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必須「賢淑」——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必須「賢淑」——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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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婆媳」、「姑嫂」、「妯娌」是父權家庭中的「特殊的女性人際關係」,除了「姑」之外,其他的婆婆、妯娌都為外姓女性,進入父權家庭都需重新學習跟維持家庭內的人際關係,也同時經營自己被父權家庭賦予的家庭地位。

文:姜貞吟(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前略)

四、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性別

(一)不及格的太太╱媳婦

父權家庭拒斥的第一種女性,是指沒把父權家庭照顧好,也沒跟夫家維持良好關係的「不及格的太太╱媳婦」。雖台灣《民法》親屬編自1985年起至今多次修正從夫居、冠夫姓、子女姓氏、保障妻之財產、子女監護與親權等的法律規定,目的即在推動夫妻在《民法》婚姻中的平等,改變女性無怨無悔依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既定命運過活,以及扮演著父權制度的捍衛者的角色。多次修法將「婚姻以夫家為主」的規定逐一修改為雙方協商或子女最佳利益等,希望能讓法律維持中性、平等的性質,且讓女性不受法律與道德的父權束縛。今日雖然社會變遷快速且倡議性別平等,但在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上,「嫁出」、「嫁入」、「娶進」、「娶到」的「出」與「入」的觀念依舊,預設女性必須離開原生家庭,以及兩人所組的婚姻家庭需進入先生的原生家庭網絡中。

從居住點、居住距離、關係互動密度、關係網絡趨向等來看,以先生為主的「從夫」,以及與先生原生家庭為主關係網絡的「隱形從夫居」是社會常態。女性婚後進入父權家庭有兩個重要的角色,一個是「太太」,也就是某家庭的「媳婦」,另外一個重要角色則是母親。父權家庭對入門女性的規範,在婚後除了母親角色之外,如何當一個好「太太」與好「媳婦」,時時被以放大鏡檢視。「太太」與「媳婦」是一個女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兩個角色。

女性在歷經「嫁娶」儀式成為某男性的「太太」之後,被賦予要承擔起照顧先生的生活起居、餐飲料理,以及家庭空間的打掃與清潔等,才能夠格被稱讚為一個好太太。然而這些當好太太的勞動,卻需要相當的時間付出跟心神安排。不論是準備餐飲或是家庭清潔,從構思(做什麼)、安排(搜尋資訊、如何作)、採買(經常無法在同一處買到全部的東西)、處理(分裝、儲存)、清洗(從蔬菜、碗筷、鍋具、廚房到廁所、客廳)、烹調(煮出色香味、營養均衡的飯菜)、管理(設備更新、放置、維修)等,相當的瑣碎與繁瑣,而每一項都需要時間、注意力與實際行動。一般父權家庭對男性卻少有「如何在婚姻中當先生╱老公」的相關討論、期待與規範。近年在性別平等思潮下,已有不少進步說法,鼓勵男性一起做家事(也有許多男性開始做家事)。但許多男性幫忙的家事,主要是陪小孩(玩)跟倒垃圾。關係對等的家庭中,家事是「我們的」、「共同的」,不專屬於女性的角色分工,也不是動用無償的「愛的勞動」來完成。

此外,女性婚後成為某人的太太╱老婆之後,對外的身分也逐漸轉為男性的配偶,社會文化習慣以婚姻身分來辨識女性,特別是當夫妻一起出現在公眾場合或聚會時,女性常被以「某某太太」、「某某夫人」、「某某嫂」、「嫂夫人」作為稱謂,替代其原本的姓氏,隱身於先生身邊。社會面對一位已過適婚年齡而未婚的女性,除了少數女性在其專業領域被認識與理解之外,其餘在社會中的一般場合,似乎無法以女性作為一個生命主體來認識、理解她,需搭配婚姻身分來肯認她的存在,並與之互動。社會在認識女性時,是否無時無刻或有意無意地把女性當作性客體來區辨,進行女性性主權歸屬的辨識?

同時,女性婚後除了成為妻子之外,也需在父權家庭中當好一位「好媳婦」。「媳婦」角色首重維持與經營跟父權家庭的關係,特別是在與婆婆、姑嫂、妯娌之間的關係,以及跟其他親屬成員的互動網絡建立。「婆媳」、「姑嫂」、「妯娌」之間,成了女性進入父權家庭後最常需要處理的關係。這種關係涉及到本姓與外姓女性們在父權家庭的權力消長,卻常被簡化為「女人之間的問題╱戰爭」,忽視父權家庭中的性別結構,以及此一結構可能造成的關係緊張與扭曲。

女性若婚後住進先生家庭後,就需要學習從掌管家務管理的婆婆手中繼承到權力,以及如何跟「外嫁」的「姑嫂」或同為媳婦的「妯娌」間相處,在進退應對之間的謹言慎行,避免逾越世代與權限,共同維持家庭和樂,這也是一種家庭政治。而連襟之間或是先生與大小舅子、大小姨子之間的關係,由於多數並未居住在一起,或是也不是主要的婚姻家庭關係網,所背負社會的期待則較少。但是女性需跟毫無血緣的「親人」學習共同生活,維持漫長的關係,這些飄渺的關係乃憑藉著先生這位男性而構成,實屬不易。

父權家庭中的公婆與男性親友們等著審查進門的媳婦是否達到「標準」,而不是全然的尊重與接納子女對於婚姻擇偶的選擇與決定。媳婦除了要能照顧好兒子跟孫子、孫女們的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與婆婆的關係處理,須服從、貼心、細緻,在行為進退之間須使其滿意又不能逾權,逾越父權家庭中的家務最高總管的權力與範圍。不能讓婆婆在兒子的生活中毫無角色與權力,讓其產生喪失對兒子的控制權與所有權的「感受」,剝奪感一旦產生,關係即可能產生變化。「妯娌」們皆為夫家的外姓人,一般會依先生在夫家子女排序不同,而有地位上的不同,權力也有所不同。彼此之間也需學習因自己先生而來的姻親關係經營。而「姑嫂」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微妙,前者可能會因婚姻離開家庭,而後者將進入家庭中,兩個各自處境是「出」與「入」。出入除了是生活互動的離開或進入,同時也具有高度的家庭權力的消退與成長,彼此即具有微妙的權力關係。

「婆媳」、「姑嫂」、「妯娌」是父權家庭中的「特殊的女性人際關係」,除了「姑」之外,其他的婆婆、妯娌都為外姓女性,進入父權家庭都需重新學習跟維持家庭內的人際關係,也同時經營自己被父權家庭賦予的家庭地位。稍有處理不慎者或行為不適者,便易遭到側目。各種對女性負面形容詞即會紛紛出籠,「當我家的媳婦不夠格」、「惡媳」、「壞媳婦」,同時,形容年長女性為「惡婆婆」、「壞婆婆」、「死老太婆」的形容詞也沒少過。

女性們在以父權為主的家庭與社會中的互動政治,非常幽微細膩,涉及到弱勢者如何競爭與確保自己的生存優勢,但是卻經常被社會簡化女人之間的相處問題,是「女性們」才會有相處問題,讓大眾產生「女人就是麻煩」的刻板印象。雖然男性之間也充滿競爭、合作與挑戰,但社會詮釋男性間彼此的競爭是「為了事業打拼」、「為了成功」,而不是因為「男性」這種性別才產生的「麻煩」,況且社會多數也不會認為男性競爭的衝突是個「麻煩」的議題。

不同的外姓女性到底要如何在父權家庭中相處與共同生活?根據媒體報導,近年來婚後買房的「密戶」現象快速暴增,不少已婚女性或夫妻在買房後,不讓公婆或父母知道,以防惡婆婆插手家庭,媒體稱之為「逆媳反撲」。甚至,已有女性開始說出不再當「媳婦」,拋出了媳婦的辭職信,在婚姻裡選擇不當媳婦,勇敢拋開「婆家」束縛。近年來,「去誰家過年」常在春節時被媒體討論,過年習俗常是除夕跟初一在夫家團圓,初二回娘家,但在我進行的田野訪談中,不少女性遇到的狀況常是「初三」或「初四」才能回娘家,因為初二是婆家全家聚集團圓的日子,會被婆家要求幫忙招待回門的女兒跟女婿。「婆婆不准媳婦初二回娘家」,其實還是在維持父權家庭在過年春節時的主導優勢,但看起來就像全在女人之間發生的糾紛,也常被扭曲說成「女人為難女人」。但所謂的「婆家」或「夫家」,其實是隱身在婆婆背後,由她們來執行父權家庭對入門外姓女子的規範與期待。

父權社會不只蔑視忤逆的媳婦,也對「媳婦熬成婆」後的「婆婆」沒有太多正向的形容。「婆婆」一詞雖不致於像「母豬」一詞已轉為負面用語,但也充滿許多的負能量。但是,熬成婆的婆婆不是已經資深地成為維繫父權家庭的執行者嗎?怎麼會招致負評?二分與對立下的女性價值,常讚許的是年輕化、無經驗化與高度性化的女性意象,而「婆婆」一詞代表的是年長的、經驗老到的、不可愛的、去性化的女性不利處境。「惡婆婆」會不會是「年輕」女性對「年長」女性的攻擊與詆毀?是另一種女性厭惡、女性蔑視的象徵?

(二)不盡職的母親

父權家庭第二種拒斥的女性,是指沒把父系法則繼承人照顧好的「不盡職的母親」。女性在父權家庭的照顧工作涵蓋層面寬廣,包含人的照顧與事務的處理,人的部分經常跨越三個世代,包括子女、自己與先生、雙方父母親,事務部分則有婚姻家庭生活的運作,以及跟雙方原生家庭的互動與關係維繫。這些照顧工作各有不同的角色與相應規範,其中最重要的首推「母職」,肩負起父權家庭的傳承與下一世代的生育、養育與教育。隨著女性進入職場比例漸增,女性得以發展自己的興趣與職業,不再把婚姻家庭中的「專職家庭主婦」視為唯一選項。然而這並非表示女性能全面卸下照顧者的角色期待,職場女性依舊面臨白天工作結束回家後的第二輪班。

女性要花多少時間在家務勞動上?根據行政院2016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之「15至64歲已婚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台灣女性平均每日花在家務勞動是3.88小時,包含照顧子女、照顧老人、照顧其他家人、做家事。若只以實際從事者的平均時間來看,2013年每日照顧小孩需花2.91小時,2016年增為3.30小時。對職場女性,日間職場工作與晚上第二輪班的照顧常使其身心俱疲,雖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已經超過50%,但女性因結婚跟生育退出職場的比例依舊居高不下。

女性長期退出職場帶來的性別政治效應,包括加深夫妻之間的差距、強化彼此間不平等的關係,也同時弱化女性工作與資本積累的機會,更進一步貶抑家務,讓男性主觀上也拒斥家務。尤其,在以職業就業相關提撥為主的年金體系中,女性退出職場後雖有國民年金的基本保障,但制度保障不足。女性退出職場,在年老時的經濟來源常需依賴子女跟配偶的協助,容易陷入老年經濟安全危機。根據行政院統計,台灣男性65歲以上自主經濟者(含工作收入、退休金、儲蓄利息投資等)為60.8%,女性只有29.8%。經濟生活需依賴家人(含配偶跟子女)者,男性為35.1%,女性為61.3%。平均可使用的生活費用,男性為14,066元,女性為11,716元。29 母職照顧、家務勞動跟就業之間的衝突關係,影響女性生命相當長的時期。

無論是政府統計資料的證據或是學者的研究分析,如何呈現女性在家務分工與照顧勞動的不均,以及這些對女性有諸多層面的影響與不利於家庭內的性別政治,但傳統父權家庭對於母職的要求與期待仍舊未見改善。生育培育與養育下一代的重責大任,完全放在母親的肩上。父權家庭的尺規就像魔咒一樣,時時讓母親自我檢視與要求自己,只要一點不符期待或稍有意外,母親就飽受煎熬且充滿罪惡感,在眾人眼中就成了「不盡職的母親」。

討論小孩的照顧安排時,經常可聽到這樣的說法「有媽媽,為什麼要請保母?」、「為什麼不自己帶小孩?」。沒親自為小孩做飯的母親,是「不會做飯的母親」。小孩學習不如預期或行為不符期待,會被質疑「媽媽怎麼教的?」「妳為什麼沒有教?」。小孩哭鬧、吵鬧時,大家首先問「母親在哪裡?」。小孩放學後,媽媽還在工作,女人就成了「自顧事業的自私母親」。小孩生病,女人就成了「連小孩都顧不好的母親」。在餐廳,常看到母親一邊忙著餵小孩,一邊忙著也要把自己餵飽的窘迫。接近小孩放學的時間,母親就得開始忙著接送跟安排安親班等等。美國前總統夫人蜜雪兒.歐巴馬在自傳《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陳述她在聽了母親偶爾透露自己對婚姻的想法時,也會考慮「這刺激你去思考、去揣測,在這間屋子裡成為這個男人的妻子、生育這些小孩,是否害你錯失了其他良機」。

如何當一個稱職的母親?有人力或經濟資源者,可將「母職外包」,或許是由親屬協助或請保母、管家、司機接送等,讓她專心投入於工作,或者階級更優渥者,則成為母職外包的管理者,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不被困在職涯工作與母職勞動的兩難困境裡。「母職外包」看似解決母職困境,但其中卻有許多詭譎之處:

第一,涉及到階級差異,能支付得起,最低限度是母職外包的支出不能大於女性就業所得或能支付額度,一旦大於這些數字,「為什麼不自己帶」的聲音就可能會自我浮現,也可能會成為親友關切的提問。第二,就是這份支出,該由誰給付?若全由先生給付,一方面可能顯示先生所願意展現的家庭照顧責任,但若全由先生支付,則又可能落入男性需養家的傳統窠臼,讓男性承擔主要家庭支出。但一人一半,這樣是否又能彰顯夫妻的平等?畢竟「經濟」與「權力」之間是相當詭譎的關係,女性平均薪資向來低於男性,很難一刀切開指定由誰來支付。另一種則是,我曾訪問過的極端案例,是先生要求太太全數支付,因為先生認定母職就是女人分內之事,所以當太太要找幫手,這是在幫太太的忙,就該由女人全數負擔。但若將性別薪資差距考慮進來,各種實然情境複雜,所以也難以認定各付一半就能稱為平等或對等。

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現代樣貌,對女性具有潛在的內在壓迫。社會看不見女性作為一個母親時,「自我」是處在窘迫的狀態中。父權家庭除了對沒達到母職規範的多種指責之外,還有一種被嚴重汙名化與刻板印象囿限的難為母親:後母。後母幾乎成為所有邪惡的代表。童話故事中的邪惡代表不是巫婆就是後母,例如白雪公主的黑魔法後母皇后、灰姑娘的後母。天氣變化萬千,也用「春天後母心」來形容,如同以前只要遇到颱風名是女性名字,常會用「潑辣」、「多變」等負面詞來形容。就連《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的「後母」例句:「這位後母視前妻所生子女如己出,讓親友們內心寬慰不少。」都預設了對女性能否勝任「後母」的擔憂與質疑。

社會中確實有著「後母」、「繼父」相關的社會事件發生,可能是虐待、管教不當、性侵等,但這些事件也同時可能發生在原生父母親身上。這也提醒我們思考,除了性侵、性╱性別暴力這種情境之外,諸如管教不當、虐待等部分可能顯示出幾種能進一步討論的議題,像是「後母」跟「繼父」的身分,是否在父權家庭中本身就處在尷尬的關係位置?是否也受到社會給予的不同的性別規範?如果有,那會是什麼樣子?此外,這些規範是否帶給她們╱他們不同的壓力或壓迫情境?她們╱他們處在這些特殊的壓力與壓迫情境中,是否容易引發後母與繼父的不適當反應?或者社會是否過度檢視她們╱他們的不合格狀態?

(三)不孝的女兒

第三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是指跟父權繼嗣與繼承爭平等的「不孝的女兒」。多數的父母對子女的疼愛不一定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少父母跟女兒的關係緊密,也深愛自己的女兒。但在強調父子軸傳承與男性繼承為主的家庭中,女兒通常不被視為家庭永久成員,也就不具有傳承家庭、擁有家庭的權力╱權利,以及繼承家庭財產的權力╱權利。在我目前了解到的案例裡還是有著以男性為主的狀況,一位目前正在就讀研究所的25歲年輕女性已被父母告知,家裡的公司會傳給弟弟繼承跟管理,並請她將來畢業可在弟弟公司擔任會計。年輕的她,不斷以「沒興趣經營公司」來說服自己,但也一直陷在是否該跟父母談一談的猶豫中。

而社會對於「不孝的兒子」跟「不孝的女兒」指稱的內涵差異,也因性別規範而不同。不肖子╱不孝子,通常是指兒子惹是生非讓父母失望,或是對父母沒有盡到「孝順」與「奉養」的期待。「不孝的女兒」,則是指爭產、爭權力、爭繼承家庭的女性。然而弔詭的是,許多訴訟事件中的女兒爭產,爭的往往都只是法律對子女的繼承平等權,並非是額外多要的財產。二元對立的「女性特質」認為女性應該是婉約、溫和、體貼與不與人發生衝突跟爭執,而社會以「爭產」來詮釋與定位女性主張繼承平等權,即可能導引大眾對女性評斷趨向更不友善。

我國《民法》第1138條規定,子女不分性別,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繼承權。雖然遺囑人有自由處分遺產的行為自由,但不得違反第1187條特留分的規定。遺囑人可能有其財產繼承人之偏好或其他因素等,但仍不能剝奪繼承人最低限度的繼承權利。即便法律如此規定,但父權家庭視兒子為家族╱家庭的唯一繼承人,常透過贈與、讓女兒拋棄繼承等方式傳給兒子或孫子。王曉丹在其研究中指出民間習俗長久以來以兒子繼承家產為主,女兒則可能多會拋棄繼承的社會現象。雖然已經有很多人主張男女平等,在行動上公平對待子女,培育子女不分性別,重視子女個人志趣與能力促其發揮所長,在繼承上也不因性別區別影響權益的差異。但父權家庭重男輕女、傳男不傳女的信念依舊在文化層面影響社會,讓繼承平等有著「規範」與「實踐」的落差,這從財政部性別統計數據皆能看出社會文化窠臼的一面。

根據財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17年全國地價稅開徵共計795.6萬戶,其中男性428.6萬戶、女性367萬戶,男女性別結構比例分別為53.8%、46.1%,29歲以下的男女比例則為66%、34%。此外,2017年國人受贈人數的男女性別比為61.7%、38.3%。其中,男性比例最高的縣市為連江縣79.8%、金門縣73.8%、雲林縣66.5%,女性比例最高的縣市為基隆市46.7%、台東縣46.2%、花蓮縣44.8%。全國29歲以下受贈的男女性別比為69%、31%。從前述數據可看到父權社會對女性的繼承平等權益依舊排斥,既是勸誡也是警告女性的各種說法紛紛,「不要回來爭財產」、「不要搶財產」、「家族傳統都傳給男的,沒有傳女的」、「女人就是沒有」。女性主張自己的正當權益,反而成了破壞家庭╱家族和諧的萬惡之首。

家庭不願讓女性繼承財產,通常跟父權思想把結了婚的女兒視為「嫁出去」有關,女兒在生活實際照顧上須以「公婆家」為主,對原生家庭並沒有照顧父母的義務跟責任。當「權利」跟「照顧」兩者惡性交互影響後,就成為家庭關係撕裂的導火線。最近兩則訴訟事件值得省思,一則是2018年7月的報導案例「女兒嫁出去就是別人的,她遺產沒份還被索扶養費」:據報導,女性當事者應母親要求,婚後放棄繼承父親遺產,也免除扶養權;未料母親過世,隨即被大哥興訟追討200多萬元扶養費。另一則2018年3月報導案例「七個女兒都不孝,老婦近億遺產獨留小兒子」:據報導,該名婦人跟丈夫在連生七女之後,終得一獨子,因此相當寵愛這個兒子,先生2007年過世後,將名下全數土地都獨留給兒子;2015年婦人過世遺留近億元財產,也主張女兒嫁出後都不孝,沒有照顧她,因此將遺產全數留給兒子。

社會重男輕女彷彿萬世遺毒,讓不少人有著「生為女兒身,就是不孝」的觀念。女兒在父權家庭被貶抑與否定,反應了台灣婦女運動推動許久的平權價值與運動進程,雖然法律已具平等規範,但整體社會文化尚未發生質性的改變,許多平等、平權的價值只要遇到民間文化與社會慣習,就會失效無用,難以撼動父權家庭排除女性的傳統。事實上,女兒爭產的行動,具有多重意義:第一、確認女性主體性;第二、確認女兒是家庭永久成員的資格;第三、捍衛繼承權的性別平等。

(四)不守規範的女人╱叛逆的女人

父權家庭第四種拒斥的女性,是貶抑不遵守父權規範的女性,包括女性的不婚者、單身生子者、已婚不生子者、跟外國╱外族男性結婚者、已婚女性外遇、女性性自主者等,也就是各種不受父權支配與監控的女性。人在真實的社會生活裡,隨著社會結構、文化偏好、個人經驗與生命歷程的不同,充滿了各種樣態,可能會在婚姻裡,也可能不會在婚姻中,可能進入婚姻又離開了婚姻、可能遇愛外國人、也可能不在婚姻狀態中懷孕卻選擇勇敢生下養大孩子,但是這些都不是父權家庭所喜見的女性狀態。社會對此類女性的形容,多數是不友善或側目以對,例如「眼界高」、「怪女人」、「老姑婆」、「她很特別」、「她女權主義者」、「不圓滿的女人」耳熟能詳,最嚴重的則是直接貶抑與羞辱,例如嘲諷跨文化╱跨國戀情(Cross Cultural Romance,簡稱為CCR)的台灣女性。

婦女運動鼓勵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政治參與的機會開展、進入就業市場擁有經濟獨立的生活等,以及社會快速變遷,生活型態越來越多元,讓女性不再像從前一樣弱勢,需找到婚姻看成是生命最終歸依與保障,也不把婚姻當作是人生最迫切的事情。在2001年,台灣男女初婚平均年齡為32.9歲、27.4歲,到了2016年,則為34.5歲、31.7歲,女性初婚年齡的延遲較男性更明顯。

不論男性、女性,越來越多人隨著各種經濟與社會條件變好之後逐漸晚婚、甚至不婚,親密關係與情慾自主性的提高。而隨著近年全球化快速移動與社會變遷,跨文化╱跨國戀情╱跨國婚姻也變多,台灣女性的跨域戀情跟台灣男性的跨域戀情各有不同的脈絡與情況。其中,受到父權社會言詞羞辱、批評最深的是台灣女性跟外國人的親密關係,「台女不意外」、「台女就是隨便」、「台女吃洋腸」,CCR已轉為具歧視性的語彙。只要網路上一有跟CCR相關新聞或在社群媒體上的貼文討論,底下的留言就一面倒的羞辱、揶揄跟蔑視。公民的身體在國族視角中,也不是中立、中性的。身體象徵國族的界線,男性與外國女性的結合成為國族象徵領域的擴展與延伸,然而,女性跟外國男性的結合則成為國族象徵領域的退縮。

(五)不配愛人與被愛的多元性別

父權家庭第五種拒斥的女性╱性別,是拒絕承認與接受不遵循父權二元性別對立架構,具「性自主」意識且將破壞「同性社交」者,也就是「多元性別」者。父權家庭對主體的控制依據性別的生理差異的男女二元,對於「男」「女」之外的個體,毫無想像也無法理解。婦女運動與性別研究推動性別平權價值與信念,鬆動既有性別結構對個體的壓迫,分別從包含生理性別(sex)、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性別氣質(gender trait)與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等,理解社會性別(gender)之多元樣貌,探討與鼓勵學習肯認(recognition)之際、也需學習尊重差異(difference)。

婚權運動爭取多年同性婚姻的法律許可,終獲2017年5月24日釋字第748號「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大法官多數意見認為,《民法》關於婚姻規定,如使同性二人「無法」以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與第7條平等權。但由宗教團體與保守團體為核心的捍衛父權行動受挫,隨即在2018年發動「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另立同婚專法)」三項公投。

遺憾的是,本應藉著這次公投行動,讓社會民眾有空間與機會了解、認識,並充分討論議題的公投機制,在選舉期間,卻充斥各種中傷、抹黑、羞辱與攻擊的敵意話術、影片、小道消息,不僅傷害性別平權運動、婦女運動,也羞辱推動性別平等的參與者。最嚴重的是,這些謠言跟抹黑,破壞了台灣社會本有的良善初心,引發社會暗黑詭異醜陋的歧視面目的真實暴露。其所採用的兩面手法,就是一面宣稱「愛同志」的同時,另一面暗黑同志、重傷同志,扼殺多元性別者的法律權利與生存權利。

捍衛父權者高度控制社會個體「性自主」的選擇,透過二元對立界線的不可跨越,強化性別認同的連結,進而控制性取向,拒絕承認多元性別,維持異性戀霸權獨大,持續鞏固異性戀父權家庭,並且深化父權文化。即使2019年5月24日之後,同性二人即可依據法律結婚,是台灣人權的一大進步。但在這段期間,反對婚姻平權、反對同志教育的幾波捍衛父權行動,非但沒讓壓迫性別(包括男性、女性與多元性別等)的父權思維進行反省,檢視父權結構如何透過排除、貶抑、他者化其所不容的性別多元,還赤裸裸地宣示多元性別不配有愛人與被愛的權利與權力。

反同公投宣傳期間,許多選民盲信各種抹黑文宣中的話術,暴露出台灣父權體制與父權家庭交叉結構的焦慮跟緊張。當平權運動者指出父權家庭結構困境,指出性別結構對多元性別與女性的負面影響與監控時,又經常會被社會視為麻煩製造者,將焦點轉移至「紛亂」,以及一再強調「和諧」、「家和萬事興」,瞬間反轉了「有權力者」與「無權力者」的關係。女性主義、性別平權支持者常成為被咎責與歸責的對象。同志婚姻平權的爭取與實踐,並非要瓦解家庭,而是站在「法律權利」的這條基準點上,恢復被排除的性主體權利。性別認同是個體認同的根本,影響人甚深,粗暴的否定多元性別個體的存在與權利,就是父權的厭女。

相關書摘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灣厭女政治的變形——去╱超女性化、少女化╱老女人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大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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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曉丹、余貞誼、方念萱、姜貞吟、韓宜臻、胡錦媛、黃囇莉、楊婉瑩、孫嘉穗、陳惠馨、康庭瑜

厭女是一座牆,有人說這是保護,但它更是一種禁錮。
為何這座牆比我們想像的更牢不可破?厭女又如何以愛女的面貌現身?

厭女,是全球女性主義共同面臨的最新課題。本書是首部完整論述台灣厭女現象之作,剖析了厭女網絡的成因與運作機制,以及那些關於困惑、猶疑、折損的故事,並尋找可能的突圍之道。

為何時至今日,厭女仍然是問題?或許有人認為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厭女已經不再是問題,然而當代持續存在的厭女現象告訴我們:在女性主義已經具有影響力之後,反而引發厭女網絡的反撲與懲戒。厭女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更為頑強。

新的情況,需要新的應對方式。在傳統父權體制透過流行文化不斷傳播、變形的同時,女性主義也必須提出新的策略與論述。

厭女不是少數人個人的極端情緒,厭女也並不意味著占一半人口的男性憎恨女性。厭女比我們所看見的更幽微、更複雜,也比我們想像的更根深柢固,厭女的機制與邏輯滲透到人們的自我、關係與社會網絡,進入性、身體與情感連結之中,造就了厭女網絡。

厭女網絡採取兩手策略的操作方式,區分「好」女人與「壞」女人並分而治之,透過拉攏「好女人」、懲戒「壞女人」,使女性因為被懲戒而神傷,或因為被拉攏而得意;拉攏與懲戒更可能產生相互加乘的效果,進而鞏固厭女網絡。

本書的重要論點在於,厭女有另一個面向,那就是愛女,厭女經常以愛女的樣貌表現──「我是為妳好」、「我是因為太愛妳」、「我是不能沒有妳」、「我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努力」,這種不將對方視為主體的單向度的愛,其實就是──厭女。愛女,並非厭女的解方,互為主體的協商與成長,才是克服厭女的良藥。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單一結構」解析厭女網絡中透過關係界定他人、控制他人、將他人視為客體的各種機制、邏輯與論述;中篇「兩難困境」書寫厭女網絡之中的個體處境,追問愛女/厭女的一體兩面,為何╱如何讓女性難以看穿、無法站出?下篇「多元協商」則論述多層次、多面向、嘗試突破厭女網絡的突圍行動。

厭女,正從現實與網路、小說文本與社會事件無孔不入地襲捲而來。全書分析的厭女案例包括:父權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反同運動、性暴力受害者、女性從政者、族群與性別,PTT母豬教、性私密影像與報復式色情、解放乳頭自拍,以及《水滸傳》、林奕含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八里雙屍案與《黑水》。

理解與拆解厭女現象,正是告別厭女的第一步!

本書重要焦點如下:

  • 父權家庭如何懲戒「不合格」的妻子、「失職」的母親、「不孝」的女兒、不進入家庭的女性、以及多元性別的女性?反同運動如何忌性、恐同、厭女?
  • 女性政治人物為何面臨在性別角色和政治角色間進退失據的困境?中性化是不是一個好的策略?在性別與族群的愛厭交織中,媒體如何展現能動性,促發性別平權?
  • 「母豬教」和「報復式色情」如何將女性客體化、工具化?「解放乳頭」的倡議,要將乳房去情慾化或是再情慾化?
  • 《水滸傳》為何是一個厭女文本?林奕含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指出了哪些權勢性交受害者的困境,以及受害者自我的複雜與兩難?八里雙屍案的報導與判決書顯露了什麼樣的厭女情結?與《黒水》又該如何對讀?
  • 新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情感教育?如何以「主體愛」補充「匯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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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大家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