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Bye, Lenin!(上):在柏林與香港,黨國是一些老人的信仰

Good Bye, Lenin!(上):在柏林與香港,黨國是一些老人的信仰
圖片來源:電影《快樂的謊言》宣傳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電影中的媽媽若是在已經統一的德國活下去,大概就會被戲稱為時代的「廢老」,跟不上改變的潮流。目睹自己貢獻大半生的國家倒塌,被視為極權、獨裁、守舊,把自己半身奉獻出來的人會有何感受?

文:微光

上月中旬,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那時我在世界另一邊的柏林,看著三十年前柏林圍牆倒下群眾拍掌歡呼的歷史畫面。就像吃著酸的葡萄,為香港在地上被按著打的自由而著急。

那幅象徵鐵幕到希望的圍牆,和香港的關係可以是什麼?看完《快樂的謊言》(Good bye, Lenin!),看著熱愛東德的主角母親,想起了香港的一些老人家。

時代的分水嶺

時為1989年柏林圍牆未倒下之時,主角Alex Kerner是個二十出頭的東柏林年輕人,參加柏林圍牆集會衝擊,被警察拘捕拉上警車,剛好讓愛國的媽媽經過見到嚇了一驚,心臟一時負荷不到,突發性心肌梗塞,倒下陷入昏迷。奇蹟是8個月後她突然甦醒,醫生隨即告誡一家不可讓她受任何刺激,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昏迷的媽媽錯過了8個月來德國翻天覆地的變化:領袖下台,邊境開放,大批東柏林人湧入西柏林……兩德統一無疑是對愛國深切的媽媽一個極大震撼,也是共產政權巨大的失敗,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母親知道的。於是我仔想盡辦法還原東德的一切:因超市貨架已全部變成賣西德的食物,他得想盡辦法才弄得一罐媽媽喜愛的東德牌子黃瓜;補天蓋地的新聞報道,他都得封鎖,自己製作「新聞採訪」取而代之,來解釋那些蓋不住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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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快樂的謊言》截圖

東西融合鋭不可擋,Alex的家卻永遠定格在圍牆倒下之前。被他叫來陪伴媽媽的鄰居,久而久之喜歡上他家的懷舊情懷;房子成為老人的聚腳地,在不會往回走的時間裏,儼如一所東德退休俱樂部,承載老人們對新時代的「終於等到了」和未及消化前衛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水土不服。

昏迷令媽媽未能避免地對時局無知,他家的朋友對於時代的固化則是故意的。為了幫媽媽適應是個很好的理由。因為如此,他們可以保留一個擁抱新德國的形象示人,掩飾對於時代不適應的窘逼,另一方面可以藉着這平行時空的異拓邦,從以往生活慣性得到安全感。這種身份和制度轉變的水土不服,在被拋擲到新時代的東德人當中是常見的;於老人們更甚:從前在東德,他們習慣被安排全民就業,下崗的工人得到政府足夠的補貼。對比之下在西德,一切都是能力和資本主導。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決定能力高、資本足夠的人得到社會比較優厚的待遇。習慣了政府「平等」分配角色的東德人,在新世界中頓時失去了位置。

昏迷後蘇醒的媽媽,成為了這群落後於時代之人集體意識的一個活化石。

身分認同好比命根

縱使Alex和妹妹十分歡迎新時代的來臨,可是為了母親的身體,他們都不惜製造東德尚未倒台的假象。對媽媽來說,東德是他的命根,社會主義是他的精神支柱。東德一旦消失,建築她現實世界的樑柱也跟著失去。

他的媽媽若是在已經統一的德國活下去,大概就會被戲稱為時代的「廢老」,跟不上改變的潮流。目睹自己貢獻大半生的國家倒塌,被視為極權、獨裁、守舊,把自己半身奉獻出來的人會有何感受?

想到了在香港認識一些老人,有些是熱愛歷史,熱愛中國,經歷過六七暴動,甚至出來行過的。他們未必是目不識丁、人云亦云之輩,而是有着中高等學歷教育,按常理是有思考能力之人。家中的老人,可以口口聲聲認為縱使未必認同共產黨,但是接受不到年輕人不願做中國人。國族身份的政治,有時就如宗教信仰,霸佔著思維模式裏高得不可觸碰的地帶;無論任何常理,即或一般人認為關乎良知的事情觸碰到這一塊,也未必能撼動關乎國家、關乎政府合法性的信仰。

這種信仰就如一些信徒會把上帝稱作父親,國家之於他們就像父母(因此才有血脈的「祖國」)。父母縱然有錯,子女終歸是子女,沒有東西可以改變這血緣關係。這種聽起來過於專制的家長模式,正是老一輩人在他成長過程裏經歷的並且相信的倫理觀念。家長對於孩子有時專制,在一些人的觀念中,也許並無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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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快樂的謊言》截圖

再者,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處處彌漫著親共的左派思想。那個時代成長的年輕人,受著濃厚的擁抱中國情懷薰陶,認同中國人身分者比比皆是。現在國家終於繁榮,好比家道中落已久終於重光;此時,在本土思潮日盛的千禧年代成長的年輕人,處處挑剔祖國的不是,在忠誠的家族成員眼中,就像是要推翻高堂祖父母,長輩自然視這群「乜嘢都唔識、都未經歷過」的年輕人大逆不道。

當年東西德統一的情況當然不能和此刻的香港直接類比。然而,面對親朋戚友中不得不接觸的「廢老」,我們有沒有注意到這種深層的黨國混淆、對政府權威的盲目支持和對大中華的熱愛,蘊含着一些深層的個人情感扭結,以致他們在這場運動裏,「點極都唔化」,遇上關乎良知的抉擇也會顯得失去判斷能力?

撇除徹頭徹尾「港豬」的一群,在另一些人的成長經歷裏,對國家、對權威的信任,一直支撐着他們的現實生活。這種信任毋須實質理由支持,卻是從小到大的環境、教育、各種社教化中培養的。這種信任不必然是對於國家,也可以是對於和諧、對於穩定、對於政府的信賴。搭着香港經濟起飛的順風車,努力工作爬升到現今物質富庶境地的老一輩,「暴徒」是在搞亂他們辛苦建立起繁榮穩定的香港。七十年代的抗爭政治論述是「認中關社」[編按],之後是「民主回歸」,固然一詞多義,各自表述,但一些人的理解可會是──認中是關社的前提,在回歸的基礎下才談民主?民主對於某些人來說,從來都不是優先。何況偏離國家主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