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領導的迷思》:自認超越政治的領袖,通常都對民主有害無益

《強勢領導的迷思》:自認超越政治的領袖,通常都對民主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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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戴高樂的成就不只是展開影響深遠的體制改革,他也善用「模擬兩可」這個政治策略解決了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一九五八年當他對移民說「我理解你們的處境」時,對方以為他會致力保住阿爾及利亞,但他說的話其實模擬兩可,他也沒承諾什麼。

文:亞契・布朗(Archie Brown)

轉變型領導〈戴高樂〉

自認為超越政治,不把政治家看在眼裡的領袖,對民主通常有害無益。軍事家尤其容易有這種傾向。戴高樂就相信自己比一般的政治家更了解、更貼近法國,他也對政黨嗤之以鼻。儘管如此,他最後還是強化了而非破壞了法國的民主,在把原先脆弱的民主體制變得更加強健的過程中,他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戴高樂對法國的偉大深信不疑。他在回憶錄開始不久就提到,他覺得「法國若不是名列前茅,就不是真正的法國」,還有「法國沒有偉大就不是法國」。他原本是一名上將,一九四○年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時,才當上國防次長不久。在他看來,貝當元帥為首的合作政府是法國的恥辱。逃到倫敦之後,他立刻扛起「自由法國政府」指揮官的角色,盟國領袖也接受了他這個身分,尤其是邱吉爾,儘管這兩個才能出眾、意志力強大的男人之間,說他們的關係是「剪不斷、理還亂」也不為過。戴高樂把大半原因歸咎於羅斯福對他的強烈不信任,加上邱吉爾認為在戰時的特殊情況下,自己有必要跟美國總統步伐一致。戴高樂寫道,英國首相「無意對自由法國採取與白宮相悖的立場」。再者,由於「羅斯福表現出對戴高樂的不信任,邱吉爾也會態度保留。」

儘管兩邊都很固執,但戴高樂是較弱勢的一方,又決心不表現出來,因此雙方仍然互相尊重。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德軍占領巴黎前三天,邱吉爾秘密飛往奧爾良附近的小機場與法國領導高層會面,這是他跟戴高樂第一次見面。邱吉爾指出,貝當元帥「下定決心要創造和平」,因為「法國正在系統性地遭到毀滅」,而貝當相信拯救巴黎和全國免於毀滅是他的責任。戴高樂表明自己並不這麼想。他支持繼續對德國占領軍打游擊戰。當時戴高樂四十九歲,邱吉爾六十五歲,一個月前才當上首相,在他眼中戴高樂還很年輕。邱吉爾如此形容戴高樂:「他年輕,活力充沛,我對他印象很好。」邱吉爾把戴高樂視為可能帶領法國解放運動的領袖。在倫敦,戴高樂得努力爭取法國抵抗運動成員的認可,視他為流亡人士的領袖。戰時他對法國的廣播演說有助於鞏固其領導地位,一九四四年八月法國解放時他帶領自由法國的軍隊進入巴黎,象徵性地證明了自己的地位。

戴高樂人高馬大也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是「命定之人」。他不但相信自己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把自己看作表演者。二戰期間他曾說,他漸漸發現「人民的心中有個名叫戴高樂的人,」而「我知道我應該要想到那個人……我幾乎成了他的俘虜。」所以,「每次演講和決策之前,我都會問自己:這麼做符合人民對戴高樂的期望嗎?有很多事我想做卻沒有做,因為那不會是人民期望戴高樂將軍做的事。」

如此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卻跟和平時期烏煙瘴氣和處處妥協的日常政治格格不入。然而,戴高樂卻在戰爭結束後成為受到不同政治理念的民主主義者所青睞的領導者。他完美的戰爭紀錄和反納粹的立場,讓他理所當然成為二戰後隨即成立的法國臨時政府不二的領導人。在政治生涯的每個階段中,他都盡量避免武力統治,選擇民主的道路。因此一九四六年當他卸下總理職位回到科龍貝雙教堂村的老家退隱時,他仍抱著不久就會被喚回巴黎、再度帶領法國的希望。過了十二年,那天才真正到來。

對於戰後剛成立的第四共和,戴高樂主要的不滿是憲法沒有提供強大的行政權,尤其是他渴望的總統大權。法國的民主主義者大多對強大的行政權戒慎恐懼。由於戰時經歷過威權統治,看過極權政府和威權政府過去二十年在歐洲其他地方引起的混亂,他們很容易把強大的行政權跟暴政聯想在一起。事實上,民主政府少不了具有權威(但非威權)的行政部門。

一九四六年戴高樂開始批評第四共和的憲法。他的批評並非全都立論充足,尤其是對政黨的鄙視。當時法國有太多政黨,內部嚴重分裂,而互相競爭的政黨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對於行政部門的權力遜於國會將造成政局不穩的預言,非常有先見之明。第四共和的十三年間(一九四五—一九五八年)就換過二十五個政府、十五個總理,同一時間英國也才換過四個首相。法國政府經常出現危機,第四共和的最後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由看守政府執政。然而,那十三年的缺失很可能有被誇大。法國共產黨雖然得到約四分之一選民的支持,但整個國家仍然維持民主運作。除了跟德國(二十世紀上半葉德軍曾兩次入侵法國)的關係修復,法國也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創始國。一九五○年代法國的工業產量增加的速度比英美兩國都快,國內也有令人讚嘆的社會安全制度,生活水準快速提高。由此可知,第四共和並非毫無建樹。

但到了一九五八年,體制和國家都陷入危機。政府垮台的速度愈來愈快,難以適應帝國瓦解的事實,尤其發現自己無力解決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法國右派陣營,還有軍隊,更不用說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者,都堅決主張無論其他法國的前殖民地如何發展,阿爾及利亞都應該像一八三○年以降那樣屬於法國。法軍抱著「下不為例」的心情發動阿爾及利亞戰爭,相信阿爾及利亞是「讓他們能夠覺得自己有用並受到尊重」的最後一個地方,失去阿爾及利亞對他們和祖國都會是一大災難。

一九五六年,法國就已派出四十萬軍隊,其中很多人是徵兵,前往阿爾及利亞對抗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FLN是爭取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激進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組織。這次的殖民地戰爭所引發的衝突重挫了法國政治。連社會黨政府都主張要留住阿爾及利亞,而批評這場戰爭以及在戰爭中使用酷刑的人都遭到報復。之後上台的法國政府卡在中間左右兩難,一邊是阿爾及利亞要求獨立的激烈聲浪,一邊是堅持阿爾及利亞對法國不可或缺的大批白人移民。更糟的是,若巴黎政府對FLN讓步太多,軍隊的忠誠度難免會動搖。確實,一個被人懷疑會眼睜睜看著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法國政府,等於冒著被軍事政變推翻的危險。

然而,一九五八年五月發動叛變、把局勢推向危機關頭的不是阿爾及利亞本地人,而是法國移民。他們趕走了駐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政府官員。駐阿法軍指揮官馬蘇將軍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員會」,一方面是出於對法國移民的同情,但主要還是為了控制大局。五月十五日馬蘇在演講最後喊出「戴高樂萬歲!」,漸漸地,軍隊、移民和巴黎許多政治圈的人,都開始把戴高樂視為能助他們擺脫僵局的人。軍隊和移民都認為他會是法屬阿爾及利亞最強大的捍衛者。

馬蘇發表演說的同一天,戴高樂發出簡短聲明,其中提到損害國格、分化人民、擾亂軍隊,還有拜「政黨制度」之賜,法國步上通往災難之路。他聲明自己願意「接下共和國賦予的權力」。有四個因素幫助他重回政壇:一九四四年他以戰爭英雄之姿返回法國,在民主共和的基礎上重建一個完整的法國;人民對他一九四六年戲劇性的自願隱退記憶猶新;不久前他才出版了多卷戰爭回憶錄,不只讓人民發現他仍然蓄勢待發,也用煽動的語言和情感的訴求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是,一九五八年的法國當局陷入低潮,隨時有政變的危險。

五月結束前,國民議會投票決定邀請戴高樂組閣。他很快把握住機會,打造他渴望已久的政治制度——雙首長制,總統和總理都是行政首長,但總統比總理職權更大。新憲法的詳細條文由戴高樂的忠實支持者德勃雷草擬。戴高樂當上總統之後,德勃雷成了第五共和的首任總理。新憲法包含了戴高樂想要的大部分內容,但負責協商的人是跟他看法一致的德勃雷。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辦的憲法公投,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其中有八成投下「贊成票」。基本上這是對戴高樂這個人投下了「贊成票」。新憲法使得國會要組成或解散政府更為困難,大幅強化總統的職權,但總理仍然保有重大的決策權。總統尤其要負責外交和國防政策,戴高樂也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歐洲、殖民地和法蘭西共同體投入最多心血,特別是阿爾及利亞問題——在一九六二年之前這都是法國最迫切的政治問題。戴高樂也會插手其他他想干預的領域,但日常政策就沒有管那麼細,尤其是財經政策,他多半都交由總理和財政部長負責。

為了避免政黨多元的現象再度發生,投票制度大幅改變,捨棄了各種形式的比例代表制。最後採用的制度是兩回合的選舉程序,第一回合先初選(通常只會剩下兩名候選人),一週後再舉辦決選。這讓國民議會中的多數派得以維持政府運作,雖然議員仍可照常批評行政部門。新的選舉制度對新共和聯盟(UNR,新成立的戴高樂黨)來說運作良好,對共產黨則不然。戴高樂不准新政黨掛他的名字,但表面上保持距離不過是小心為重。他知道沒有大黨的支持,過段時日他就會失去立足點。戴高樂渴望的另一個重大憲改是總統直選,不再由國會選出,但他願意耐心等待這天來臨。一九六二年,總統直選及總統任期七年的公投通過。這當然不只為戴高樂提高了總統的職權,還有未來的總統,雖然到了二○○二年總統任期又縮短為五年。

最重要的是,奉戴高樂之命制訂的憲法通過了時間的考驗。雙首長制(又稱半總統制)被很多其他國家採用,特別是前共產國家,但都不像在法國那樣創造出一個結合有效政府和民主政體的理想成品。第五共和的五十五年間政府穩定,新體制在全國廣受肯定,甚至受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的支持,儘管剛開始社會主義陣營有許多人、共產黨則是全部都反對新體制。密特朗一九八○年代當上法國總統後曾表示,「這個體制在制訂時沒想到我,但卻很合我用。」

戴高樂的成就不只是展開影響深遠的體制改革,他也善用「模擬兩可」這個政治策略解決了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一九五八年當他對移民說「我理解你們的處境」時,對方以為他會致力保住阿爾及利亞,但他說的話其實模擬兩可,他也沒承諾什麼。戴高樂並不強烈支持或反對阿爾及利亞與法國合併,但他的首要之務是終止戰爭,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形成的爛瘡。他高明地「善用敵人的分裂、支持者的忠誠(總理德勃雷對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尤其冷淡),以及失望的法國大眾對戰爭的厭倦。」戴高樂的立場連同法國輿論,明顯離法國移民及其軍事支持者愈來愈遠。

一九五九年,戴高樂提醒軍隊他們不是一個自治體:「你們是法國的軍隊。你們只因為她、為了她、仰賴她才存在。你們為她效命,這就是你們存在的理由。」軍隊和移民都知道,即使戴高樂之所以能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上台,他們功不可沒,但如今他跟法國民眾站在一起的立場已經難以動搖,要再一次起義而且成功的機會更加渺茫。然而,一九六一年阿爾及利亞還是爆發了一次軍事叛變,戴高樂以過人的冷靜讓多數法國人站在他那一邊,叛變最後不了了之。如文森・萊特所說,戴高樂在電視上對國人的號召力「感人、堅定又有效,是戲劇效果和真心誠意的少見綜合體」。一九六二年,阿爾及利亞成為獨立國家。戴高樂任內總共讓十二個法國海外殖民地獨立。

戴高樂雖然在很多方面都相當保守,但哈札里辛格(為戴高樂的神話和功績寫了一本發人省思之作)認為,戴高樂仍然「朝著歷史的方向前進。」他有一些重要的判斷後來證明正確無誤:一九四○年有必要繼續作戰,整合法國抵抗運動;看出第四共和的選舉和政黨制度漏洞百出;堅持打造新憲法,後來在第五共和也運作良好;接受去殖民化的需要。哈札里辛格指出,戴高樂不只改變了政治制度,也對改變法國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貢獻,讓「右派跟共和和解,左派跟國家和解。」同時,他又為舊價值賦予新的意義,例如「英勇、責任感、歸屬感、對抗命運,以及反物質主義。」「英勇」值得強調一番,尤其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之前,當時不斷有人要暗殺戴高樂。安全顧問常警告他要減少跟群眾接觸,避免危險和非必要的風險。每次集會他那過人的身材都變成再明顯不過的攻擊目標。但戴高樂都不屑理會這些勸告。

在外交政策上,戴高樂承認共產中國,批評美國參與越戰,(根據法國的經驗)相信越戰會失敗收場。他在維持與西德的友好關係上(第四共和就已建立)扮演重要角色。他讓法國退出北約的聯合軍事指揮系統,雖然堅決反共卻跟蘇聯建立更好的關係,聲明自己不受美國的外交政策影響。戴高樂對英美的敵意明顯可見,曾經兩次否決英國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繼任者龐畢度上台後才接受)。英國人對加入歐洲組織的態度高度分歧且愛恨交織,戴高樂甚至收過許多英國人的來信,希望他行行好,繼續阻擋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對英美政府來說,戴高樂可能是棘手的夥伴,但他在位期間毫無疑問提高了法國的國際聲望。

第五共和的憲法較有問題的一個元素是公投,因為針對特定議題的公投往往會變成對發起公投的政府或個人的投票,而且也容易被濫用。原則上總統不能發起公投,只有政府和國會有此權利。也不能針對與憲法抵觸的改革舉辦公投。但這些規定都被戴高樂和後來的總統打破。公投也是一把雙面刃,甚至可能變成對總統及其判斷的信任投票。

一九六一年一月和一九六二年四月,戴高樂就藉此決定了阿爾及利亞相關議題,一九六二年十月針對總統直選舉辦的公投則明顯是針對憲法。然而,社會動盪讓戴高樂多少失去了早年的權威,其中包括一九六八年警察跟巴黎街頭示威者的激烈衝突。一九六九年四月他輸了地方分權和重整上議會(即參議院)的公投就反映出這個事實。他把這項挫敗視為法國人民對他收回信任的表示(儘管投票結果只有小輸),因此立刻辭職,最後一次歸鄉退隱,十八個月後逝世,享年八十歲。此後無論是法國還是全世界,都公認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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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強勢領導的迷思:從林肯到歐巴馬,我們到底想要哪一種政治領袖?》,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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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契・布朗(Archie Brown)
譯者:謝佩妏

「領袖」該如何定義?一個「幫助團體打造並實現共同目標的人」。——Joseph Nye

我們太常把領導這件事簡化為不是強就是弱;然而,要發揮有效的政治領導,可以說有百百種方式,當然導致失敗的政治領導也是百百種。我們總是責怪某些領導人讓經濟變壞,讚許某些領導人力行社會改革,卻鮮少提出疑問:為什麼有些人會成功有些人就失敗?

牛津大學的亞契・布朗教授研究了過去一百多年來的政治領導人之後,提出一個挑戰所有人常識的看法:那些在決策過程中力壓同儕、不容異議的強勢領導人,就是比較成功,也比較值得讚許的嗎?我們總是認為那些會聽取別人意見的領袖是弱勢領導,但事實證明最願意和別人合作的領導人往往會產生最深遠的影響。

從小羅斯福總統、詹森總統、柴契爾夫人這種把權力往外擴展的領導人,到戴高樂、戈巴契夫和曼德拉這種促成體制變革的領導人,亞契・布朗重新審視形塑了這個世界的各個領導人。他提醒我們不要把過度自負的個人所擁有的過度權力等同於優秀的領導。

強勢領導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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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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