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書評:越優秀的人社經地位越高,是普遍存在的錯誤認知

《收入不平等》書評:越優秀的人社經地位越高,是普遍存在的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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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法翻轉階級並不完全是自己不夠努力,而是政策制度造成的貧富不均,連帶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收入不平等》一書中舉了許多的例子,證明只要制度有所改變,就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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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焦糖 陳嘉行

某次朋友舉辦的生日聚會,雖然和壽星認識不深,但也是常來我餐廳消費的熟客,基於受人照顧就想回報的社交天性使然,便參加了,但一到現場就被豪奢的派對震懾住:現場賓客依序到拍照背板前和壽星合照、生日禮物就像百貨公司周年慶般堆在一旁,無論男女都頂著講究的妝容服儀,當下我立刻產生跑錯棚的感覺。

高級飯店的服務生端著香檳、紅白酒穿梭其中,壽星向身旁友人介紹我,對方問我做什麼的?我說:「開越南餐館賣河粉的。」對方回覆了一個禮貌的微笑,即便後來別人問起同個問題時我改口說:「主持兒童節目的。」得到的反應還是一樣。

當我心情愉悅地享受美味的訂製蛋糕,卻聽著周圍的人自然切換起英語模式交談時,有種不理性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尤其當我發現他們對眼前的蛋糕無動於衷,更自責沒見過世面且不懂社交禮儀。明明都是壽星的朋友,但我卻有種格格不入的孤立感,只想趁人不注意時逃離現場。

這樣的不自在感,是因為派對顯現了我的階級標籤——透過陌生人的眼神、刻意的微笑及禮貌性的溫柔中。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能夠體面地立身社會,不必因為明顯的貧窮而蒙受屈辱與烙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這場生日派對便體現了《收入不平等》一書中所探討的,貧富不均是如何影響社會現象,以及人們在精神與行為上的質變。

人們普遍存在的錯誤認知——越優秀的人社經地位越高——同樣會把這樣優秀成功的基因遺傳給下一代,所以階級的向上竄升或向下沉淪完全憑自己的努力。只是現在的科學研究證實,人在一生中所能遇到的事物以及最終獲得的社會地位,都是由不可預測的偶發事件所致——白話說就是純粹靠運氣。因此個人能力與社會關係存有特定連結,但其因果關係恰恰與我們的偏見相反,社會地位並非由天賦決定,反而是社會地位形塑個人能力、興趣、才華與成就。

紐西蘭心理學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的研究顯示,二十世紀以來不同國家的智商測驗分數皆能不斷躍升的原因,來自於工業革命後的社會對於學校教育、工作專業、休閒活動的要求提高,所以是社會環境改變提升人類智商,而非先天遺傳差異,因此窮人家的小孩能力普遍較差並非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事實,只要能改善貧困環境,就能減少認知能力的傷害。在美國貧困家庭的小孩只要參加「早期啟蒙計畫」(Early Head Start)等針對父母與兒童的社會服務,貧窮對於兒童認知能力造成的影響就會有所抵銷。

位於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人們,總是抱著只要努力就能翻轉階級的希望,但在不平等的制度框架中,這是一場從出生時便是逆風開局的賽事,所以當發覺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都顯得徒勞無功時,就會不斷地自我否定,這股焦慮與憂鬱又將影響到生活、工作、伴侶與親子關係,於是貧富不均造成的問題便因此過繼到下一代,而我們卻自虐地認為一定是自己做錯什麼,才導致這般下場。

朋友們,如果大家讀到這邊就知道,無法翻轉階級並不完全是自己不夠努力,而是政策制度造成的貧富不均,連帶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收入不平等》一書中舉了許多的例子,證明只要制度有所改變,就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以教育與文化階級而言,芬蘭在四十年前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取消能力分班,並在課綱範圍內讓學校及老師自行調整授課內容,同時縮減學生的到校時間、較少的考試、延長下課休息時間等完全相反於台灣人認知的教育方式,但芬蘭國民的教育程度卻突飛猛進,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體制中,學生較能克服家庭背景的資源限制,在課業上有超乎預期的表現,這就是教育帶來的真正平等。

最初只想輕鬆當個純粹讀者的我,收到時報出版的邀約後卻在閱讀書稿時深深倒抽了一口氣,這些學術論文及研究報告正是我的人生體驗啊!我也深信大多數人跟我一樣都活在頂端下方甚至多災多難的底層社會,希望大家閱讀後能饒過自己,收獲更多的智慧與科學認知,並進一步化成實際行動改變社會,讓台灣社會越來越平等。

我一直很慶幸活在已經是自由民主有投票權的台灣社會。我們能夠透過代議制度選出好的政治人物,也能透過政黨制定改善貧富不均的政策,所以拜託各位讀者好好審慎思辨自己手中的那一票的意義——不僅為了自己,同時也是為我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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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