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慰安婦紀念日：在殖民與族群的交織脈絡中，看見台籍慰安婦的生命差異

自1991年8月14日，韓國「慰安婦」金學順（김학순）女士現身揭露二戰期間的日軍性暴力行為迄今，時光不覺已流轉28年。直至今日，關於「慰安婦」討論，通常環繞於性暴力問題，或是國家政府政治角力，卻可能在無形之中，將「慰安婦」受害者女性們的經驗同質化；換言之，人們對於「慰安婦」的想像可能是二戰期間的日軍性奴隸被害者，卻難以更細緻地看見那些女性生命經驗，而那些女性生命經驗正和殖民問題相互交織。

事實上，「慰安婦」議題揉雜著性別與殖民脈絡，也因此，即便是同為「慰安婦」的受害者女性們，她們置身不同背景位置，進而各別背負相異的壓迫；是以，在殖民脈絡影響中，「慰安婦」受害女性處境可能呈現異質性。對此，本文以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切入，在這每年8月14日的「國際慰安婦紀念日」時刻，探討「慰安婦」受害經驗的女性們，置身於何種殖民情境，其情境又會如何影響她們的生命，同時反映哪些性別議題，並盼破除普遍對「慰安婦」受害女性處境的同質想像。

若欲探究「慰安婦」歷史背景脈絡，其制度可循溯1931年中國上海的大一沙龍，並在1942年至1944年之間擴張執行制度，亦即，當時日本不僅佔領土地、掠奪食糧或物品，也以「性」的侵略體現殖民者權威。於此脈絡中，眾多日軍感染性病，日本政府為預防日軍性病感染，同時企圖以「性」驅動軍兵戰鬥力，凝聚軍兵效忠國家致勝心志，慰安所進而具有系統與制度性地，展開強力執行招募。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作為「慰安婦」的女性，幾乎是從日本的殖民地（台灣、韓國）或是侵略地（中國、菲律賓）而來。通常，「招募」方法可分為三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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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朱德蘭（2019）所著的《台灣慰安婦》可見，第一種為官方招募，即便明寫著徵求「慰安婦」職缺，但關於實質工作內容卻交代模糊。不僅如此，當時女性依附於父系家庭，並置身於最次等的性別位置，她們或許被當作童養媳，或許被賣成雛妓，抑或擔起全家經濟重擔供兄弟讀書，這些女性很可能在其困境當中，前往應徵不知所指為何的「慰安婦」工作。進而可知，當時殖民情境不僅製造經濟的剝奪與壓迫，亦壟斷女性學習知識教育的機會，進而使女性難以完全知曉「慰安婦」究竟所指何意，只能各自解讀（例如推測是做護士、當助手、陪人聊天等工作）亦有職業詐欺招募方式，包括張貼徵求護士、洗碗工等內容不符的廣告。而第二種常見招募方法，即是半哄騙半命令或強行拉走，這即是奠定於殖民地特殊脈絡中所生成的「招募」形式，使得剝奪女性人權的暴力行為能客觀地成立：第三種則是如區役所派員至每間酒家或妓女戶強制抽籤制度（朱德蘭，2019）。

透過上述各式招募形式可見，身處於被殖民地的女性，處境是弱勢中的劣勢。她們的語言學習、識字教育、資訊流通等資源遭受壟斷，而這些女性困境經驗，同時映現殖民脈絡如何交織性地，進而影響著台灣不同族群的「慰安婦」受害者女性戰後生活。本文在此依循朱德蘭（2019）《台灣慰安婦》內文，以閩南籍的小桃阿嬤、原住民籍沈中阿嬤生命故事為例，看見即使同為「慰安婦」受害者女性，但在殖民與族群交織脈絡中，她們的生命經驗將有所差異。

「慰安婦」受害女性生命經驗，確實體現了多面向的壓迫可能，例如，小桃阿嬤是閩南籍台灣人，較屬於殖民地者的在地主要族群，因此，雖然小桃阿嬤家境不佳，但仍有機會接受日本公學校教育；而在《台灣慰安婦》內文中亦可見，閩南籍女性至少幾乎能國小。二戰結束後，小桃阿嬤因精通台、日語，無論是向日本政府訴求道歉時，能不用透過翻譯員，以日文發聲切實地發表自身想法，避免語言轉譯過程裡流失自我意識與聲音；也因為熟識語言運用，小桃阿嬤亦能在人來人往的熱鬧果菜市場執業生活。

相較之下，身分背景為太魯閣族的沈中阿嬤，接受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她既不會說台語，也不會說中文，而日文則是在日本軍隊駐點部落時，面臨強迫勞動與強制性行為經歷時稍微習得。戰後因部落文化，即是注重女性僅能和自己丈夫性行為脈絡下，間接影響沈中阿嬤四段婚姻經驗，在這四段婚姻當中，皆因丈夫得知沈中阿嬤的「慰安婦」過往後離去。除此之外，不黯台語或中文的她，亦難以在平地尋得工作機會，參與要求日本政府道歉運動時，在論述自身感受倡議需求過程中，沈中阿嬤容易進入「有口難言」的限制困境，甚或自身言論可能要被轉譯兩次以上（例以族語向懂中文的家人言說，家人再以中文向日文翻譯員解說），原意或多或少遭受削薄。

如同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論點指出，置身殖民處境中，作為雙重殖民者的原住民女性，她們在從屬階級邊緣位置裡正不斷地（被）消聲（劉開鈴，林津如，賴俊雄，陳健宏，李根芳，陳福仁，游素玲，2011）。我們進而可知，「慰安婦」受害者原住民女性的處境，於看似平面的「慰安婦」受害議題討論當中，切出更艱難的差異困境；而在這雙重殖民脈絡中，也再次映現殖民統治如何幽微地持續剝削、阻擾受害者女性往後的行動力。

然而，不可否認，「慰安婦」受害者女性仍首當其衝地處身於性暴力問題中，她們的自我及身體權在殖民歷史脈絡裡，共同性地遭受強制性迫害，她們皆在原本被放置於弱勢的性別位置中，進入了更為劣勢的女性困境，這即是殖民霸權與性別問題交織而成的歷史創傷。而這些女性又在不同族群背景的資源限制中，被迫面臨相同又相異的生命傷痕，「慰安婦」受害者女性與其家人，甚或也仍置身於面對殖民遺緒情境裡。畢竟，日本政府拒絕道歉可能是一種維持殖民者霸權的樣貌，甚或是再製「慰安婦」受害女性的無聲可能；也之所以，共同記憶與行動是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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