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穀》:作為「人力資源」策略的奴隸制度,與掠奪型資本主義

《反穀》:作為「人力資源」策略的奴隸制度,與掠奪型資本主義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缺乏有關美索不達米亞和早期埃及奴隸制度規模的有力證據,我們還是忍不住想推測:早期國家那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穀物生產模式(即使規模不大)正是創建強大國家最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人口控制:束縛以及戰爭】

埃及和中國

古代埃及(至少在古王國時代〔西元前二千六百八十六年至二千一百八十一年〕)是否存在奴隸制一直引發熱烈的辯論。我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它取決於我們如何認定「奴隸制度」以及我們描述的是古代埃及的哪一個時期。這個問題可能就像最近一位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即便將奴隸制度詳加區分其實也無差別,因為無論是苦役或是分給人民的工作配額都是一樣繁重。下面這段勸告大家成為抄寫員的文字很生動地反映出人民勞務的重擔:「做個抄寫員吧。這種職業可以讓你不受折磨,讓你躲避各種工作。你能因此不必將鋤頭和鎬扛上肩,因此不必攜帶籃子。因為你不必聽命於多位主子,它能免去你划槳的辛勞,使你遠離痛苦。」

美索不達米亞模式的掠奴戰爭在第四王朝(西元前二千六百十三至二千四百九十四年)開打,而且「外國」戰俘都被烙上印記並強行安置在皇家的「殖民農場」或是寺廟和其他的國家機構中,而那些地方對勞動力配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從我可以蒐集到的資料來看,雖然早期奴隸制度的規模無法確定,但是很明顯的,中王朝時期(西元前二千一百五十五至一千六百五十年)已存在大規模的、非常類似奴隸動產制的事實。俘虜在戰爭中被抓回來後由奴隸商人取得,然後出售。「國家對枷鎖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寺廟經常下單訂製」。奴隸似乎也可以被繼承,因為繼承財產的盤點上載明牲畜和人口。

此外,因抵債而淪奴的情況也很常見。新王國時期(西元前第十六到十一世紀)對地中海東岸地區所謂的海洋民族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後也擄獲成千上萬的戰俘,其中有許多人被帶回到埃及,然後以農奴或勞役的身分一大批一大批被重新安置下來,而其工作的地點經常是危害性命安全的採石場和礦山。其中有些俘虜也可能是皇家陵墓的建造者,而且他們曾對失職無法提供他們的口糧的宮廷官員發動有史以來的首次罷工。「我們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得不到一口吃的……我們真的已經走上死路,稱不上是活人了」,這是同情他們的抄寫員所寫下的文字。其他被征服的族群則被要求每年上繳金屬或玻璃等的貢物,而他們似乎也是奴隸。我認為疑問不在於古王國和中王國時期是否存在一套非常像奴隸制的東西,而是它對埃及政治的整體重要性到什麼程度。

就我們對短命的秦朝以及其後漢代初期的了解,「早期國家都是一部無所不用其極以便將人力資源加以最大化的機器」之印象又進一步被強化了。奴隸制度只是那些手段其中的一個。秦朝在那麼早的年代即已名副其實地實踐全面性和系統性的統治。它經營奴隸市場與牛馬市場的方式是相同的。

在王朝控制範圍以外的地區,匪徒隨機抓人,然後把他們賣給奴隸市場或是勒索贖金。秦漢兩朝的首都充斥著被國家、將軍和士兵個人捕獲的戰虜。就像在大多數早期的戰爭中那樣,軍事行動常混入「私人擄掠」的成分,而其中最有價值的戰利品包括可以待價而沽的俘虜。秦朝統治時,似乎很多的田地都是由俘虜來的奴隸、債務奴隸和被判刑的「罪犯」負責耕種的。然而,如要聚攏盡可能多的人口,主要還是要靠強迫重新安置被征服之領土上那一整群又一整群的部族(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被俘虜之部族的儀式中心被摧毀,然後在秦都咸陽重新仿建一個,這標誌著一個新象徵中心的創立。領導者權勢和魅力的強弱取決於他能在宮廷周邊聚攏多少人口,此一指標在亞洲以及其他地方早期的治國方法中都是很典型的。

作為「人力資源」策略的奴隸制度

戰爭終於幫助我們發現一件重要的事:人和動物一樣都可以被馴化。與其殺死戰敗的敵人,不如將其收為奴隸。為了回報不殺之恩,他就必須幹活。這個發現可以和動物被馴服的重要性相提並論……在歷史時代的早期,奴隸制度是古代工業的基礎,並且是積累資本的有力工具。

——戈登.柴爾德(V. Gordon Childe),《人類創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

我們目前不妨先採納一個純粹策略性的觀點,認為當時存在一種專門負責人力供應的軍需單位,如此便可以幫助了解,為何通常以戰俘為主體的奴隸制度比其他形式的盈餘徵用更具多種優勢。最明顯的優勢是:征服者通常會挑選正值勞動年齡的俘虜。他們由先前那個社會負擔養育成本,而征服者只管利用他們最有工作效率的年歲。在很多情況下,征服者也會破例挑選具備有用之特定技能的俘虜,例如造船工、織工、金屬工、甲冑匠、金銀匠,更不用說還有藝人、舞者和樂師。就這種意義而言,掠奪奴隸代表國家不必培育人力或是自行發展所需要的技能。

由於俘虜是從分散的地方、不同的背景被捕抓而來,而且通常又與家人分開,他們是從社會結構中被抽離出去的分子、猶如一粒散沙的分子,因此更容易被控制和吸收。如果戰俘所來自的社會在諸多面向上都被征服者視為非我族類,那麼他們即無權利在社會上獲得同樣的體恤。他們與當地人民不同,很少具有任何社會關係,因此幾乎無法形成什麼反對勢力。為使自己身邊時常有政治中立之熟練的技術人員可用,統治者長期以來一直樂於保留這些與社會脫節的傭役(禁衛軍、太監,宮廷猶太人)。但是,如果奴隸人口到了某個時候變得過於龐大、集中,而且彼此之間具有族群的連結,即不再呈現前述那種理想的散沙狀態。希臘和羅馬多宗奴隸叛亂事件即是典型的現象,不過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至少在新王國之前)似乎沒有這種規模的奴隸制度。

婦女和兒童尤其是最受歡迎的奴隸種類。婦女經常被帶進當地家庭裡充作妻、妾或是僕人,而兒童可能很快就能被同化(雖然社會地位低人一等)。經過一代或是兩代,他們的子孫可能已被融進當地社會,而且和新抓獲的奴隸相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許會高一個層級。歷史上美洲原住民或是馬來社會那種渴求人力的政治體或許具有一些代表性,因為奴隸制度呈現的快速文化同化以及社會階層流動是相當普遍的。例如被馬來人俘虜的男性會娶當地女子為妻,然後再組織自己的獵奴行動,而且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如果一個社會可以不斷獲得奴隸,那麼該社會便仍將是奴隸社會,但是如果將視野放大到幾代人身上,早先的俘虜就差不多變得與他們的捕捉者沒有兩樣。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