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安澤《為一般人而戰》:匱乏心態不僅僅是壓力,對一個人的世界觀也有深遠的影響

楊安澤《為一般人而戰》:匱乏心態不僅僅是壓力,對一個人的世界觀也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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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富足或匱乏的心態跟你居住在美國哪個地區密切相關。不同的地區現在正經歷著不同程度的經濟活力,它們往往對未來有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你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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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安澤(Andrew Yang)

【匱乏與富足的心態】

前陣子我在克里夫蘭的一所高中演講,討論創業精神。許多家長出席,有一位父親問我:「是什麼讓你覺得你有能力創辦一家公司?」

我想了一會兒,回答說:「當我小時候,我父母一直灌輸我一個觀念,我可以做其他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我遇到了一些創業家,所以我認為我也可以辦得到。」

2000年,我25歲那一年,創辦了我的第一家公司Stargiving.com,一個與名人相關的慈善募款網站。事情可比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我們花了十個月,以每個月2萬5,000美元為進度,籌集25萬美元資金,並推出一個網站。儘管初期有一些新聞,但是我們很快就失去了地位。隨著互聯網泡沫的破滅,我們的資金用盡,投資者也失去興趣。很明顯,我們的前景非常糟糕,經過一年半的時間,我們關閉了公司。

第一次創業失敗對我的信心產生若干影響。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很清楚知道我曾經創辦過一家公司,而且失敗了。我還欠念法學院時借的十萬美元學生貸款,我曾經把學貸稱為「我的情婦」,因為感覺就像我每個月都要寄張支票去扶養住在另一個城鎮的一個家庭。我的自尊心受損,很難面對父母和朋友。

現在,回顧我的第一家公司,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其實算很不錯,我開辦公司並從失敗中再站起來。雖然當時真的很痛,我25歲,背負很多學貸債務,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我受過非常好的教育,我有一位共同創辦人——我在戴維斯波克法律事務所(Davis Polk)的一位同事辭職,和我共同創業。我有積蓄(雖然被我燒光了),也獲得信貸。我能夠在足夠富有的人面前籌集幾十萬美元的天使投資。情況艱鉅時,有一個朋友讓我可以搬去和他同住,以節省房租。我沒有任何家庭責任——沒有孩子,沒有配偶,我的父母也不需要任何經濟支持——我只需要三不五時聽他們質疑我的人生選擇。我也有信心,如果一切都失敗了,我能找到新工作。我的生活已經夠順利,我認為我可以成功的創辦一家公司。我也想到——想法正確——即使不成功,我也不會有問題。

我的故事是一個相對富足的人的故事,一般人應該感到熟悉。美國曾經是人人創業稀鬆平常的國家,人們對自己的未來抱持樂觀態度。不幸的是,就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情況已經大不同了。

我見過,也與全美數百位渴望創業的年輕人一起工作。許多人並沒有特殊家世背景,他們覺得創辦公司與個人和家庭資源之間存在重疊。他們認為,有靠山和創業是相輔相成的;由於他們的背景、階級、性別、種族、教育或地理位置,創業並不適合「像他們這樣的人」。

很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對的。

一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和創業成功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相關性。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創業家最常見的共同特徵是透過家庭、繼承、血統和/或人脈關係獲得資金。美國的一項調查發現,2014年超過80%的新創公司最初是自籌資金的——也就是說,創辦人有錢,並可直接投資。美國最近一項人口統計研究發現,大多數高成長的創業家是白人(84%)、男性(72%)、有強大的教育背景和高度的自尊心。報告中一位作者評論說:「如果一個人沒有一個有錢的家庭當靠山,他成為創業家的機率就會大幅下降。」

我曾經和全美數百名成功的創業家合作過,他們絕大多數來自財務相當寬裕的背景。事實是,如果你有一些助力,創辦公司就容易多了。除了資源,你還要有富足的心態。在你完成一件事後,你會認為樣樣得心應手。

我不是想儘量降低成為一名成功創業家的條件。無論你是誰,創業都是非常困難的,總是會有障礙,需要試驗和投入很多的時間。如果不拚命工作、堅持不懈、以及全心投入,實際上是不可能建立一個有成就的企業或組織。我很欽佩創辦企業的人,從街頭開小餐館起家,但是事實上並非每個創業家都能一直生活平順。許多人遭到邊緣化、欺負或認為自己根本沒度過普通小孩的生活——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敘述他的移民經歷時就提到這一點。有些人有家庭創傷,使他們肩負重擔,也驅使他們力爭上游。芭芭拉.柯克蘭(Barbara Corcoran)和戴蒙.約翰(Daymond John)都描述自己小時候有閱讀障礙症,老師告訴他們上學也不會幫助他們踏上成功的路徑。移民的創業比率比較高,因為有些人認為他們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但是,創業機制方便許多人,幫助他們能務實的蒐集有意義的資源、推遲資金,承擔風險。創業社群在美國人口的占比非常不具代表性。雖然女性大學畢業生很快就會占將近60%,而且在接下來的27年裡,美國過半數人口將不是白人,但是科技業卻由男性白人主宰(我個人認為,大部分是良性的), 而且大多數人受過良好教育。對於一個試圖創辦成長企業的女性或有色人種而言,每一步都更加困難——較低的個人儲蓄,較不易取得資金,不屑一顧或令人毛骨悚然的投資者,較少的專業模範和提攜人,可能更多的個人義務等。「為美國創業」正試圖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最後一班的學員有43%的女性和18%的黑人及拉丁裔。

創業家是具有最強大的富足心態的社群。矽谷、TED、亞斯平研究所——它們都是令人振奮的地方,因為出席者會相信所有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而通常這是因為他們為自己做出了幾近不太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說一些關於創辦一家新公司或組織的事情,人們點點頭,然後認為:「當然。」這就像除了更多資金之外,給想法灌輸更多的氧氣。

我去年參加TED,它或許是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的會議。我透過朋友的邀請而出席,並且繳交8,500美元的入場費,這還不包括差旅費用。當我到達會場時,大會設置一個靜坐帳篷。我的朋友想嘗試一下,所以我們坐下來,聽了一段禪學播客(podcast)。我坐下時,服務員給了我們每個人一個黑色小信封。這是帳篷贊助商Lululemon送的150美元禮品卡。我的心情明顯好轉,但我不確定這是因為我靜坐冥想,或是因為有人送我150美元禮品卡的結果。

這是一個富裕的環境。金錢自動送上門來,你身上似乎沒有任何理由就發生好事,儘管真正的原因是你碰巧坐在哪裡。

匱乏使你有不同的想法

與上述情況相反的,是一般美國人的生活經驗,他們生活在永久匱乏的狀態中。一般美國人從這張薪水支票撐到下一張薪水支票,典型的「月光族」,毫無財務緩衝,他們拚命努力的支付帳單,挖東牆補西牆。

他們的薪水不僅不高,而且由於排班難以預測而變化很大,做粗活的和保姆則是按工作小時領現金報酬。針對數萬名大通銀行(JP Morgan Chase)客戶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年收入3萬5,000美元的客戶平均月收入的波動率為30至40%,而年收入低於此一水平的客戶其波動率更高。他們可能一個月賺2,000美元,下一個月賺3,000美元,下下個月只賺1,800美元等。「美國金融日記」項目(U.S. Financial Diaries project)主任強納森.梅鐸(Jonathan Morduch)針對235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進行深入研究。他發現:「自從1970年代以來,支付可預測、可維持生活工資的穩定工作變得越來越難找。」「這種轉變使更多的家庭容易受到收入波動的影響。」大通銀行的研究顯示,大約80%的客戶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支付每月收支短絀,如果發生任何意外,像醫療保健費或汽車維修費,就會破壞這個家庭今年的經濟狀況。他們觀察到年收入水平10萬5,000美元的話,每月所得波動就不會構成問題──問題是絕大多數家庭的收入遠遠達不到此一水平。

通常人們無法有效的計劃或擬訂預算,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將從工作的商店、餐館、營建工地等分配到多少小時的工作。41%的時薪工人表示,他們沒有在提前一週以上的時間接到下一輪的排班通告,而且許多人說,如果他們拒絕接受,下個月的工作時數就會更少。因此,他們永久處於排班表調度和收入不確定的狀態。有一項研究顯示,一般工人非常害怕排班變動,以至於他們願意犧牲五分之一的收入來換取可預測性的工作。

匱乏對一個人的世界觀會有深遠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艾爾達.夏菲爾(Eldar Shafir)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森迪爾.穆蘭納珊(Sendhil Mullainathan)、就以各種形式的匱乏對窮人會有什麼影響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們發現,窮人和富人在流動智力測驗中的表現非常相似,這是近似智商(IQ)的一般性測量。但是,如果每一組人在接受測試之前被迫考慮如何支付3,000美元意料之外的汽車修理費用,那麼窮人組的表現將跌落相當13點的智商,幾乎是一個完整的標準差。光是考慮如何支付假設性的一筆費用,就足以破壞他們在一般智商測試中的表現,把他們從「優」貶到「可」,或從「可」貶到「近乎不足」。透過假設性的費用刺激匱乏心態,研究同時也發現,在較為貧窮的參與者中,自我控制測試的正確反應從83%降低到63%,至於比較富裕者則沒有影響。

匱乏的心態不僅僅是「壓力」——它實際上透過消耗頻寬使一個人變得較不理性和較為衝動。在另一項研究中,夏菲爾和穆賴納丹要求兩組人分別記住兩位數字或八位數字。然後,他們分發蛋糕和水果給這兩組人。那些全神貫注的試圖記住八位數字的人更常吃蛋糕。當一個少數民族的服務生為研究參與者送上一種令人厭惡的傳統菜餚時,這個專注的小組更可能態度粗魯,或者做出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評論。心理上比較輕鬆的那組人,他們的頻寬就能節制反應和保持禮貌。

我們對匱乏全都有不良反應。想像一下,你安靜的坐在你的辦公桌前,有人衝進來告訴你,你忘了在五分鐘內即將開始的會議,而你必須趕緊穿過城鎮才能到達會議地點。突然間,你得開始行動了。你急急忙忙思考你必須準備什麼。在出門時,你可能會忘記鑰匙或其他東西。要找到詳細的方向指示教你怎麼去那裡,似乎得花太多時間,所以你只是朝著大方向前進。你慌張的給對方發簡訊或電子郵件,告訴他:「我在路上,會稍微遲到。」你可能會反省,你是怎麼忘記這次會議的,這是不是別人的錯。你可能會變得焦躁不安,需要在你進入會議室之前安靜下來,深吸一口氣,讓自己不會顯得狼狽。

或者想像一下,這一天特別忙碌,你被迫不吃午餐。到了下午,你餓得發慌,想找東西吃,但是會議接二連三到來,很快的你就分心了,腦筋裡只想著是否有人有準備點心,或是附近有自動販賣機。你聽不到別人說的話。研究顯示,節食者的注意力會不斷分散,並且在各種必須要用心的任務上表現更差。睡眠不足的人、孤獨的人、電話就在他們面前桌子上的人和被要求考慮金錢的窮人,也都是如此。

不同形式的匱乏往往會綁在一起。譬如,如果某人沒有能力付汽車修理費,他們可能必須設法搭公共交通工具上班,然後又得想辦法及時趕到學校接孩子放學,或是他們可能需要安排托兒服務等等。當你很窮的時候,這些選擇會界定你有多少時間睡眠,會變得非常耗損精神和體力。你選擇花費某一筆錢,代表你能花在其他地方的錢就會減少,因此每個決定和計算都很重要,並且很傷神。

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夏菲爾說:「有很大一部分美國人在經濟上擔心和掙扎,因此可能缺乏頻寬。每當新問題引發醜陋的頭腦時,我們就會失去其他地方的認知能力。這些發現甚至可能顯示……在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可能已經失去了大量流動智力……他們的身邊已經沒有空間容得下東西。」

互聯網時代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全世界的資訊都任憑我們運用,但是似乎並沒有讓我們變得更聰明。如果說有什麼變化,恐怕是我們反而變笨了。我們大多數人發現自己的時間、金錢、同理心、注意力或頻寬方面都陷入緊張狀態。這是自動化產生的巨大變化之一,先進科技應該為我們所有人創造更多富裕的感覺時,反而促成大多數人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隨著穩定和可預測的工作和收入變得越來越稀罕,我們的文化變得更笨拙、更加衝動,甚至更多的種族歧視和厭惡女性,這是因為人們搶著在經濟大潮來臨之前不被淹沒而頻頻跳動的緣故。有人可能會爭辯,任何民主國家都必須盡一切努力使其人民擺脫匱乏的心態,以便做出更好的決定。

匱乏文化是一種消極文化。人們只想會出現什麼問題,大家互相攻擊。部落主義和分裂正在上升,理性開始失勢,決策體系整個變壞。持續樂觀的行為——結婚、創業、搬家接受新工作——全都下降。如果這看起來很熟悉,那是因為這正是我們在美國看到的數字。我們正在迅速的從富裕的國度過渡到「只顧自己」的國度。

富足或匱乏的心態跟你居住在美國哪個地區密切相關。不同的地區現在正經歷著不同程度的經濟活力,它們往往對未來有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你生活的地方。

相關書摘 ►楊安澤《為一般人而戰》:永久活在陰影下的階級——勞工大汰換的慘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一般人而戰:破解美國大失業潮真相,以人為本,讓全民擁有基本收入才是我們的未來》,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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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安澤(Andrew Yang)
譯者:林添貴

「每位成人每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
首位參選美國總統的亞裔創業家──楊安澤
要帶領大家迎接21世紀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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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來,人工智慧、機器人、自動化海嘯已經淘汰了美國400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金融業和科技業就像位在國家兩側的雙門大砲一樣,吸走絕大多數的頂尖人才,不斷提高獲利率和效率,卻也造成社會的貧富懸殊。預估2020~2022年,全美將有6,800萬名行政人員、零售業與餐飲業服務人員、工人與司機面臨被取代的命運,連醫師、律師、金融證券分析師等白領階級也無法倖免。

當人機大戰不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我們的未來岌岌可危!

楊安澤在《為一般人而戰》引用大量數據,指出美國已有大群失去工作的世代,他們連基本生活都有困難,大多數城市蕭條,社會動盪不安。他鼓吹人類應有同舟共濟的意識,提倡「人本資本主義」,研擬從高科技產業課稅、以物易物的「社會信用」體系、高等教育體系改革等,並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以解決人類的危機。楊安澤呼籲大家為彼此而戰,擊退自私、失望和聽天由命的心態,對仍有可為的世界放手一搏。

作者簡介

楊安澤(Andrew Yang),首位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的亞裔美籍創業家。2011年,他創立「為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非營利組織,培訓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將他們送往全美各新興城市的新創公司,以促進就業成長並培養下一代創業家。2012年,楊安澤獲選為白宮傑出創新者,《高速企業》(Fast Company)雜誌評選他是「100位最具創造力的商業人士」;2015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欽點他為全球企業家大使。

楊安澤畢業於布朗大學經濟系及政治系,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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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