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障礙者的另一種出路:有利於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小作所、庇護工場

身心障礙者的另一種出路:有利於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小作所、庇護工場
Photo Credit: 唐氏症基金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的小作所、庇護工場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穩定的影響不容小覷。它們能讓障礙者有謀生自立的機會,也讓家長得以稍微喘息放鬆。然而,這兩個社福機構存在待解決的問題

文、圖:唐氏症基金會

關於經濟,一直是許多人關注重點,但比起複雜的學理,眾人卻容易忽視社會福利能帶給經濟、社會的影響。我們很容易以為,社會福利便是把錢丟往一個不知去向的錢坑;社會福利會排擠國家的其他投資支出;社會福利,對於經濟發展一無是處。但,真的是如此嗎?

在所有社會福利機構中,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的小作所、庇護工場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穩定的影響不容小覷。然而,現行社會中,此二社福機構卻仍存有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社會大眾一同努力,使它們的效益發揮到最大。

渴望工作的身心障礙者?

依據衛生福利部105年最新調查,15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約112萬,列為勞動力人口的只有近23萬。然而,其他89萬被列為非勞動力人口的身心障礙者,當中「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的數量,卻常常被人忽視。

普遍身心障礙者其家長的心願,莫過於孩子自立、進入職場就業。為何家長們沒有勇氣鼓舞孩子進入職場的最大因素:覺得自身未做好準備。而小作所、庇護工場便是培養進入職場的入門途徑之一。

唐氏症基金會投稿_1
Photo Credit: 唐氏症基金會

何謂小作所、庇護工場?

1、小作所

進入小作所的資格,是年滿18歲(特殊需求者年齡可向下延伸至15歲),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小作所一天的作息中,會有四個小時從事作業活動,每間小作所從事的作業內容不盡相同。以唐氏症基金會所屬小作所「天生我才台中南屯站」為例,有手工皂製作、包裝代工、清潔工作等等。

另外,小作所亦著重身心障礙者的自主培養,在每週的社區活動,他們會去小作所附近的景點,該去哪個景點、該怎麼去、中午吃什麼,通通都由障礙青年自行作功課、討論,並非老師說了算。藉由小作所的服務,能夠培養障礙青年正確的工作態度、維持並進一步發展能力,以及維持人際交流。最終,如能讓他們的能力提升至足以進入職場,則是所有工作人員最欣慰的結果。

2、庇護工場

針對年滿15歲以上具備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具有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經評量結果為「適合庇護性就業」者,能選擇進入庇護工場。在庇護工場工作是一種正式的雇用關係,受雇員工的薪資可以依其產能核薪,不受基本工資限制,但仍受勞基法保障,享有勞健保,以及一般勞工福利。

小作所、庇護工場的需求到底有多大?

1、定額進用身心障礙、庇護工場的就業人數,遠遠不及需求量

108年四月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逾8萬3千人,對照同年五月庇護工場可提供之就業人數,僅2,016人,兩者相和人數約8萬5千人。然而,目前15~64歲身心障礙人口數約63萬多人。等於是將近八個身心障礙者,只有一個正在就業。

2、有多少身心障礙者到了不該到的地方

身心障礙者的功能發展與大家一樣,需要持續的刺激、學習,才能維持生活機能,否則衰退得比常人快。離開學校體系,如果因為沒有適合去處,讓他們只能待在家中,或者能力本來可以進到庇護工場或小作所,卻因為數量不足,只能選擇以照顧為主的日間照顧服務,少了持續提升的刺激,顯得十分可惜。當然,日照絕對有其需要,但要使身心障礙者的能力持續提升,就需要有適合其發展的安置地點。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不斷開展小作所服務,對於身心障礙者幫助甚大。然而,在身心障礙者人口較多的區域,小作所的數量仍不足夠,亟待解決。唐氏症基金會旗下所屬小作所,許多皆有等候名單,甚至排到十幾號,遑論視野拉到全國。

3、家長對於孩子自立的渴求超乎你我想像

身心障礙孩子從教育體系離開後,即進入人生重要的分水嶺,那下一步到底該去哪裡?不同的身心障礙所面臨的職場困境皆不相同,相較於其他障別,職場對於心智障礙者(如唐氏症、腦性麻痺、自閉症等)的接受度普遍較低,除了少部分的心智障礙者有機會進入職場,其他的出路選擇則是日間照護中心、小作所、庇護工場、街頭藝人,或是選擇長照體系等。

不同的服務有著不同的收案標準,代表了不同的障礙程度,而象徵能力較好的街頭藝人、小作所、庇護工場,往往是家長擠破頭的優先選擇,盼望孩子能夠進入。曾經看過家長,因為孩子評估未通過,無法成為其中一員,三番兩次懇求給予再次評估的機會,甚至透過各種可能的資源拜託,無非就是期待孩子能夠有持續學習的機會,創造進步的空間,為未來自立生活做準備,孩子的工作慾望和家長為未來做準備的渴求一樣強烈。

唐氏症基金會投稿_2
Photo Credit: 唐氏症基金會

為何小作所、庇護工場有利經濟?

(一)創造一千萬的收入

許多心智障礙者其家長為了照顧從學校畢業後的孩子,只能放棄工作全職陪同。然而,小作所、庇護工場的服務,讓家長得以喘息,使其有多出的時間得以工作。

若以108年台灣平均年所得計算,單人平均所得約為62萬 / 年,以女性初婚年齡30.2歲、孩子高中畢業時約為48歲,到孩子能力退化離開小作所或庇護工場,每位家庭照顧者大致還可以有16年的可工作時間,若投入勞動市場,可為家庭爭取將近一千萬的總收入。

(二)身心障礙者得獎勵金、薪水,離自立生活更近一步

每一個小作所幾乎都會依據小作所學員的實際表現,衡酌小作所的營運情形,給予一些獎勵金;庇護工場則是依據其產能給予薪酬。此些獎勵金、薪水來源,是承辦單位販售商品或勞務的所得,讓這些障礙者可以實際參與經濟上所稱的生產行為,對於國家經濟亦盡了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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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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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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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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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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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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