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如今,日本的中國政策面臨重大的兩難困境

《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如今,日本的中國政策面臨重大的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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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毫無疑問,只要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沒有正常化,日本的安全就常常面臨著潛在的危機。但是,不解決賠償問題、不結束戰爭狀態就承認中共——就算日本做到了這點,也宛如抱著炸彈入睡,日本的地位會極其的不穩定。

文:高坂正堯

(本書的初版發行於一九六五年)

何謂中國問題

如此想來,中共革命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在數次失敗後,革命給中國帶來了民族革命與產業革命的組織基礎。直到一般被稱為現代化的現象——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產業革命——步入正軌為止,中國必須經歷極其困難又漫長的過程。原因在於,中國幅員遼闊,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鬆散。

也就是說,在中國曾經有文明圈,但沒有存在過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利何有於我哉」這一名句說的那樣,一言以蔽之,中國的普通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除了這種漠不關心,以皇帝為頂點的官僚機構存在於表面,其最下層是縣吏。然而,官僚機構卻沒有延伸到村落。並且,被稱為士紳的富農階級是官僚制與普通村民的紐帶,他們手握地方實權。眾所周知,到了清朝末年,隨著皇權的衰弱,這種地方分權日益強化,最終在軍閥時代達到頂峰。

不改變這種權力結構而推動現代化的嘗試失敗了,這並非不可思議。在西方文明較早傳入的沿海地區與長江沿岸,這種現代化止步於借貸外國資本而興建的工廠等。這些新建的工廠與中國的家族制度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財閥。無論如何,沿海地區的工業化與大多數中國人民之間沒有密切聯繫。評價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功績是困難的,尤其在「他是否曾經試圖插手地方上的權力組織」這一問題上,人們的意見存在分歧。但是,不管怎樣,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時,地方的權力結構沒有發生過變化。

然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憑藉與日本軍隊打遊擊戰,成功地建立了以農村為基礎的軍隊。當日本投降時,毛澤東指揮著百萬大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根植於村落的權力組織。這樣的軍隊打敗了宛如「無根之萍」的蔣介石的軍隊,這是理所當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世界第四的軍隊,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隨著中共贏得內戰,這一誕生於中國北部的權力的組織基礎擴張至全中國。中國從此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可以強有力地推進產業革命。

在理解「中國在國際政治這一權力鬥爭中的位置」的問題上,這一事實極其重要。在表面上,軍事力、經濟力是構成國家權力的要素。然而,國家權力的基礎是以民族國家這種形式出現的組織基礎。如果非常宏觀地看待現代國際關係史,我們就會明白:成功地給權力帶來廣泛又強有力的組織基礎的國家一個接一個走向了強大。在這一意義上,現代史是民族主義的勝利史。

西班牙、法國、英國——現代早期的歐洲強國——都從自身的地理、歷史條件出發迅速建成了民族國家。並且,這三個國家是十七世紀至一八世紀的權力鬥爭的主角。隨著西班牙逐漸沒落,英法與其他王朝國家展開了長期的權力鬥爭。這種權力鬥爭在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實現了平衡。但是,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民族主義與王朝政治之間的平衡。法國與英國自身沒有貫徹民族主義的原則。

然而,隨後,民族主義的第二波與產業革命結合了起來。並且,這種結合能夠一邊讓絕大多數國民參與政治,一邊靠民族主義的感情與科技的進步維持國家的統一。這讓國家權力得到了飛躍性的增長,並造成了權力的失衡這一結果。

首先,在成功結合了民族主義與產業主義的國家與未能實現這種結合的國家之間,出現了顯著的權力失衡。這是催生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因。當年,福澤諭吉認為日本如不吸收西方文明就無法維持國家的獨立。針對固守古老傳統的中國與朝鮮,他提倡「脫亞論」——「我國不可以心存猶豫,等待鄰國文明開化,與之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隊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用對鄰國的態度來對待支那和朝鮮,無需給予特殊待遇。只需要像西洋人一樣對待它們就行了」。這樣的主張成為了後人批判福澤的材料。然而,福澤正確認識到了當時的世界權力失衡及其原因,把「脫亞論」當成所謂的迫不得已的方法。當關注這點時,我們難道不該想到這恰恰反映了明治日本之立場的困難性與悲劇性嗎?

其次,成功結合了民族主義與產業主義的國家之間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德國變得比其他國家更強,破壞了十九世紀歐洲的均勢。其他歐洲國家締結同盟,對抗活用組織行動能力與科學精神實現強化的德國,這種對立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可見,帝國主義與德國的強化——這兩個因素一般被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都是民族主義的第二波造成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由於人類未能充分應對民族主義的第二波,導致了二十世紀的動盪。然而,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由於美國與蘇聯之間形成了均勢,這樣的動盪結束了。一九四五年至今,和平之所以歷經曲折卻得到維持,是因為美蘇之間的均勢較為穩定。在這一意義上,《雅爾達協定》可以說具有匹敵維也納會議——這一會議締造了十九世紀歐洲國際關係的框架——的歷史意義。

然而,民族主義的第二波向全世界所有國家播撒了民族主義的種子。如今,民族主義在亞非各國發展壯大。正如民族主義的第二波一樣,亞非各國的民族主義最終會讓這些國家的權力顯著增強,必然會導致權力的失衡吧。因此,「正確應對民族主義的第三波」是將來最重要的課題。

民族主義的第三波的中心是中國。首先,在形成民族主義第三波的國家中,中國走在了最前面。現代化所必需的組織基礎的建設讓許多國家煩惱。但是,通過與日本軍隊的遊擊戰和內戰,中國建設完成了這一基礎。因此,面對必須從組織基礎開始建設民族國家的亞非各國,中國可以靠自身的經驗,感同身受地與之對話。並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中國完全成功地把七億人口的巨大文明圈組織成為一個國家,這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迄今為止,尚未存在過這樣的國家。七億人口的國家究竟會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具有什麼樣的特徵呢?這會給世界史的前進方向帶來重大影響吧。

因此,如果用幾十年這種宏觀的標準來看的話,中國問題會成為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問題。這與「中國是侵略的還是好戰的」這一問題毫無關係。無論如何愛好和平,中國有著七億人口這一巨大的力量,其權力會切實地增長下去,這就給國際政治帶來了重大問題。無論如何具有合法性,即使是自然的增長,一國權力的增長都會引起別國的對抗反應。並且,如果無法巧妙地調節這種反應,國際關係就難免陷入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以認為國家之間能簡單地靠相互的善意來構築友好關係。即便在私人交往中,這樣的狀況也不多見。當國家之間的權力存在差異時,善意常常成為附屬品——我們難道不是經常在日美關係中看到這一點嗎?我們不能以同文同種為由,給予中國特殊待遇。歸根到底,中國首先是作為權力組織的國家。因此,為了讓日本與這一巨大的鄰國之間保持堂堂正正的關係,我們有必要首先冷靜地看透這個大國的強項與弱點,建立關於中國的未來發展的數個假說,由此嘗試探討中國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首先必須關注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目前,中國正處在經濟建設最困難、最重要的時期。然而,筆者認為,相比觀察家們在數年前的預測,這一時期會更長,面臨的困難必然更大。雖然中國成功奠定了工業化的組織基礎,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是漫長又艱險的。

首先,當中共獲取政權時,中國的工業化程度非常低。蘇聯共產黨在一九十七年獲取了政權,但直到工業化就緒為止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然而,人們一般認為,一九四九年中共獲取政權時,中國的工業化程度接近於一九〇〇年的俄羅斯。不同於普通的想法,蘇聯沒有從純粹的農業國出發開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卻起步於近乎名副其實的農業國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無法完全地解決交通、運輸、通信(communication)手段的不足——這個傳統問題是一大問題。這是所謂的大陸國家的煩惱,一直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障礙。比如,以鋼鐵製造業為例,中國的鐵礦與煤礦都在內陸。為了讓鐵礦石、煤炭與能源相結合來制鐵,中國必須進行長途的陸地運輸。這遠比船運的費用要高。位於滿洲的鞍山制鐵所頗為著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鄰近鐵礦的產量不足,鞍山制鐵所不得不從遙遠的山西省獲取鐵礦石。如今,這種狀況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即使鞍山制鐵所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樣的問題也會在中國各地發生吧。

況且,不同於蘇聯,中國既沒有石油,又沒有金礦,這加大了中國工業化的難度。只要想一想在蘇聯工業化時,作為工業化的推動力,巴庫(Baku)地區的油田是如何的重要,我們就可以明白這點。並且,正因為農產品——中國的核心產業——不足,中國根本不可能靠出售剩餘的農產品來獲取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出於這樣的原因,中國的工業化過程絕不容易,需要漫長的時間。

話說回來,這個時期又是純粹激烈的革命熱情推動中國前進的時期。革命之後,中共政權年月尚淺,許多民眾燃燒著革命熱情。相反,也有暗地裡反感共產主義的人。由此,中共有必要一邊在國內繼續激進的統治,一邊在國際上擺出好戰的姿態。但是,中共沒有實現其好戰政策的權力。比如,中共在中印邊境衝突中突然停戰,就反映了這點。中共沒有繼續推進軍事行動的石油。

因此,中共一邊用好戰的話語干涉世界政治的所有問題,一邊在現實中採取極其慎重的行動。比如,在一九五八年的中東危機中,中共也反復地發表了措辭激烈的言論,甚至聲稱要派遣「義勇軍」。然而,筆者認為,中國的真正目的是喚起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情感,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在這次危機中,全中國爆發了大規模遊行,尤其是位於北京的英國大使館成為了示威對象。並且,中共告訴民眾,西歐各國的行動是針對全體亞洲人民的陰謀。在這種意義上,英國的中國研究權威——赫德遜(G.F. Hudson)的觀點頗具啟示性:類似於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蘇聯,如今的中共的特徵也在於組合運用好戰的話語與慎重又現實的行動。

此外,我們也必須關注中國的歷史、地理條件。經過漢、唐、明這三個大帝國,中國已經是發展到頭的帝國。因此,中國沒有在領土上進一步擴張的自然空間。在這點上,中國不同於新興國家俄羅斯。當俄羅斯靠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革命增強自身權力時,俄羅斯有應該發展的空間和理由。然而,中國並非如此。中國是已經發展至自然疆界之頂端的國家。

當然,因此就說中共是愛好和平的,日本只要與中共締結協定就好——這是錯誤的觀點。在中印邊境衝突中,中共的行動至少不可以說是防禦性的。並且,中共的西藏政策可謂是新帝國主義。中國也不是不想控制東南亞各國。充滿力量、富有活力的文明宛如一股波浪。它會不斷擴散,直到與別的同樣的波浪相互碰撞。並且,在這種情況下,軍事力也是形成這種波浪的重要契機(moment)。

然而,中共革命帶來的挑戰,其中心不是軍事上的挑戰。除了前述的幾個理由,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政治中,軍事力所占的比重逐漸減少,權力鬥爭的中心正在從軍事力轉向「作用」。因此,今後,在國際政治中,權力鬥爭無疑會激烈地持續下去,但其形式會大大不同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權力鬥爭。

首先,核武器這一「無法使用的武器」的出現讓所有軍事力都變得極難被運用。難以被運用的東西,其重要性自然會下降。並且,由於通信技術的發展,隨著世界開始構成一個社會,「如何給世界政治問題的解決做貢獻」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際問題的解決當然需要軍事力的背景。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對輿論的號召也發揮著較大的作用。比如,在冷戰的全盛期,尼赫魯有著巨大的威信。我們只能從他的「作用」——正直的調停人——來說明這一點。印度的國力較弱,甚至尚未完成國內的統一。並且,除了上述事實之外,隨著大眾社會的到來,國際政治被顯著地形象化了。結果,國家憑藉自身的「作用」的形象被別國所理解。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然試圖扮演亞非民族主義的旗手吧。對於既非民族國家、也未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說,中共的經驗展示了同時實現這兩個過程的方法,是極其有力的模式。並且,作為同樣屬於民族主義第三波的國家,中共在感情上也能夠喚起相當程度的共鳴。拉美、非洲從中共身上感到的魅力就在於此。

然而,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有必要區分「作用」的現實與形象。比如,周恩來訪問非洲各國,這塑造了關於中共與非洲之合作的重大形象。但是,這些非洲國家實際上最需要的是援助。由於中共沒有足夠的經濟力去援助它們,中共與非洲之合作的形象與現實就會出現較大的反差。可見,為了在實際上扮演亞非各國的代表,中共有必要把國力的充實作為前提。直到國力充實為止,中共將花上相當多的時間吧。

並且,最重要的是,否定這種挑戰毫無意義。對周邊國家來說,革命釋放出來的力量無疑是異質的。但是,相反,僅僅歇斯底里(hysterical)地否定革命,這也是造成許多錯誤的原因。一九三〇年代日本軍部的失控就根植於日本對蘇聯革命的歇斯底里的過度反應。革命在帶來無序與流血的同時,還開始邁向新的理想的社會。並且,革命熱情——國家在對外關係中展示好戰姿態的原因——推動人們去實現這種理想。我們需要應對的革命的挑戰,具有這種雙重性質。因此,我們必須養成力量來支撐這樣的行動,正確認識日本在世界上能夠發揮的作用,在此之上推行強有力的積極的政策。

然而,如今,日本存在著單方面且全面支持中共革命的人。相反,敵視中國、反復重申「中共遲早會崩潰」這一基於主觀願望的預測的人也不少。不幸的是,日本沒有做好準備去應對中共革命的巨大挑戰。並且,最大的責任在政府。政府沒有努力去正視和解決直接又具體的問題。

司掌外交政策的政府的任務是:解決各個直接又具體的問題,同時讓民眾認識到努力開拓更加基本的國家發展方向的必要性。在應對中共革命這一重大課題上,這點也沒有變。然而,日本政府寄望於「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的正統政府」這一幻想,對「日本與中國的關係的正常化」這一首要的、直接又具體的問題長期懸而不決。但是,只要政府繼續這種做法,那麼不管再過多久,人民都無法理解中共革命帶來的挑戰吧。這真是嚴峻的狀況。在探討中國問題帶來的直接又具體的問題之前,筆者花了相當長的篇幅來論述「中國問題是一個長期的挑戰」,就是想強調中國問題的重要性。

現在,我們關注的是中國問題帶來的重要性最低的問題——國民黨政府與中共政府的對立。並且,這讓我們沒有注意到更重要的問題。這樣是不行的。即使多少做出一些犧牲,我們也必須解決現存的直接又具體的問題,認真應對中共革命的長期挑戰。

那麼,日本與中共之間存在意見與利害之對立的直接又具體的問題是什麼呢?幸運的是,日本與中共不存在中印那樣的國境衝突。並且,日本與中共也不存在東南亞國家那樣的華商的地位問題。雖然中共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但這不是日本與中共之間的問題。此外,筆者認為日本將來越接近中共,日美之間的某種條約體制——為了保持與中共之間的平衡——的必要性就越大。不過,筆者並不覺得這會危害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正常關係。

然而,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著更加基本的意見分歧。一個是台灣的地位問題,另一個是戰爭責任問題。對歐洲、非洲各國來說,國共內戰只是形式上的問題。但是,對日本來說,這是直接又具體的問題。迄今為止,日本承認位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的正統政府,日本的盟友美國強烈支持國民黨政府。此外,相比台灣成為強大的中國的一部分,日本更希望台灣成為獨立國家。並且,台灣獨立並非沒有正當的理由。

然而,關於台灣問題,日本毫無發言權。根據《波茨坦公告》與《三藩市和約》,日本放棄了對台灣的主權。因此,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既沒有權利,又沒有責任。日本既沒有權利創造「兩個中國」,又沒有權利承認「一個中國」與「一個台灣」,也沒有資格講「一個中國」。關於台灣的地位問題,日本只有保持沉默。

並且,「不要立足於未知因素去制定外交政策」這一鐵的原則也適用於這種情況。台灣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呢?從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深刻對立來看,「台灣會爆發獨立革命」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第三次國共合作也並非沒有可能。此外,在美國的援助下,國民黨政府也有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現在的形式。可見,關於台灣問題這樣的前途未卜的問題,即使有發言權,儘量不表態也是上策。

日本只能承認,中共政府是統治中國本土的政府,所以是中國的正統政府。就算國民黨政府最終要與日本斷交,日本也必須這樣做。如果國民黨政府與我國沒有斷交,那麼,直到中國問題通過合法的機構與手續得到解決為止,日本可以維持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合法的機構與手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間的會議或聯合國。

第二個問題——戰爭責任問題——是極其敏感的(delicate)問題。並且,日本的立場的特殊性就在於這一問題懸而不決。日本政府認為,由於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締結了《日華和平條約》,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在法律上也終結了。但是,中共政府不承認《日華和平條約》的有效性。這種立場之差異具體表現在賠償問題上。在最近的國會答辯中,池田首相也明確地表示:「日本與中華民國交戰,與國民黨政府締結了和平條約。由於國民黨政府在締結和平條約時放棄了索賠權,日本就沒有了賠償的義務」。然而,對此,以一九五五年七月周恩來總理對訪問北京的日本記者團的談話為開端,中共政府反復多次確認了數百億美元的賠償要求。

日本政府的立場並非完全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作為首相在正式場合發表的意見,這一立場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如果日本要和中共恢復邦交,那麼這種假裝不知情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由於中共的主張也有根據,只要這種意見分歧得不到調整,雙方就無法恢復邦交。

不可思議的是,迄今為止,日本人不太討論賠償問題。在政府相關人士的發言中,賠償問題有理由被省略。但是,新聞媒體也不討論這個問題。相比之下,人們反復地討論日本對中國的道義責任問題。這真是奇妙的現象。戰爭責任無疑不完全是法律上的責任,還帶有道義上的責任。然而,不講法律上的責任,過度拘泥於道義責任原則,這是不對的。由於道義責任原則非常模糊,怎麼樣都說得通。我們無法判斷:採取什麼樣的中國政策,日本才不會背負「發動過侵略戰爭」這一道義上的責任。過度拘泥於道義責任原則,恐怕會讓一切事情都合法化。

並且,個人不同於國家。個人有可能出於道德責任感來行動,這也是高尚的做法。比如,在出口纖維設備(vinyl nylon plant)時,大原總一郎把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道德責任感視為動機。作為大原的個人行動原則,這是正確的。但是,對國家來說,戰爭責任問題終究是法律問題,即領土問題的解決與賠償問題。

正如二月十七日成田知巳社會黨總書記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表明的那樣,道義責任原則會讓一切事情都合法化。「部分人士把中共承認問題與日本對中共的賠償問題聯繫在一起。但是,日本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戰爭災難。相比賠償問題,日本要先承認統治七億人民的中共政府」。筆者認為,這一發言正是在邏輯上把侵略與賠償問題掛鉤。由於在道義上解釋戰爭責任,戰爭責任可以用來解釋任何事情。

不解決關於巨額索賠的意見分歧,即使日本與中共恢復了邦交,又有什麼價值呢?以法國佔領薩爾地區為例,戰勝國並非不可以用實力強制徵收賠償。就算不做到這個地步,不解決索賠的話,也會給對方干涉內政的機會。

毫無疑問,只要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沒有正常化,日本的安全就常常面臨著潛在的危機。但是,不解決賠償問題、不結束戰爭狀態就承認中共——就算日本做到了這點,也宛如抱著炸彈入睡,日本的地位會極其的不穩定。只要不秉持「中共絕對不會使用武力,也不會干涉內政」這一單純的性善論,我們就會明白這種狀態的危險性。如今,日本的中國政策遭到了扭曲,就是因為這樣的觀點:過於簡單地認為中共是善,或者同樣簡單地認為中共是惡。

筆者認為,日本應該用某種方式來認真地考慮賠償問題。中共的主張也有根據。如果外交的任務是調整意見與利害的對立,考慮賠償問題就理所應當。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顯然無法滿足中共政府主張的數百億美元的索賠。不管怎麼壓低報價,日本都無法完全賠償實際給中國造成的損害吧。但是,即使在形式上只支付十分之一左右的賠償,即使在形式上不稱之為賠償,日本也應該向中國支付比其他國家都多的賠償。這是具體形式上的戰爭責任。

當然,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日本向中國支付賠償都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採取嚴格的禁運政策的美國會表示反對吧。同樣,美國也會反對日本不談台灣問題就承認中共。並且,對日本來說,日美協調極其必要。但是,反之,日本無法用美國不會強烈反對的形式去解決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直接又具體的問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現實。

如今,日本的中國政策面臨的重大的兩難困境就在於此。並且,筆者認為,正如所有的兩難困境一樣,只有下定決心才可以破除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沒有了戰爭責任問題,也就是賠償問題,那麼,在中共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內戰這一問題上,日本與其認死理而激怒美國,不如維持當前的政經分離政策,不傷害日美之間的合作關係——這樣做對日本更有利。並且,就算存在賠償問題,只要中共革命不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最大挑戰,日本就沒有必要做出抉擇。但是,中日之間存在賠償問題,面對中共革命這一偉大的挑戰,筆者認為日本顯然有必要下定決心。為了緩解抉擇帶來的衝擊,日本或許有必要做各種努力,目前沒有必要立刻做出抉擇。但是,日本的中國政策已經不再是應急措施,必須立足於秘密的抉擇。並且,只要日本努力去做,就算或多或少傷害了日美之間的親密的合作關係,也可以不破壞這種關係。

為了應對巨大的鄰國——中國——的革命這一偉大的挑戰,日本必須充實廣義上的權力,推行強有力的政策。只有這樣,日本與中國之間才能保持和平的、有意義的關係。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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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坂正堯
譯者:張帆

本書的初版發行於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九年又出了增訂版。增訂版為各篇論文添加了補注,補注的內容多來自於高坂在初版發行後撰寫的著作與論文。由於本書收錄的各篇最初發表在言論界雜誌上,高坂非常希望詳細地補充當初沒有完整論述的部分。不過,補注的內容針對初版,並非大規模的修改。因此,本書收錄的各篇論文,如實反映了高坂最初撰文時的思考與寫作過程。

儘管如此,本書畢竟是將近四十年前的著作。在國際政治的格局與日本的內外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今天,讀者或許會有先入為主的判斷:這本書的內容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呢?筆者相信,在閱讀過程中,多數讀者能從本書的文字中收穫許多適用於當代的啟示。當然,本書雖然已經儘量不使用專業術語,但書的內容仍舊具有較強的知識性。如果缺乏有關時代背景的知識,讀者或許無法理解本書的內容。筆者將在下文中概括本書的內容,並從當代視角考察本書的意義,希望給讀者們帶來方便。

為了克服權力政治、推動絕對和平的實現,重要的不是在同盟或中立之間「二選一」,而是把由同盟構成的均勢作為前提,謀求緩解遠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在這一選擇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有可能進行對話。

高坂建議把下列緩解緊張局勢的具體政策作為「第一步」:

  1. 日本與中共的邦交正常化(當時日本承認台灣國民黨政府,與大陸共產黨政府之間沒有建交)
  2. 凍結進而削減(兩大陣營)在朝鮮半島的軍隊,反對武力統一半島
  3. 日本宣佈不擁有核武器
  4. 促成被稱為「洛迦諾方式」的互不侵犯體制
  5. 在不破壞均勢的前提下削減(兩大陣營)在遠東地區的軍隊

如今看來,高坂的立論可以說反映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時代精神。肯定憲法體現的作為戰後日本理念的絕對和平——這是否定佔領改革的主流保守派不會提出的設想。既肯定憲法理念、又肯定自衛隊與日美安保——這是以修憲為目標的岸信介政權以承認日美安保條約的改定為代價而被迫下台後,日本政府才可能表明的立場。

此外,當時的戰略理論的潮流——區分核武器與常規武力、指出常規武力在任何時代都具有一定作用——也強有力地支持著高坂的立論。有限戰爭理論同等看待核武器與常規無力,在一九五〇年代風靡一時。然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學者們認為核武器與常規武力沒有明確的差異,既然無法否定使用戰術核武器會引發全面核戰爭的可能性,那麼核大國也無法使用核武器。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常規武力的國家也可以組合運用外交手段與常規武力,在某種程度上用自己的方式實現安全保障。高坂建議日本宣佈不擁有核武器,就有著這樣的戰略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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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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