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毛澤東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是歷史的工具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毛澤東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是歷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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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列;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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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仁宇

(前略)

中西對照

以上所說與中國歷史有何關係?

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並非偶然出現之事物,只在出現的國家裡有效。人類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們不斷屯集物資,終於在商業之間找至實踐的滿足。它所創造的式樣,以後成為政治體系的施政原則。這些辦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它們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濫用。可是當中所有財貨和各種服務都應當能互相交換,也能由法律監視的原則已不可磨滅。它已經打開了科學的探討和技術的引用。它已經使人類的生活更富麗;它已經被視作將世界各國分等級的標準。這種物質生活有馬基維利、霍布斯與洛克等人所予意識型態的支持,已經成為西方思想的重要體系。

在二十世紀末期,世界歷史成為一元之際,我們看不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如何能忽視資本主義產生的過程。威尼斯銀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銀行,更有英倫銀行,也和義大利之文藝復興、北歐文藝復興與英國文藝復興印證。這已不是單獨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後互相貫通的史蹟,業已擺在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上。說來不怕粗略,從直率的眼光看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也可以視作對這種挑戰的各項反應。我們所能想像的結局,也無非大陸整塊土地上產生的中國文明和這西方的海洋文化匯合。

過去歷史之發展未達適當的縱深時,中國之改革者和歷史家同有將中國應做的整備看輕的趨勢。中國的革命通常被與明治維新相比。其實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有帶競爭性的諸藩,已有將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按照商業條理處置之姿態。各封建領主之下有「藏元」,亦即營業經理。銀行業稱「兩替屋」者,有的尚為幕府匯款,有了幾百年歷史。批發商叫「問屋」,也構成各種「組」。同業公會稱「株仲間」。道路交通網稱「五街道」者已將各大都會連結。「宿驛」遍及各地,通信則有「飛腳」。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稱「迴船」,又兼理保險事業。所以,構成資本主義貨幣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維新不過在這種種商業因素之上加了一個總攬一切的政治組織,資本的體制即此就緒。

中國歷史也不能與俄國革命相比。中國缺乏彼得大帝以來種種西化基礎,同時無隸農制度,他們在一百多年之前尚在帝俄裡存在。嚴格說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無從對中國人提供技術上解決問題辦法。《共產主義者宣言》一向被稱為革命行動之指導,讀時應當注重其實際上對問題著手之步驟。「革命之生產方式」僅能由經濟組織最前進的國家執行。共產主義者不當另外組黨勞動階級之黨抗衡。這些都已寫在《宣言》之內。

雖說美國對中國歷來之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堅卻不能在歷史上對中國提供歷史上的嚮導。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匯至少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美國人不能想像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了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她有環境上的優點,將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內逐漸加於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

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 Rebellion),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 rights)的例子,更有關於貨幣、銀行、反對托辣司、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產生的各種糾紛。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們要從歷史裡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歷史上發生兩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所以在提出因果關係時,我們也應當將歷史事蹟盡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裡,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採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運動由小波及大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柢固的國家。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裡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扎,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將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爭以來之事蹟並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將改變限於若干方面,並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

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隱喻:中國是一只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五四運動已經策畫了上面這塊長麵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邏輯裡下面這塊長麵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眾運動之終點。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標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進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列;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的貪汙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全部維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處,此外他們也沒有另闢途徑的講出應採取的路線。事實的發展表示著各種不如人意的地方無法避免。如果另有較好的方針,中國人不難另選賢能。一個現實的證據是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被蔣的部下拘捕於上海,生命幾遭叵測。可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周又周旋使蔣被釋。

看來責罵蔣介石容易,表揚他的成就困難。我們也無從對蔣委員長的言行一句一事無選擇擇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蔣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著一個極為偉大的群眾運動,有了這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產生。要是忽視他的作為的積極性格,則任何人無從以技術角度解釋何以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二○年代會有如是劇烈的差異。

為了保持歷史上的連續性,我們尚且要承認中國帝制被取消之後軍閥割據不可免。蔣收拾著留下來的殘局,只能兼容並包,無從憑己意區分去留。他以黃埔畢業生造成部下主力,於是將各省區間的強人和政客拉攏過來,構成一種人事上的團結。此間應值得注意,這批強人也沒有落地生根在下層獲得選民支持。缺乏財政能力是蔣的另一弱點。中國在帝制時代向來無力動員全國上下一致成為一體和外強作戰,或與類似的國家作經濟上的全面競爭(在這條件下,中國在二十世紀和英國在十七世紀初期相似)。

對日戰爭爆發前十年,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獲得關稅自主,創立了一家中央銀行(事實上由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銀行分擔應有的央行業務),利用關稅、鹽稅和菸酒稅支持整個新體系。再有收支間的不平衡,即靠國內發行的公債彌補。即算有了上述的舉措,抗戰前夕國家總預算尚只有十二億五千萬元。以當時三比一折合美金計算,為美金四億元。雖說當時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四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認,成為中國之希望。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衝突。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藉外國援助。在採取這立場時他只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時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只是戰局結束後他沒有將歡樂帶及於援助他的人。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將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汙和無能的罪名上。

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如果將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時不同的看法。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裡獲得百餘年來在國際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爭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產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爭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此與其位於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勒以爭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於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中國之內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產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低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

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將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當時對共產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將生產力解放」。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毛澤東的著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內戰之後果看來,歷史在長時間內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毛澤東在歷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四十或五十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將從一只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上改造著手。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可是只因毛鍥而不舍,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劃。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於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這些條件匯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

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於均一雷同,以爭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並且在內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中共統治之下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調用。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後,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復,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中國的農業問題在前已由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 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志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絀、人口過剩、農民負債。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佃農問題並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只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挨餓不過只兩三步。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於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所謂剝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這種種現實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蹟;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只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內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爭與災荒的後果。

毛澤東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內之事物全可稱為「封建」。內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只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

美國作家辛頓(William Hinton)已將山西省一個村莊裡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書《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鬥爭以恐怖政策起頭。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將這村莊制住,中共的幹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將村中若干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產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

一到中共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幹部進入。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內共產黨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所有黨員都要一一在人民面前對帳,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共產黨員,或也要改造學習。各幹部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於勞力)教與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內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事無大小,共產黨員均不厭其詳的一一區分。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標準。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毛澤東與共產黨人執行土地改革之精,確實令人驚訝。

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盧梭所謂「高尚的野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畫,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討,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討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討論上好幾個星期。辛頓提出,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次會議,有一千七百個代表參加討論了八十五天。

這樣一來,中共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中共也構成了一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某些單位等於選區。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中共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國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一九五○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產和分配只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中國內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爭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態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條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環性。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躍進顯示他以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後院鍊鋼」成為一時風尚。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當經濟內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產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並規避科技之需要。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亦令其付諸闕如。

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將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大躍進的災害已經傳遍。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一九五八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毛澤東時以為也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就算得上共產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毛澤東的命運跌至最低點。可是這「大舵手」不甘心被人支開。他以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這次他不僅改變政策,而且利用機會作個人之報復。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完全不顧輿論,使得如此厲害?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適當解釋。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毛做農民運動前後四十年,也解決了歷來在中國歷史裡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並作詩自為炫耀。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同時,不要高層機構著手的廣泛群眾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繫,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型態為憑。一到實際的政治作風露出真相時,毛澤東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這時候他只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毛澤東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歷史的工具,他,毛澤東,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內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產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產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確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森及季辛吉接觸。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大歷史(暢銷10萬本重新校訂新版)》,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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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仁宇

黃仁宇: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
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涵蓋了從史前到當代的歷史發展過程,雖然是通史性的論著,卻突破了傳統通史的格局。寫作方式上,仍然保持他的一貫風格: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解釋觀點上,黃仁宇仍然秉持他的「大歷史」角度,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結合。黃仁宇以他獨到的歷史眼光,賦予幽遠遼闊的中國歷史一個現代的生命,不但引人入勝,而且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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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