攻擊[16]

Team of Internationally Wanted Teenage Hackers Infect Servers and Infrastructure with Ransomware. Their Hideout is Dark, Neon Lit and Has Multiple displays.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先說結論,案例二的結論是,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瑞士敗訴。但是,兩個都是瑞士的案件,兩個案件都跟保險有關,也跟私家偵探對於個人在公眾場合之活動作紀錄,為何結論會不一樣?有空的讀者可以先好好想一想,之後作者會將歐洲人權法院就類似案件的審酌因素做大致的交代。

參考文獻
  1. 如台灣高等法院98年上字第108號民事判決:「……經查,該等照片之拍攝地點為北投湯瀨溫泉餐廳,乃上訴人所自承。該三張照片有自餐廳窗戶拍攝、有於餐廳門口拍攝,或於馬路上拍攝,其拍攝地點均為公眾得出入之場合或公眾得共見共聞其行為之地點,要不具備隱密性。上開照片內容雖為上訴人之私人活動,惟不具對隱私之合理期待,縱被上訴人加以拍攝、刊登,不能認係侵害上訴人之隱私權。」
  2. 見689號解釋理由書:「…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3. 目前最高法院似乎僅針對GPS偵查表示過意見,見我國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而有無隱私權合理保護之期待,不應以個人所處之空間有無公共性,作為決定其是否應受憲法隱私權保障之絕對標準。即使個人身處公共場域中,仍享有私領域不被使用科技設備非法掌握行蹤或活動之合理隱私期待。」
  4.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43
  5.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Joint Concurring Opinion of Judge Vučinić and Lemmens, § 4
  6.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Joint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pano、Bianku and Kjølbro, § 9
  7. Id. § 10
  8. Id. § 12
  9. 原文:「…My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that has emerged from prior decisions is that there is a twofold requirement, first that a person have exhibited an actual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second, that the expectation be one that society is prepared to recognize as “reasonable.」
  10.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 53
  11. ECHR Mehmedovic v. Switzerland, no. 17331/11, 2019
  12. ECHR Vukota-Bojić v Switzerland, no. 61838/10, 2016
  13. Id. §6
  14. Id. §25
  15. Id. §30–31
  16. Id. §32
延伸閱讀

本文經CK的雜談筆記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