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性,所以我勇武」:是什麼逼得香港人持久不斷的反抗?

「我理性,所以我勇武」:是什麼逼得香港人持久不斷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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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今香港,首要面對且全球關心的,毋寧如若盤勢這樣繼續激化,有沒有解放軍血洗香港市區的那天?再又如此街頭游擊戰持續,對香港金融發展變因何若?又時程拉久,香港社會主體意向會變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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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常被引用的說法是,「所謂浪漫,就是企圖用有限的資源去達成近乎無限的目標。」從這觀點來看,如今香江街頭奮起對抗中共巨靈的公民、很是浪漫,一種悲戚的浪漫。

不是唐吉軻德,而是搏命演出

但是,如今港人挺身而就的可能非僅唐吉軻德式對決,而是赤裸裸懸崖邊上的搏命。

從2009年反對興建高鐵抗爭,乃至2011-12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再2014年以黃傘亮點全球的佔領中環……香港局勢漸次推達極限,香港人槓上的對象也逐漸越過特首、面向中聯辦和港澳辦,終而北京當局。

「我理性,所以我勇武」

延此而論,香港人所謂「勇武」的概念或值我們分篇探討。從字義考證,「勇武」二字成慣常可以溯至2001年、《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的專欄文章〈我理性,所以我勇武〉。

直觀的說,勇武當然係以身體抗爭作為反抗手段。在議題上、早些時候鑲嵌香港人反對中國自由行,反對中國水貨等;在方法上則有佔領街頭、有卡車門阻地鐵通行,還有雷射光筆反制和光這個星期就發生二十幾次的包圍警署。

凡此種種皆關涉物理性的著手,在不少時程會被稱作暴力,而陳雲的「勇武論」正是試圖超越「非暴力」抗爭的另闢蹊徑。香港勇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厥為香港大學哲學系出身的梁天琦,他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將「勇武」連結道德高度和策略理性,大大提升整盤運動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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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和治權,一國與兩制

除了勇武和城邦論,當然還有方志恒等「香港革新論」,甚或自治乃至港獨等端,這挑戰的不只是特首和中聯辦顏面,更深及中國在香港主權和治權衡平、還有一國與「兩制」得否並行難題。

再回到當今香江,首要面對且全球關心的,毋寧如若盤勢這樣繼續激化,有沒有解放軍血洗香港市區的那天?再又如此街頭游擊戰持續,對香港金融發展變因何若?又時程拉久,香港社會主體意向會變遷嗎?

短文無法長篇,或者跳接可能答案直指。我以為現下北京政權根本要素不遠當年天安門前鄧小平,局勢再往下展、共軍開槍可能性是存在的。復野貓式多點攻擊對港島經濟影響,此非惟經濟體系本身、還有外交與國際情勢等變因,頗難評估但續此戰鬥應該負面居多;更容我悲觀地說,時程拖久往下延長的抗爭通常對政府有利,1968年曾席捲全球、幾乎翻掉法國政府的巴黎學運前例可循。

「併敵一向,千里殺將」

然則本文所意當然不是即刻終止抗爭,而是應該集中兵力以向、方能取勝,《孫子兵法》:「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誠此之謂。具體的說,轉戰場於香港機場雖有阻礙,仍算上聰明。所謂「集中」也並非人數或時間上收束,而要搏那一點取勝可能,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蓋引進外援、聚點打擊或變異奇法都是可能,這本來就是知其不可為的戰爭,但回頭看2003年香港人擋下中共國安立法前局、也非全不可能。當然此回「反送中」爆發的連串綿延,特性有些不同,我們殊難簡斷,只能學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

「為什麼」才是核心重點

縱言之,我以為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還是要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香港人為什麼要這麼做?」更直白地說,地小人稠、競爭激烈、金融繁盛的香港過往很常被偏見指為現實與冷漠,到底是哪些因素逼得香港人持久不斷的硬要反抗?我想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和懂得反思公民的深沉課題。

勇武文化與香港精神

身體作為方法、勇武運成文化,這或乃歌利亞陰影下香港宿命。勇武的反抗者證成了香港精神,催淚煙霧裡、縱然徒勞也要保衛我城。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在文章中點破、立法的本質就是權力的確認,中共國安立法和反送中條例就是明證。班雅明還說道:「從道德的層次言,使用暴力無論合法與否都必須負責任的運用,因為使用暴力是上天的恩賜。」套諸今日香港,「勇武」是經過理性反思,是具道德正當性的嚴肅選擇。著手「勇武」這關乎抵抗權,參與者審視自身目的而投入,並且願意承擔後果。這是勇武、是香港精神,我們不該或忘。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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