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中國絕不低頭,低頭就會讓GDP下降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中國絕不低頭,低頭就會讓GDP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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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我們嘲笑中國人挖洞、又填洞,然後稱它為經濟活動前,我們應該承認,在西方我們也無法免於這種統計的伎倆。我最喜歡的例子是把黃金從地底挖出來,然後儲存在銀行。

文:凌大為(David Pilling)

黑力與綠力

他們稱它為「空氣末日」(Airpocalypse)。二○一五年十一月,濃密的有毒霧霾籠罩有二千二百萬人口的中國首都北京。大部分霧霾從鄰近的河北省和山西省吹來,這些省分有許多燃煤的工廠和發電廠,協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到十二月,世界各國領袖聚集在另一個大陸,參加巴黎氣候變遷會談,北京的網民群起暴動。

中國政府的行動是發出歷來首次空汙紅色警報。這表示關閉三千二百所學校,並勸導兒童留在室內。民間車輛規定按車牌號碼每隔一天才能使用,一口氣讓道路減少二百五十萬輛汽車。敢於開車上路的人都得打開汽車大燈,才能透視濃重的霧霾。天安門廣場籠罩在黑暗中,沉重含硫的空氣懸浮在世界最大的群眾集會場,環繞巨大的毛澤東畫像和紫禁城古老的牆壁。即使是最龐大的建築,包括為二○○八年奧運興建的鋼纏繞結構鳥巢體育館,在骯髒的空氣中也依稀難辨。烤肉被禁止,中國人最愛的休閒活動放鞭炮也在禁制之列。工廠關閉,營建停工。

儘管如此,許多北京居民仍照常外出,在陰森的公園裡隨著喧譁的音樂跳有氧操,或在濃霧中走路去上班。一名外國記者在目睹一場小抗議——或抓狂——後,在推特寫了一段即興的「北京俳句」:

長凳上的男人在紅色警戒霧霾中
拉下他的口罩
吸著一根菸

我對北京危險的空氣有很豐富的經驗。在罕見的天空呈現清新的蛋殼藍時,北京是個迷人的城市,但在空氣轉成汙濁時,這個中國古都呈現出地獄的景象。皮膚在充滿化學物質的空氣中感到刺痛,肺部因黏液和灰塵而喘息。在糟糕的時候北京的空氣品質指數會超過二百。我們知道指數是因為美國大使館開始在它的屋頂測量空氣品質,並透過社群媒體公布資料,讓中國當局難堪。根據美國的標準,空氣品質指數超過五十就已達到安全上限,雖然北京居民把一百以下視為安全無虞。美國大使館在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週二發出的推文可作為代表:「四四○,危險。健康警告:可能對人造成嚴重健康影響,請避免體力勞動和戶外活動。」一名美國官員曾描述一次超過五百的指數為「瘋狂的糟糕」。在空氣末日期間,指數高達一千以上。

中國的空氣汙染物質包括硫酸鹽、臭氧、黑碳、沙塵、汞和酸雨。由碳組成的煤煙粒子是由汽車、爐灶和工廠產生的,直徑不到二.五微米,可深入肺組織,讓肺更易於吸收其他毒物。這可能導致氣喘、支氣管炎、呼吸短促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刺胳針》(Lancet)估計,二○一○年中國的空氣汙染造成一百二十萬人提早死亡,占全世界類似原因的死亡總數四○%。

從健康的觀點看,美國大使館屋頂散播出去的資料比中國政府——和大部分中國民眾——多年來著迷的成長數字重要很多。但直到不久前,懸浮粒子的資訊還受到嚴格控管。

到了二○一七年,從國家主席習近平以下的所有中國人對環境的意識都已提高,但即使如此,舊的偏執觀念仍難以擺脫。那一年有許多觀眾表達對一齣爆紅電視劇裡的一個角色深感欽佩,這齣五十二集的連續劇叫《人民的名義》,被一些人形容為中國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其中一個角色是名叫李達康的地方黨書記,他展現出一心一意追求經濟成長的意志。李達康說:「拆毀舊中國沒有什麼錯。」他解釋為什麼中國必須推動發展,即使面對公眾的抗議也不退縮。「不拆毀舊的,就不會有新的。」

根據《紐約時報》的評論,李達康「有時候忽略了一意追求成長的負面效應。他確實想保護環境,但他對GDP的執迷為他贏得許多觀眾的讚賞,並激發網路創造的許多名句」。其中一個句子是:「絕不低頭,低頭就會讓GDP下降。」


在空氣末日之前六個月的二○一五年四月,在一個潮濕的白天,我搭計程車穿過北京壅塞的街道。天空是一片籠罩整個北京市的灰幕,但以首都可憐的標準來看,空氣還算不錯。我搭的老爺車沿著二環路(現在已經有七環)慢慢前進,經過雍和宮,這是一座藏傳佛教寺院,最早在十七世紀時曾是宮廷太監的居所。我們繼續開往這座大城市的郊外,未來風的摩天大樓逐漸讓位給較不起眼的建築,最後來到一棟方正的沙色建築,裡面是中國科學院。

我來這裡會見牛文元。這位身材矮小、約七十五歲的男人帶我進他的辦公室,他在我們九十分鐘的會面中不斷鼓勵地對我說的話微笑和點頭。牛文元的臉像許多同世代的中國人一樣,刻畫著線條粗糙的威嚴。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國務院(中國的內閣)參事,二○一一年獲得中國政府為他對環保和永續成長的努力頒授的獎項。他也是中國「綠色GDP」的發明者。

辦公室裡有牛文元與許多中國領導人的照片,包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前總理溫家寶,兩人在二○一二年習近平接任前領導中國十年。當牛文元說到重點時,他雙手會誇張地在空中比畫。說完話後,他會抱著雙臂,和善地面露微笑。在整個談話中,他用一只樸素的銀杯喝香片茶,他的祕書不時會以滾燙的熱水重新加滿它。

他極為含蓄地告訴我,計算經濟產值是一件「有趣而複雜」的事。他說中國從一九九二年正式開始計算GDP,在此之前採用的是蘇聯的國家帳系統,稱為物質產品核算體系(MPS)。MPS反映出蘇聯強調重工業,幾乎未計算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服務業。一直到中國的第七個五年計畫(一九八六-一九九○),幾年前在實質上已放棄共產主義的共產黨才改變衡量經濟的方法。中國希望調和自己與非共產世界計算經濟的方法。

從那時候起,中國便以皈依者的熱情擁抱GDP。對共產黨來說,持續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已變成其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張藝謀拍的電影《活著》裡一首父親念給兒子聽、兒子後來再念給孫子聽的詩,在中國從農奴社會經歷共產主義、再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背景下,為物質進步的理想做了總結。

咱們家現在也就是ㄧ隻小雞,
雞養大了就變成了鵝,
鵝養大了就變成了羊,
羊再養大了就變成了牛,
牛以後就是共產主義啦!就天天吃餃子,天天吃肉啦!

共黨藉由為赤貧的農民帶來愈來愈富足的生活,來為它壟斷權力取得正當性。對黨幹部來說,在共黨的位階升遷——正如虛構的黨書記李達康——取決於在地方層次創造經濟成長的能力。在晚近經濟減緩之前的年代,絕不能讓成長跌破八%以下,否則將引發一場社會動亂,幾乎已成為一個信條。在爭奪最高權力時,只有那些來自高速成長省分的黨官員敢於冀望躋身黨的最高位階。

牛文元對不計代價追求成長不以為然,但就像許多中國的自由思想家,他學會在言談中掩飾他的想法而不公開挑戰共黨教條。他一開始並不斥責成長,而是讚揚它。「GDP是衡量一國財富很重要的工具,截至目前沒有替代的方法比得上它。」他笑著說:「你也知道,GDP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雖然目前計算GDP的方法有其缺點,但更好的方法還未發明出來。」

一九八六年中國開始研究聯合國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並重新建立回溯到一九五二年的國民所得帳,距離共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只有三年。創立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以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帶領一場破壞性的集體化和企圖讓經濟起飛的實驗。毛澤東的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是一場代表性的災難,雖然至今談論它仍是個禁忌。為了趕上工業化國家,毛澤東下令把農業集體化成效率反而大幅降低的單位,並且建造無用的後院熔爐,以鍋壺為原料冶煉鋼鐵。雖然穀物生產因為錯誤的實驗而銳減,地方政府謊報收成以符合中央命令的目標。在浮誇的豐收誤導下,中國繼續出口穀物以賺取外匯。中央計畫者只有最粗糙的計算手段,對實際發生的情況毫無概念。不計代價的工業化帶來普遍的饑饉,造成多達四千六百萬人死亡。

用新的成長指數計算的歷史資料顯示,中國在共產主義年代的經濟表現極度不穩定,一些年分的成長超過一○%,穿插著災難性的衰退期。在毛澤東大躍進最高點的一九六一年,經濟萎縮達到驚人的二七%。但從一九九○年代初完全採用新會計方法後,情勢開始改觀。從一九九二至二○一○年,中國以遭到質疑的連續性幾乎每年達到約一○%的成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經濟體躍升為現代經濟大國。

得來的成果令人驚嘆。一九七九年的人均所得是可憐的二百七十二美元,那一年鄧小平開始採用市場導向的政策,容許農民出售剩餘農產品,並建立自由貿易加工區以吸引外來投資。到二○一五年,人均所得已激增到八千美元,推升中國穩穩地躋身中等所得地位。由於有龐大的人口,中國在世界舞台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強國。在二○○○年,中國的經濟超越所謂七大工業國(Group of Seven)之一的義大利。二○○五年,中國趕上法國,二○○六年英國,二○○七年德國,然後在二○一○年——最甜蜜的時候到來——它取代死敵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只有美國還擋在它稱霸世界的路上。軍事支出跟隨著中國新發現的財富而大幅增加。

然而,牛文元變得較嚴肅地說,所有這些成長都付出代價。和毛澤東的大躍進時代一樣,它付出的代價——生活的破壞、空氣和河水的汙染,以及無法永續的剝削自然資源——是中國共產黨不能也不會承認的。他說,人們已知道必須用更好的方法來衡量進步,這種方法應可計算爆炸性成長的好處和壞處。所以,他著手發明一套這種方法。

「我的研究小組和我率先發表一篇文章,提出綠色GDP的概念。」他說。主流的GDP只計算你在市場上交易的東西,無法衡量可用來「維持穩定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他補充說,讓人聯想起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的名言,說GDP衡量所有東西,「但讓生活有價值的東西除外」。

「我們使用的方法還很粗糙,」他承認他研究的替代衡量方法還未臻完美。「我們拿目前的GDP數字,去掉我們認為是錯誤或計算不正確的部分。我們藉此得出較接近真實GDP的東西。」

牛文元說,他的方法有三個要素。第一是先假設你不應「過度消費」環境。如果你需要一堆煤和一百單位的電力,但你用了三堆煤和三百單位電力,那麼這個過程中「被浪費」的部分就不應被計算。超過的部分應被「丟掉」。

第二是「錯誤」製造的成長。「我舉一個例子,」他說,眼睛閃著亮光。「某個縣有一位姓張的黨書記,他決定挖一塊地,在挖的過程中他創造了GDP。後來一位姓李的黨書記說『你不應該挖這塊地,請把洞填起來』。」牛文元搖頭嘆息,好像張同志和李同志之間的這種歧見經常發生——而且可能是以很大的規模發生。「這種管理錯誤可以避免,它們不應被計算。」他說。

附帶一提,在我們嘲笑中國人挖洞、又填洞,然後稱它為經濟活動前,我們應該承認,在西方我們也無法免於這種統計的伎倆。我最喜歡的例子是把黃金從地底挖出來,然後儲存在銀行。借用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話:「人類從地下挖掘出黃金,只是為了把它藏回諾克斯堡(Fort Knox)的地窖。」

牛文元的第三個要素是他所稱的「社會成本」。他說,如果社會關係和諧,犯罪和社會抗爭很少,就不需要花很多錢在維持秩序上。「如果脫序的比率較高,就需要更多警力來維持和平。」他說,語氣像中國的顧志耐。「這也會製造GDP,但我們不該計算它,因為它是不必要的。我們想要的是這種成長嗎?」

牛文元提議的綠色GDP目的在於計算經濟學家所稱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負面的外部性是經濟產值未記錄的副作用。例如,一家製造鋼鐵或塑膠的工廠,可能因為傾倒有毒化學物質或塑膠塵粒而對河流和空氣造成嚴重傷害。在它製造產品和獲利——被記錄為經濟活動——的時候,每個人卻付出健康受影響和繳納更高稅負以支付清理費用的代價。這些是製造商可以悄悄轉移給社會的隱形成本。主流的成長計算不但未以負數記錄這些成本,反而往往以正數記錄:疏浚受毒害的河流、治療癌症病患,和給提早死亡者隆重的葬禮都被計算為經濟活動。

一位評論家描述我們衡量成長的方法為「統計的自助洗衣店」,以方便社會的罪惡神奇地消失。外部性也有好的,它們是未納入計算的活動或資產的利益。在城市裡創造一塊綠色空間,看起來可能是增加經濟的負擔——想想你可以在那裡蓋一座鋼鐵廠——但公園以休閒、釋放壓力和有益心靈等可能節省醫療費用的形式,創造隱形的經濟利益。

牛文元的新方法為的是暴露負面外部性的隱形成本。但他溫和、有點折衷的提議在一個以成長最大化為最高目標的一黨專政國家,具有高度顛覆性。中國不但對環境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它的政治制度也帶來隱形的社會成本。例如,中國的成長引擎之一向來是把農地轉變成生產能力較高的工業用地。地方政府官員傾盡全力滿足中央命令的成長目標——在過程中也趁機中飽私囊——已使執行的方法臻於藝術。他們強迫農民遷離農地,提供微薄的補償或完全未補償。然後土地被賣給工業或房地產開發商,一夕間憑空創造出金錢和成長。

中國的許多成長——確實是從一個前工業經濟轉型為一個現代經濟——來自把一種東西轉變成另一種:年輕的農村女人變成工廠勞工、地下的煤變成能源和汙染、公社土地變成私人房地產。成長往往是把原有的東西貨幣化的動作。和其他國家一樣,這種成長有隱形的成本:環境破壞、社會錯置、不平等,以及就中國而言的債務惡化——到二○一七年高達GDP的二五○%——只為了讓成長持續。這並非特別針對中國成長模式的批評,也不是說這種利弊交換不值得。它們可能只是成長的代價,但我們執迷於成長的問題出在不計算其負面代價。如果你只衡量等式的一邊,就不能稱它為利弊交換。

對牛文元來說,壓迫自己的人民不應該在成長中被記錄為正數,而是應被扣除的負數。同樣的,要計算一個挖錯的洞——這指的是大而無當的水壩、沒有用處的道路和多餘的鋼鐵廠——就是把應記在帳簿負方的數字記在正方。他說,把環境破壞計算為成長,而未來的世代必須花錢清理它,則是錯誤的做法。「如果你犯錯,你編製的GDP就不真實。」他說。

「二○○六年時,我們想公布綠色GDP,但是沒有成功。」牛文元曾告訴另一位訪問者:「政治壓力是原因之一;地方官員覺得綠色GDP破壞他們招徠投資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綠色GDP太複雜,公眾不了解它。」五年後他堅持不懈地再度提出他的GDP質量指數,是初始提議的簡化版本。省級領導人仍然反對,所以牛文元的指數依舊只是學界的研究,而非官方政策的推手。

儘管如此,牛文元的小團隊已編製出中國的「真實」成長率——調整廢棄物、環境破壞和社會失調等因素——數字。但它們充滿爭議,不方便,且某種程度的不透明。「我們得出粗略的計算,但沒有對外公布。」他含糊其詞地說。在追問下他承認,根據他的計算,「中國公布的GDP約有三分之一是不真實的。」

「我們不應盲目信仰GDP,但我們不應放棄GDP。」他在另一個場合上說:「我們的目的,是擁有一個消耗較少天然資源的GDP,對環境傷害較小,社會管理成本也較低。我們要理性而真實的GDP。」

牛文元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追求的是一個沒有經濟學家——也許是沒有社會科學家——發現的東西:如何量化他所稱的綠色理念。他說,他的最終目標——聽起來似乎太天真而與狂熱追求中國現代化不同調——是發現「人們心中的綠色」。他說,只有「當人們變得更智慧時,GDP才會是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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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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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
譯者:吳國卿

GDP年年成長,但是你,快樂嗎?
沒有!因為,這項經濟成長指標本來就跟你的幸福無關!
GDP成長=國家進步+人民幸福?
為什麼GDP持續上升,百姓生活卻越來越喊苦?
所以我們是拚經濟=拚GDP?

七十多年來,GDP被視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數據,但是事實證明GDP反映出來的美好幻影,與一般人民的生活大相逕庭;我們正生活在所謂的「憤怒時代」中。

GDP究竟代表什麼?經濟的成長與國家的發展,真的能成正比嗎?

除了經濟成長,英國《金融時報》主編暨得獎記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在《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這本書更引領我們思考環境永續發展與幸福的真諦。

凌大為憑藉他二十五年來對於經濟發展的追蹤報導、觀察與訪問,對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數據:GDP(國內生產毛額)提出質疑。這本書透過清晰、幽默,帶有批判性的文字,為讀者揭開經濟成長的數據與現實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政府不斷地追求經濟成長的數字,但是這些美麗的數據,是否真實反映在一般民眾的現實生活之上?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帶領讀者們去了解GDP這項主要的經濟指標究竟代表什麼,以及數據背後所表示的意義。為什麼GDP所反映出來的數據,與人們生活的實際感受,有如此大的落差?除了歐美等先進國家之外,凌大為也以非洲、印度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為例,努力追求GDP的成長,固然對擺脫貧困、促進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但是對於極度貧窮與貧富差距極大的經濟體來說,經濟的成長與國家的發展,真的能成正比嗎?而一味地追求成長,又將會帶來哪些嚴重的副作用?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是凌大為經過多方考證,並訪問數十位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所完成的著作。本書並非否定GDP作為經濟衡量標準的存在價值,而是以更宏觀的角度去觀察整體經濟的走勢,同時期望能建立一項更健全的方式,成為社會發展與人民幸福的多元衡量標準。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_-_ISBN97895708518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