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種「互害型社會」,依法執行暴力一樣罪大惡極

在中國這種「互害型社會」,依法執行暴力一樣罪大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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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害型社會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界限很快模糊了。極權主義體制綁架了全民,讓全民成為受害者的同時,絕大多數人也參與了對他人的加害行動。

自從2018年12月9日中共當局對成都秋雨聖約教會成員進行大抓捕之後,秋雨聖約教會信眾所受之逼迫從未停止。近日,有一家秋雨聖約教會的會友在網上披露了他們被迫搬家的經過。警方向房東施加壓力,房東則趁機落井下石,於是發生了以下如此奇葩的事件:

之前房東五、六次逼我們搬家,我們每次都說最早只能在7月份搬,最後說定就在7月份搬,如果更早有時間就更早搬。現在我們回來了,也打包好行李準備搬走了,但房東說她不退我們房租(房租到10月14日,還有2個月18天),說我們是自己要搬走,沒有提前跟她協商。就是直接無視她曾經幾次三番的逼我們搬家的事情。我們提起,她還說,怪我們,派出所還給她添了麻煩。現在說押金、房租都不退,違約金是一個月房租更不給。

她還揚言說,「肯定不能給你的,不滿意去法院告我啊。」

有時候說某個強大的邪惡力量毒害多少人。可是,別的不說,就這半年多以來和我家打過交道的:民警、社區人員、網格員、房東、門衛大爺,甚至街坊鄰居們,以及開鎖匠、119救援隊……在這半年多時間裡,幾乎無一例外地甘願做了幫兇。那些你在大街上看起來淳樸忠厚的老百姓,在一點點的好處或威脅面前,輕易地就丟掉了自己的良知,與罪惡為伍,與邪惡親嘴,與醜惡調情。

更有的人,不需要別人的威逼利誘,就如此輕易地選擇了欺負被欺負的人。

八年前,我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時候,還遇到過少數的同情者和聲援者;如今,這個被劃為「賤民」的家庭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專制政權的幫兇,這種變遷充分說明中國已墜入「互害型社會」的深淵。

這個事實,世界各國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身在其中的中國人不自知,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日前,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刊登了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3月4日在愛荷華州發表的一篇演講的全文。這篇演講的主題是關於美國農業復興的,但蓬佩奧在演講中順勢猛烈抨擊了中國的種種踐踏國際條約的可恥行徑。他指出,不僅美國農業出口商是中共政府主導的國家主義經濟的受害者,中國人民也是這種體制的受害者。他說:「回想2008年,成千上萬中國兒童因有害的牛奶和嬰兒配方奶粉生病,其中一些兒童死亡。直至今天,許多中國人仍出國購買嬰兒配方奶粉,海外的中國人通過向國內運送奶粉而大發其財。」他還說:「幾年前,《時代雜誌》對中國的假雞蛋做了研究,結果發現其中含這些美味成分:樹脂、澱粉、凝結劑、顏料、海藻酸鈉。」

蓬佩奧的這段話揭示了中國作為「互害型社會」的本質——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自己,而始作俑者是中國政府。就中國的食品安全領域而言,中國的食品安全風險從生產、流通到消費每個環節無處不在。比如有一個段子說:賣毒大米的喝了假酒;賣假酒的吃了蘇丹紅鴨蛋;賣鴨蛋的吃了農藥超標的蔬菜;種蔬菜的吃了「化學牛肉」;生產牛肉的吃了毒大米……很多無良商家明確表示不會吃自己生產的東西,卻難以保證不被其他無良者算計。施加傷害的人認為自己可以僥倖逃脫法律的制裁,卻必然逃脫不了另一個施害者的計算。古有「易子而食」,今有「易糞相食」,中國的進步和進化真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

中國學者劉雲超評論說,互害型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傷害鏈的閉合狀態,也就是說互害型社會中,幾乎沒有人可以倖免於來自他人的傷害,也幾乎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去傷害他人。你覺得你占了便宜,我覺得我占了便宜,結果誰也占不了便宜處。既然互信和契約破裂和崩塌了,在這個鏈中的每個人,都逃不脫傷害和被傷害。

劉雲超進一步提出,傷害他人的行為並非人心所願,因為它違反了每個人天性中的良知。但是,在一個叢林法則勝過契約精神的社會裡,人們就會認為傷害他人的行為反而對自己有利,於是良知就沉睡了,「比惡」變成一種常態乃至本能,只有比別更惡,才有可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中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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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在互害型社會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界限很快模糊了。極權主義體制綁架了全民,讓全民成為受害者的同時,絕大多數人也參與了對他人的加害行動。就秋雨教會會友的遭遇而言,那名房東受到國保警察的壓力當然是真實的,一介平民確實無法抵禦這種無所不知的壓力。但是,房東可以採取的方式是:跟租客心平氣和地商量,說出自己的難處,請求租客早日搬家,雙方另外達成一份讓彼此的損失降低到最小的契約。

外人當然無權要求這名房東用槓桿地雪中送炭,但他也不應該趁火打劫、火中取栗——如果他這樣做,就是自動選擇充當權力的幫兇。國保警察大概並沒有讓他在此事件中順手牽羊,他卻利用加害者的窘境為自己謀利。他絲毫不在意同胞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權遭到剝奪和踐踏,也不覺得這跟自己有什麼關係。他條件反射般地想到「這是我發財的機會」。他的做法跟「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什麼差別呢?

曾經受過納粹政權迫害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中指出,參與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計畫的艾希曼不是怪物,只是一名在工作時不涉及任何情感或道德,幹起活來如同機器人的平庸公僕。審判期間,坐在玻璃包廂中的艾希曼,虛弱無力、臉色蒼白、衣衫襤褸,看起來完全不像罪大惡極之人。在鄂蘭眼中,這個既平凡又毫無存在感的傢伙,則宛如「惡之平庸」的化身。納粹獵人賽門・威森塔(Simon Wiesenthal)也表示:「他身上毫無邪惡的氣息,看起來就像個連開口要求加薪都卻步的會計師。」

艾希曼不是罕見的個案,不是電影中天生邪惡、外表讓人膽寒的連環殺人狂,而是「服從乃至配合暴政的大多數」中的一員,走在街頭,「泯然眾人矣」。像他一樣的人,數不勝數,他們是最正常不過的一般人,他們是一種「新型罪犯」——在自己幾乎毫無所知也毫無所愧的狀態下犯下了惡行。在審判過程中,艾希曼主張自己只是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一切都「依法行政」,並不比別的同僚更加作惡多端。在納粹統治的時期,抱持這想法的當然不只艾希曼,整個德國上上下下大體上都如此。與之相似,今天納粹化的中國,像主動作惡的房東這樣的平頭百姓,數量遠遠多過無法無天的國保警察。所以,一小撮國保警察就讓全體居民都「自願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