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白日夢》:畢飛宇、駱以軍談「閱讀」

《我有一個白日夢》:畢飛宇、駱以軍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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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做為一個小說家,我想說,如果我的小說裡頭可以有一些詩意,可以涉及哪怕一點點的哲學,它所依仗的,依然是我的閱讀。

文:畢飛宇、駱以軍

畢飛宇:我與閱讀

我們這一代的大陸人有幾句話是不能信的,第一,「我酒量小,不能喝。」這話你別信。我們大陸人講究的是「酒品即人品」,你明明能喝,卻不肯喝,這就不是酒量的問題,而是德行上有巨大的瑕疵。如果你很冒失地宣佈自己如海的酒量,那就等於宣布自己是耶穌,你在酒席上與道德上都將沒有退路。你唯一的歸屬就是十字架——抵著腦袋,一隻胳膊被張三架著,另一隻胳膊被李四架著。第二句不能信的話是「我讀過很多書」。我們這一代的人趕上「史無前例」了,在那個時候,讀書是可笑的。事實上,我們的生活裡也沒有書。

我記不得是哪一部電影了,文革後期的鄉村題材。它塑造的是一位懶惰的光棍漢。導演是這樣安排的:電影開場了,那個光棍躺在一張草蓆上,手裡捧著一本連環畫。這是一個經典的畫面,為了塑造好一個反面的角色,「壞人」的姿態只能是閱讀,哪怕是閱讀連環畫。

還是說了吧,我在十歲之前幾乎沒有讀過書。套用張大春兄的說法,識得幾個字。事實上,當一個人在失去閱讀而僅僅是「識得幾個字」的時候,你對你所「識得」的那幾個「字」,其實也無法瞭解。

有那麼一天,電影隊又來我們村放電影了。電影結束之後,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興致勃勃的,還在討論。我加入了他們的談話,我正確地指出,這部電影的「指揮」是「某某某」。父親很納悶,他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對一部電影的音樂指揮如此在意。對我來說,「指揮」就是領導,他的身邊有千軍萬馬,都得歸他管,拍電影也必須是這樣。說到最後,我的父親終於明白了,他告訴我,那個叫「導演」。這讓我很生氣,我很想向上級做一次彙報:一部電影的「指揮」居然要聽「導演」的指揮,這是不可以的。這樣的權力關係非常危險。

一九七五年,我十一歲了,我們家被調到了一個小鎮上,這是我們家家族史上無比輝煌的成就之一。在小鎮上,我很快就發現了一座磚瓦結構的平房了,它的門楣上有三個紅色的楷體字:信用社。老實說,對這三個字我不是很滿意。「信」,我懂,可是,一封「信」如何去「用社」?這是狗屁不通的。它陌生,卻也神奇。對一個熱中於思考的孩子來說,「用社」讓我陷入了深思——怎麼「用」?——「社」在哪裡?沒有結果的思考會帶來另一個結果,那就是摩拳擦掌。我必須試試。我終於寫好了一封信,向我的母親要了八分錢。我來到了「信用社」,把我的信放在了櫃台上,把我的八分錢放在了櫃台上。我就想看看那只神奇的蘋果將如何砸向我的腦袋。神奇沒有發生。一位大爺看著我,努努嘴,對我說:「去郵局。」

我想我是個聰敏的孩子,剎那間,直覺讓我明白了——我的母親讓我去買大米,我卻走進了「公共廁所」,我居然還恬不知恥地問:「有人嗎?」

沒人。我的身邊沒人,要不然我會暈過去。

我五十三歲了,我最不喜歡的三個漢字就是「信用社」。它們是三節棍。它們在我的腦袋上方「嘿嘿哈哈」,一不小心就能夯死我。

——你說,我有什麼資格說閱讀呢?

但是,閱讀,茲事體大。有資格說要說,沒資格說也要說。

我第一次對閱讀產生興趣是我高一的那一年。我突然發現了一件事,古詩詞很好聽。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我的父親。這位念過私塾的中學老師告訴我,那是當然的,它講究平仄。平仄就是起伏,就是跌宕,就是音樂的節奏。父親說,只要把平仄搞清楚了,古體詩的格律差不多也就搞清楚了。「好聽」的祕密其實就是搞清楚格律。

我想我有了人生的目標。一個鄉下孩子,他有了鴻鵠之志。他要做古人,他想寫唐詩。從那一天起,我把我能找到的唐詩都找了出來,不是為了讀詩,而是按照陰陽上去這個原則去區分每一個字的平仄,然後,逆向推導出古詩詞的「格律」。我有一個本子,除了我,沒有人看得懂,上面布滿了橫和豎,也即是平和仄。一年之後我就要高考了,虧了我的父親沒有發現,如果發現了,我估計,這一次昏過去將會是他。

後來我讀大學了,念的是中文系。在中文系,我在圖書館裡發現了一本書,叫《詩詞格律》。翻開來一看,無盡的悲傷湧向了我的心頭。格律,多麼簡單的一件事,我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地花上那麼多的心血和那麼多的時間呢?而實際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父親造成的,因為他禁止我讀文科,我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偷偷摸摸——也許,我的父親只需要一個下午就可以把律詩的格律給我講清楚了。這他媽的太冤枉了。

而大學三年級的那一年,記不得緣由了,我突然就迷上了康得。一個中文系的學生迷上康得,這是得了什麼病呢?然而,這個病真實,洶湧,病來如山倒。我把康得的書弄了過來,天天看,沒日沒夜地看。我承認,沒有一頁我是可以讀懂的。可是,我想弄明白。我就讀的是揚州師範學院,沒有哲學系。換句話說,我的身邊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閱讀康得的老師。最終,我把康得放下了。要知道,那一年我二十二歲。一個二十二歲的人是多麼地自信,他的狂妄很過分的。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就是二。他只幹兩件事,一,醉裡挑燈看劍;二,氣吞萬里如虎。然而,只有我知道,最終我認輸了。我承認我的能力達不到。「識字」又有什麼用呢?康得的文字裡到處充斥著「指揮」和「信用社」。這是一次深刻的傷害,帶有相當程度的毀滅性。

然而,當我最終決定寫小說的時候,我敢說,是我的閱讀幫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說實話,我第一想做的是哲學家,閱讀告訴我,我的能力達不到。如果我可以放棄哲學,那麼,我也可以考慮做一個詩人,然而,太多的閱讀折磨讓我同樣放棄了詩。是失敗讓我選擇了小說。我從來沒有把小說看得有多高,更不會把小說家看得有多高。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幹的普普通通的事。這是我力所能及的。

我的父親說得對,閱讀可以讓人聰明,是對的。聰明就是避免力所不及。現如今我寫小說,講小說,也挺好。當然,如果我的能力再好一些,我想我不會幹這個。做為一個小說家,我想說,如果我的小說裡頭可以有一些詩意,可以涉及哪怕一點點的哲學,它所依仗的,依然是我的閱讀。

駱以軍:至福時光

我這幾年,每年都生場大病,尤其今年,心臟方面出了問題,一直在跑醫院,因此閱讀狀況非常不好。我的老師楊澤規勸我,要讓自己的腦袋停一停,其實這是在台灣,我這輩的幾位認識的創作朋友,這兩年都遇到的,黃錦樹、董啟章、陳雪,還有許多不過五十歲前後的朋友,都生了頗麻煩的病。過去二十年,或三十年,其實非常用功,眼晴在書本、文字上的使用量極大,可能身體的整體使用,失衡了。但我的老師是規勸我,走出我那麼宅的小書房,也不是縮在咖啡館某個角落寫自己的,沒和人說話,沒有生活。

其實我這輩,乃至於比我年輕輩的純文學創作者,長期在一個經濟比較艱難的狀況,可能是出版市場較小,過去十多年我又要養家活囗,養成一種像士兵極規律,但其實極繃的閱讀與書寫狀況。我的老師勸我,不要總是朋友若遇見,就是談寫作,應該走進像溫州街、永康街小巷弄的小店裡,任老闆泡壺老茶,天南地北亂聊,高手在民間,人家知道的知識比你們這些讀書人多得多了。

但我好像還是走偏了,還是害羞不敢走進那些店,反而這一年迷上在網路上,YouTube上看,大陸的鑑寶節目。華山論鑑,尋寶走進哪裡哪裡,國寶檔案,大藏家,我覺得超好看的。那些抱著藏品來鑑定的老先生老太太,年輕人,每個都有故事,或是爺爺的爺爺的爺爺當年是宮裡太監,傳下來的官窯,或是幫朋友忙借了一筆錢,朋友抵押了一幅吳昌碩的畫。然後不同專家也有戲,當然那個推證真假的戲劇性很像推理劇,有所謂最後的真相,但他們在那判真假的過程,又是層層覆葉的人心,如何戳破對方的幻夢但又托住他不讓他羞辱難堪。

有一陣子我很愛看一個多年前大陸的喜劇《東北一家人》,或是台灣也是幾年前的一檔整人節目叫《真的不一樣》,我的孩子半夜起床上廁所,聽見我獨自一人在書房呵呵呵的笑。要知道我生命在四十三歲以前是不會電腦,我家也沒接電視,我長期應是文字的重度閱讀者。過去兩三年有三本書被我讀到爛了,波拉尼奧的《二六六六》、《荒野追尋》,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我書包裡每天裝著這三本的其中一本,被我從不同章節反覆細讀,書已像重考五年的重考生的英文字典,整個爛了。

我也在網路上免費平台讀《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我的想法是,如果喬哀思在我們這個時代,或曹雪芹在我們這個時代,或波赫士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們應該會起心動念想寫寫這個暴漲數百萬倍宇宙的網路景觀吧?他們會用什麼方式來表現人類在其中生存的形式,而比那些網路上的電影、演員、說話的人、胡搞逗鬧的人、記者、告訴你歷史故事的人、轉播球賽的人、評講別人的歌唱或特技的人,更具有「小說意識」的某種展出?那應該不只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大家族興衰故事而已,或是傳統想像的所謂史詩或大河小說而已。

我想,「最初的閱讀」,或將我們帶引至「超出我們所在或所能感知世界好幾倍」的所在。那也是閱讀的至福時光。那像是,大腦還沒灌進太多存檔的電腦硬碟,突然灌進了一張碟片,嘩,整個所有的空間都任本書裡的情節,像水母或海馬在水域中自由漂游。我十七歲時念一家重考班,那在一大樓中遮蔽窗子的密閉大教室裡,有兩百個像我一樣的重考生塞在那極密的桌椅裡,旁邊有家百貨公司,三樓有一個文具攤,有一架也不大的書櫃,每天中午,約一個半小時吧,我就溜去那站著看書,記得當時看了《梵谷傳》和張愛玲的《半生緣》,都是讀著讀著,站在那兒,天旋地轉,如雷灌頂,抬頭看眼前的人們,覺得世界整個在另一種玻璃折光裡了。

後來上了陽明山住山裡宿舍,每讀一本書,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福克納的,馬奎斯的,都像蟒蛇吞下一整隻斑馬,要花非常長的時間去消化它,那時真的覺讀到一本絕頂小說,可能是世間最奢侈的事,它和現在花一整個晚上看了那麼多任意連結的視頻,那麼多知識性帖子,或甚至非常棒的影集,以前那種崇敬和感恩之心,是不一樣的。我很長時光閱讀小說都是用抄寫的,那種感覺,很像窮人家小孩,那麼難得分到一小塊鮮奶油蛋糕,他小口小口細細含著,感受每一小分子的蝕化,終於都吞下去沒有了,還無限懷想的把每一根手指都吮過一遍。

年輕時讀川端的小說就是這種盛大又痛惜的心情,後來快三十歲時,讀到波赫士的小說,也是這種心情,我怎麼可以這樣把它讀完呢?是不是該每個句子刺青在皮膚上才甘願。年紀更大些,在閱讀已經形成激流的狀況,讀到孟若的、瑞蒙‧卡佛的、波拉尼奧的、黃錦樹的、童偉格的某些小說迴旋,我還是會有那種閱讀當中想按暫停,想說這樣的描述,我是不是該像偷背高等數學方程式那樣把它背起來?這種閱讀時,神祕的至福時刻,年紀越大越難出現了,有陣子我想是否我老花眼了?或是某種憂鬱症?為何我看著書頁,那上面的印刷小字,我不太如從前能專注每個句子,將它們解析翻譯成作家想描述的影像或抽象概念?我開始像一台灌了太多檔案的電腦硬碟,好像再下載東西進去,它跑不太動了。很像有些哥們說每個男人一生的色情配額都是限量的,有人年輕時爭逐聲色,過早就會出現對世情的空枯之感?當然這只是胡說。

這樣混沌的一年,讀到台灣比我年輕一輩的幾本小說,非常驚豔,譬如連明偉的《青蚨子》、黃崇凱的《文藝春秋》、黃以曦的《謎樣場景》,都是非常驚豔的閱讀經驗。

有一次我寫信給您,因為陌生,但又想表達,我寫:「我非常喜歡您的《推手》。」信寄出去才發現寫錯了,追了封短信:「對不起對不起!!!是《推拿》,我寫錯了!」您非常閒適淡然的回信:「沒問題,有太多人把我的《推拿》說成李安導演的《推手》了。」

但我真喜歡《推拿》,我記得是從上海往南京的高鐵,可能是編輯抓了這本書給我,我在那個過渡的移動時空中閱讀,讀到那個最美的盲女孩,在演奏會彈完鋼琴,她看不見自己有多美,但全場的潮水般的掌聲,我當時讀了,竟在列車上掉眼淚。

我想狹窄空間裡,多組人物的近距離格、擋、摸觸、試探與猜忌,說出和原意相反的話,這是最難的。一群盲人,看不見彼此,或又有其中在進行感情膠著或負氣的一對,但又是暴露在所有一室同樣聽音辨位的盲人群裡,這真是難上加難。某部分來說,把《推拿》誤記成《推手》,其實印象底層真是有其柔勁、纏綿的,每一動作的延伸,不論是情、惡意、冤屈、念想,總之厲害的小說家,丟石子下水,它是繼續在水面下延伸,如果水面撒下一片石子,或打水漂,那水面下延伸的命運交織,那真是好看。

相關書摘 ►《我有一個白日夢》:畢飛宇、駱以軍談「寫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有一個白日夢》,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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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飛宇

畢飛宇跨越二十年的散文作品,諧趣、赤誠、思辨、靈動。
與駱以軍,台北.南京雙城對論,畢飛宇說:「我喜歡台北的人情。」

畢飛宇寫散文,把自己放入日常生活細節,再喧譁、再無事也妨礙不了一個小說家的白日夢。即使是有關寫作、閱讀的記敘與思考,亦多是文字背後的生活場景,通曉世俗人情的姿態,構造了細微鮮明的散文特質。

回望童年與成長,「時間」是畢飛宇童年最大的敵人,害怕過不完的夏季午後,害怕沒完沒了的夏日黃昏。他直視成長的窘困,幽默自嘲一事無成的人格外敏感,拉風的長髮裡頭蕩漾著九流詩人自慰般的快感與玄幻。最終他放棄哲學、放棄了詩,在〈恰當的年紀〉中寫下:我四十三歲了,寫《推拿》使我已經體會到了和小說中的人物心貼心所帶來的幸福。〈自述〉裡說:「我喜歡許多東西,其中有一樣叫關係」,在與駱以軍的「南京.台北.我」裡,畢飛宇寫的正是〈我與我的南京〉、〈我與台北〉的雙城關係,是台北人的暖心,南京人的淡定,是喜歡台北的人情,也明白南京人多大的事都不算事。

畢飛宇說: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的關係,要去感受和判斷,它離作者特別近,所以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它會將你全部暴露出來。透過本書,直擊小說家中的思想家————畢飛宇,跨越二十年的散文作品,諧趣、赤誠、思辨、靈動。

本書特色

畢飛宇曾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並擊敗大江健三郎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被評委譽為「當代的契訶夫」,此書跨越二十年的寫作時間,是作者記敘生活、寫作與閱讀的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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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九歌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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