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叛逆還是秀異?談談明星高中「能K能玩」的校園文化

是叛逆還是秀異?談談明星高中「能K能玩」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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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獨重成績、升學的社會氛圍下,「追求課外發展」正是建立在一個弔詭的前提:學生必須要先在課業表現上獲得認可,才能夠「認真玩社團」、進而獲得「能K能玩」的秀異地位。

文:王啟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年三月時,師大附中傳出因為當年學測成績不甚理想,校方研議將對學生過度自由的校園生活與社團活動進行管制。無獨有偶,同一年建國中學也出現類似風聲,校方因學生在升學表現上與他校的差距有逐年縮小的趨勢,試圖減少課外活動,要求學生投注更多心力在學測準備。當時兩所學校的學生、畢業生,皆對此表達強烈反對意見。其中最核心的論點,便是他們認為自由學風以及豐富多元的校園活動,才是讓這兩所學校與眾不同的特質,而非僅是校方汲汲營營的升學數字。

事實上,在過去十幾年間在某些知名公立明星高中不時出現類似事件:每當校方因種種理由而想要加強對於學生校園生活的干涉,學生通常會群起捍衛令他們「感到自豪」的自由傳統、與豐富的校園文化生活。在我的觀察裡,類似的情況似乎較不會發生在公立明星高中以外的學校。

表面上看來,這類論述像是拒絕了父母、師長只重視成績的世俗關切,並且呼應一種常見的關於明星高中學生「能K也能玩」的想像:彷彿對這些學生來說,透過追求課外成就來打造精采的高中生活,其實比成績還來的重要。然而,我們其實很難說提出這類論述的人,實際上真的不重視成績。在現實上,他們多半是處在台灣教育場域最頂層的菁英。這個對比讓人不禁納悶,為何強調不要只重視成績的聲音多半來自前段學校學生?為什麼明星高中會有格外重視課外生活的文化?這是否代表自由學風與豐富的校園文化,真的是獨立於成績以外的重要傳統?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以過去幾年針對明星高中的校園生活與社團活動所蒐集的田野資料,配合相關文獻,來對明星高中「能K能玩」的校園文化進行社會學的分析。我的田野對象以KG高中熱門音樂社的成員為主(KG為匿名處理),同時也搭配對於該校其他社團、以及他校類似社團的觀察。這篇文章認為,明星高中校內追求「能K能玩」的風氣,一方面是學生對父母、師長的教育控制進行挑戰、並爭取自主權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能夠讓他們獲取文化秀異(distinction),並展現優越地位的重要手段。然而,這樣一種透過挑戰教育控制所展現的秀異形式,可能也是一種必須要先取得課業成就,才能夠享有的特權。

教育改革與明星高中校園文化

高中校園社團文化的興起,和解嚴後一連串教改運動與政策變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在多元入學實施後,儘管學科成績依舊重要,卻不再是升學競爭的唯一指標。諸如社團活動、課外競賽等,皆成為對升學有利的項目。傳統公立明星學校相對自由開放的學風,以及因為歷史悠久而發展完備的社團活動,遂成為不論是校方招生或者是學生在日常脈絡中,用以展現特色的重要區別形式。在此脈絡下,豐富的社團活動、創意慶典等課外特色,逐漸成為學校用來打造校園生活「能K能玩」形象的要素,並引起各校學生在舉辦大型校園、社團活動時比拼排場的「軍備競賽」。

在另一方面,過往被壓抑的青少年次文化也隨著消費社會興起在解嚴後發展。搖滾樂團、街舞等文化,開始在與體制、家庭、學校相互拉扯的情況下展開。在此過程中,這些曾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次文化形式,也隨著解嚴後校園威權氛圍的解除,經由學生的組織動員進入升學型高中校園,透過學生社團的組織模式體制化。校園活動舞台上的表演機會,也使得諸如熱音社、熱舞社等新興的青少年次文化社團,成為學生目光焦點所在。在這樣的校園生活場域動態下,學生校園生活的核心問題不再只是過去時代重視的如何讀好書、考好試,而是如何在取得一定學業地位的同時,在社團活動也有秀異的表現。

「能K能玩」:經由挑戰教育控制所呈現的「文化秀異」

近期有關於明星高中學生的研究指出,對多數就讀這類學校的青少年來說,社團生活至少和課業生活同等重要,是他們建立身分認同與取得成就感的關鍵機制;學生為了社團活動蹺課是常見現象。我在田野中也觀察到許多類似現象。一個印象深刻的經驗是,某次進行田野觀察時,學生在我面前拿出一疊預先蓋好導師章的「請假條」,像在炫耀他們總能夠輕易蹺課玩社團的特權;也有學生在高二期間幾乎沒有背書包到校,並且翹掉多數課程,把時間用來進行成發演出的練習。就算是其他沒有瘋玩社團的學生,平時翻牆、蹺課,甚至與教官進行「鬥法」,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在觀察這些現象的同時,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英國學者Paul Willis在《學做工》一書中所描繪的「反學校文化」。這本書中描繪了工人階級青少年如何透過一系列叛逆實作,打造出挑戰學校教育權威的校園次文化。他們在學校中總是奇裝異服,並且伴隨著抽煙、打架、嘲弄乖乖牌學生等叛逆行為,削弱學校權威對他們施行的教育控制。我在田野中也觀察到類似的叛逆舉動。除了前述的蹺課、爬牆,學生也會互相比較、吹噓玩社團玩到不顧課業的豐功偉業,有時也會透露出對於只會讀書的輕蔑態度;也有學生會在校園角落聚集抽煙,挑戰學校規範。這些表面上看來叛逆、挑戰權威的舉動,象徵了他們對自身面臨的「教育控制」所採取的次文化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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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然而,與工人階級的小伙子們有所不同的是,優越的社會位置為明星高中學生的次文化活動帶來截然不同的後果。雖然Willis的小伙子們能透過反學校文化確立自身在校園中的同儕地位,弱勢背景讓他們只能侷限在次文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就,無法在次文化場域外的社會生活獲得任何好處。在我的研究中,學生們學業菁英的地位,讓他們能夠藉由表面看似叛逆的舉動,展現自身的文化優越:一方面,他們能藉由叛逆的次文化與休閒成就,與其他青少年進行區別,取得優越的同儕地位;另一方面,他們所具備的高文化資本與受認可的社會地位,則讓他們的叛逆次文化只需要面臨「有限的負擔」(limited liability),【註】並藉由休閒領域的成就獲得「能K能玩」的社會聲譽,於青少年文化的場域中強化優越地位,並再製社會不平等。

能玩的前提:成績、學校地位與制度條件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