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歷史: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

被誤解的歷史: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
Photo Credit: Chroniques de Saint-Denis CC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十字軍東征」與《查理週刊》事件是否該合在一起看? 台灣究竟該如何面對西方世界與伊斯蘭產生重大衝突時的國際新聞事件?

雙方為十字軍喧嚷爭亂的歷史,留下沈靜邁向宗教和解的歷史典範。雖然,在大部份史書裡,這個部分經常被略而不談;或是從中古教會可以接受的觀點,做了不一樣的詮釋。

十五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畫家Benozzo Gozzoli所畫的聖方濟向埃及蘇丹傳道。

十字軍運動不應被簡化為「東征」

朝聖混合著軍事行動,不僅讓十字軍成為西歐史上最被誤解的歷史之一,也讓這段歷史常常被視為過往東西方相遇所有不愉快經驗的源頭。

然而,既然十字軍是為樹立教宗威權所設,就不應忽略,西歐向來就不缺乏挑戰教宗威權的人。權力帶來腐化,十一世紀起,教宗努力樹立威權,當然教會也就免不了愈趨階層化與腐化。十三世紀反對羅馬教會越來越世俗化的著名宗教團體,可以舉在義大利與法國西南部活躍的「純淨教派」(Carthars,在法國亦稱Albigensians)、與在法國里昂(Lyon)興起的「瓦爾多教派」(Waldensians)為例。

這些教派雖然在核心教義上與羅馬公教有出入(例如,純淨教會認為耶穌只是「靈」,而非肉身),但他們倡議信徒彼此之間享有比較平等的關係,棄絕鋪張華美,重視教育,有些也允許女性講道。因此在民間得到許多迴響。面對歐洲西南部這些與羅馬教會唱反調的團體,十字軍也被派上場來對付。因此,十字軍也有向西的行動,而非只是向東。

教廷為了合理化自己打擊「異端」的行動,在西歐加強進行各種宣講,點燃信徒維護「正統教權」的熱情,以鞏固教宗威權,並遮掩十字軍一路走來的糊塗帳。

一般民眾受到激昂有力的講道重新鼓舞,也認為,十字軍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後來的行動幾乎被世俗權貴濫用,庶民的參與太少。然而,耶穌愛的是平凡小民,而非掌權者,所以平民百姓應該奮起,自行組織十字軍。

在重新被熊熊燃起的宗教激情裡,西歐各地庶民自行號召了許多「十字軍」,希望捍衛教宗領導權。因此有些還特地跑去攻打純淨教派。在史書裡,這些林林總總的庶民宗教起事,後來被戴上一頂嘲諷的大帽子,統稱為"Children’s crusade"。這也是一個很容易誤導的歷史名詞。"Children"在此處真正的意涵是「不懂事」、「不成熟」、「胡鬧」,就像中文所說的「兒戲」那樣。

不只不該用「東」「西」來簡化十字軍的行動方向,我們也應從多元角度來看十字軍行動後,某些後續發展。

就以耶路撒冷為例吧。

第一次十字軍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事成之後,大部份人選擇回鄉,少部分人決定留在耶路撒冷定居。根據現代學者研究,在此定居的西歐人以法國人為主,因此阿拉伯文獻向來稱十字軍為「法蘭克人」(the Franks),而非「歐洲人」或「基督徒」。

到了後期,耶路撒冷城人口總數約十二萬,貴族與騎士大約只有六、七千人,其他是農民。雖然在城中,法蘭克人的地位最高;但由於人口稀少,鼓勵鄰近地區的基督徒與穆斯林移民,政策上採宗教寬容。

根據十二世紀下半葉制定的法律(Livre au Roi),耶路撒冷王的封臣將自己的采邑託管後,可以到他處的穆斯林宮廷服務。換言之,東西方透過歷史時空下特殊的遇合,開始探索如何互相了解與共處。

1200年左右耶路撒冷市區配置圖。

當撒拉丁與塞爾柱土耳其人從歷史舞台消逝後,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在近東崛起。西歐與穆斯林在時有武力衝突爭勝中,卻在文化上,留下彼此遇合後,創作心靈昇華出的藝術永恆。

達文西想跳槽到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蘇丹工作

讓我們換個角度,從文藝復興藝術來看東西文化遇合吧。

對西歐而言,在政治軍事上,十字軍運動猶如當時加長版的政治八點檔,被新崛起的西歐掌權者用來作為誇耀自己,在國際舞台上可以呼風喚雨的秀場。但結果卻以歹戲拖棚收尾。

在文化上,西歐人到達東方後,接收到許多不同文化的刺激。風塵僕僕返鄉後,擺落掉長途行旅風霜,有些人開始將旅途所見,反饋到對自己鄉土新文化的創造上。

法國中古哥德式教堂利用幾何圖形設計出繁複的玫瑰窗,有可能就是來自伊斯蘭圖飾的影響。義大利文藝復興更企圖從不同角度,透過揉和古希臘羅馬、希伯來文化、阿拉伯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創造兼容並蓄的新文化。

巴黎聖母院的玫瑰窗與彩色玻璃。

受到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震撼,十五世紀鄂圖曼幾位著名的蘇丹,也喜歡請文藝復興藝術家為他們創作。

1479年,當時威尼斯最知名的畫家Gentile Bellini受威尼斯共和國政府任命,前往君士坦丁堡,為剛滅亡拜占庭帝國、新建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Mehmed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畫像。目前藏於倫敦國家畫廊的Mehmed二世半身像,很可能就是當時留下的作品(多處在十九世紀被重繪)。

這幅畫裡,雖然蘇丹的衣著與窗沿的掛毯散發著伊斯蘭風情,但蘇丹側身像的畫法是仿照古羅馬錢幣上的統治者圖像。在佈景與構圖上,將Mehmed二世置於居高臨下的拱廊窗台,則依循西歐中古宗教圖像繪製聖徒與君侯的模式。在文藝復興畫像成就刺激下,鄂圖曼宮廷對畫像的接受度更為開放。

Gentile Bellini (att.) Portrait of Sultan Mehmed II. 1480. National Gallery,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