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自序:談論寫作的過程就是小說的構成

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自序:談論寫作的過程就是小說的構成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本書的本質,它的結構,裡面所描寫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們不應該將事物分離,不應該分門別類。

文: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作者自序(一九七一年)

這部小說的形態如下:

首先有一個輪廓,或者說框架,即〈自由女性〉,這是一部約六萬字的普通短篇小說,可以獨立成篇,但又分成五部分,以黑、紅、黃、藍四本筆記的章節分隔。四本筆記的作者是〈自由女性〉的主人翁安娜.沃爾夫。她採用四本而不是一本筆記本記事,如她坦言,是因為她必須將筆記所記的內容逐一分開,以免引起混亂、無序,乃至精神崩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導致四本筆記的記事停止;結束處都畫有一條粗粗的黑線。但是既然四本筆記都已告一段落,從支離破碎中便能產生一本新的筆記,那就是〈金色筆記〉。

筆記中的人物以他們年代那種千篇一律的口吻探討問題、演繹理論、闡述教義,或給事物界定、畫分,毫無個人特色,你簡直可以像昔日道德劇裡那樣稱呼這些人,稱他們為「教條先生」、「我因沒有歸屬而自由先生」、「我必須有愛情和幸福小姐」、「我做任何事都得一把罩夫人」、「質疑真正的女人在哪裡先生」、「質疑真正的男人在哪裡小姐」、「我瘋了是因為他們說我瘋了先生」、「生活就是自身的體驗小姐」、「我革命故我在先生」,以及「如果我們能處理好這個小問題也許就能忘記我們不敢正視大問題夫婦」。但他們也互為映照,互相補足,思想和行為也是互為因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構成各自的整體。

在書中的〈金色筆記〉部分,事物由離到合,黑、紅、黃、藍的分界不復存在,破碎的態勢終結後是一種無形之形,成就了第二主題,即「整合」。安娜和那個美國人索爾.格林的人格發生「崩潰」。他們瘋了、癲了、狂了——你說什麼都行。他們「崩潰」後變成了對方,變成了他人,他們突破了為自己的過去而設計的虛假模式,突破了他們用來自我支撐或相互支撐的模式和規章,從而發生消融。他們能從自己身上聽見對方的心聲,認識到對方的存在。原先對安娜懷有嫉妒、危害極大的索爾.格林轉而支持她、忠告她,向她提供寫作另一部小說,即〈自由女性〉(很諷刺的標題)的主題。

小說開卷句是:「兩個女人單獨待在倫敦的一間公寓裡。」安娜具有強烈的占有欲,待人苛求,她對索爾嫉妒得差點發狂,後來卻把那本漂亮的新筆記本,即〈金色筆記〉,送給他。這本筆記本她原先不想送人,後來卻為他的另一作品提供主題,並在筆記上寫下第一句:「在阿爾及利亞一處乾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看著月光在他的槍上閃爍。」在由兩人合作寫出的〈金色筆記〉中,你已分不清誰是索爾,誰是安娜,分不清他們與書中其他人有什麼區別。

有時候人的「崩潰」是一種自我療癒,是內在的自我拒斥人格的雙重或多重分裂;當然,除了我,別人也寫過這——「崩潰」的主題。此前我寫過一個有限的短篇,而作為長篇的主題,這是第一本。這本的內容更粗糙,更接近經驗,它尚未定型為思想和模式——由於材料更原始,也許更有價值。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基本主題,這部書很快遭到低估,無論友好的評論家還是不懷好意的人士,都說它描寫的是性別戰爭,女人們還宣稱這本書是性別戰爭的一件有用武器。

從此以後,我便只能處在一個虛幻的位置上,因為我再怎麼樣都不願意拒絕支持女性。

當然,就婦女解放而言,我是支持的:在許多國家,都有人口口聲聲說女性是二等公民。若是有人認真傾聽這樣的論調,那麼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原先對婦女解放運動懷有敵意或冷漠的各方人士說:「我支持她們的目標,但我不喜歡她們的尖嗓子和令人作嘔的作風。」任何一次革命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得經歷一個顯而易見的階段:改革者的權威必然被那些因勝利沖昏頭腦,只顧享受(他人為他們贏取的)勝利果實的人所否定。不過我認為婦女解放運動不可能帶來多大變化,這並非因為這場運動的目標有什麼差錯,而是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大動盪的時代,整個世界因這動盪而改變了模樣。這一點一目了然。如果這場動盪能有個了結,到了那一天,也許婦女解放的目標已顯得渺小而怪異了。

但是這本小說不是為婦女解放吹響的號角。它描述了女性的諸多情感,包括專橫、敵意、怨恨。我將這些情感印成了文字。顯然,許多女人所思考、感受、經歷的事物都令人驚愕。一大堆古老的武器會即刻搬出來,與往常一樣,最主要的那幾件不外乎「她不像個女人」、「她厭惡男性」。這種特殊的反應似乎是顛撲不破的。男人們(也有許多女人)說,主張女性選舉權的婦女是去女性化的,陽剛的,與殘暴聯繫在一起的。當女人要求得到比造化所賦予的更多時,總是會引起男人和部分女人的這種反應,我所讀過的各種社會文獻無不如此記錄。

許多女人痛恨這本《金色筆記》。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所說的那些話,她們在廚房裡所談的東家長西家短,閒言碎語,還有她們對自己被虐狂的性癖好所坦白的一切,她們經常萬般不願意公然發表,因為男人有可能在偷聽。女人從來都是膽怯的,因為長期以來,她們都處在半奴隸的狀態。只有極少數的女人隨時準備站出來,坦言她心裡真正所思考、所感受、與心愛男人所體驗的一切。一聽到男人說:「妳不像個女人,妳太專橫,妳讓我失去男子氣概。」絕大多數女人會像被人丟了石塊的小狗那樣抱頭鼠竄。

我的信念是:任何一個女人,如果她嫁的是一個喜歡威脅女人的男人,或者她還十分認真地將他當一回事,那她是活該受罪。這樣的男人是個霸凌者,他並不了解他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及其歷史。在過去任何一個社會,男人和女人都扮演著多不可數的角色,如今亦然。他太無知了,要麼就是他害怕異於常人,他是一個懦夫……我寫下這些話,感覺上就好像在給遙遠的過去寫信:我相信,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一切,到了下一個十年,都會被掃蕩一空。

(那麼,為什麼要寫小說呢?是啊,為什麼!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還得若無其事地活下去……)

AP_227112386004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萊辛1981年在法蘭克福書展演講照

有的書由於跳過了某個觀念的議論階段,直接假設社會上尚未出現的某些事已有定論共識,很容易被人誤讀。我是以婦女解放運動所引發的種種觀念似乎已經存在為前提,寫出這部小說。一九六二年出了第一版,至今已有十年。如果它是今天出版的,有可能會有人讀進去,而不僅僅是引起一些反應。時局的變化太快了!某些偽善已經消失了。就說十年,甚至五年以前吧,那是一個性叛逆的時代,由男性作家寫出的不計其數的小說和劇本都在激烈地抨擊婦女——尤其在美國,但我們英國也有——婦女被描寫成悍婦和淫婦,特別是婚姻的破壞者和插足者。男性作家的這種態度是理所當然的,向來作為無懈可擊的哲學基礎、極其正常的思想觀念被世人接受,當然,沒有人會想到這是對婦女的仇視、侵犯或神經過敏。這種狀況仍在繼續,但現在已有所改觀,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當時只是埋頭寫作,根本沒想過這部作品是否會被讀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僅僅因為這部小說難寫——我腦子裡有個計畫,我按這個計畫連貫地寫下去,這本身就有難度——而且因為我邊寫還邊學到很多東西。預先給自己勾勒出一個嚴謹的結構,並設置出諸多限制,這種做法也許能擠壓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東西。開始寫作時,突然冒出的許多觀念和經驗,我都認不得是否屬於自己了。先不說用於寫作的人生經歷,光寫作的過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難忘。它簡直改變了我這個人。當我從這將思想結晶成文字的過程中抽離,將手稿交給出版商和朋友時,才得知我寫的是一本關於性別戰爭的宣傳冊,我還很快發現,不管當時怎樣辯解,這份診斷結論是改變不了的。

然而,這本書的本質,它的結構,裡面所描寫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們不應該將事物分離,不應該分門別類。

「束縛。自由。善。惡。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性。愛……」《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闡述小說的主旨:這個主旨她是大聲喊出來的,是用鑼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這樣想像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在一本稱為《金色筆記》的書裡,其中稱為〈金色筆記〉的章節可以視為核心,承受全書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場。

但事實並非如此。

別的主旨也進入了這部作品的構造之中,這對我來說是嚴峻的:多年以來,那些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中的觀念和主題都匯聚起來了。

我的一個想法是:要想找到一部小說,能像托爾斯泰描寫俄國、斯湯達爾描寫法國那樣,反映一百年前,亦即上個世紀中期不列顛的知識與道德風氣,是不可能的(就這一點而論,我們只有棄權的權利)。閱讀《紅與黑》和《紅與白》,你能了解法國,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裡。閱讀《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國。但維多利亞時期沒有一部小說具有如此功用。哈代告訴我們貧窮是怎麼回事,人的想像力一旦超越一個狹隘的時代,又會發生什麼事,做一個受害者又將是怎樣的情景。喬治.艾略特[1]就其能力而言,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我認為,作為一位維多利亞時期的婦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即使以當時的偽善標準來看,她並不是個好女人,但她也不得不扮演一個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講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東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嚴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許最接近斯湯達爾他們。特羅洛普也嘗試過這樣的主題,但缺乏廣度。沒有一部小說能像威廉.莫里斯[2]所寫的傳記那樣生動精采地表現觀念的衝突。

當然,就我而論,我相信女性用來觀察生活的濾鏡與男性的那面是一樣有效的……這個問題先擱置一邊吧,或者乾脆不去考慮它,我覺得:要想「觸摸」本世紀中葉意識形態的脈搏,你就得置身於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論爭都是在社會主義各個階段中展開的。在各種運動、戰爭或革命的參與者眼裡,這些運動無論前進,或停滯不前,或倒退,都屬於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我想,我們至少得承認,將來人們回顧我們這個時代時,也許跟我們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們現在回顧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甚至俄國革命時,我們的看法跟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也很不一樣)。

然而馬克思主義與它的各種支派已將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散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過時」的一天,也已經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維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觀念還只是固封在極左分子內部,但二十年前,這些思想已在左派內部普遍蔓延,而近十年之內,已經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常見社會觀。如此被深度吸收過的某些東西到後來就成了一種能量——它成了主導的力量,在我著手撰寫的這部小說中,還得作為中心而存在。

我長時間揮之不去的另一個想法是:小說的主人翁應該是一個罹患「障礙症」的藝術家。這是因為有關藝術家的主題有一陣子一直主導著藝術界,左右著畫家、作家和音樂家等範例。所有大作家都用這個主題,大多數二流作家也是如此。他們的原型是藝術家,其鏡影則是商人,從這一面看是創造者,從另一面看則是麻木不仁的粗野之徒。我們的文化就寄生在他們的胯下。藝術家挾著過度的敏感、苦難和極端的利己主義,只是因為他們能產出藝術品,這種利己主義才被寬容——同理,商人也有他應被寬容的理由。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的現狀,從而忘記了「藝術家作為範例」這個新主題。一百年前的英雄不是藝術家。那時的英雄是戰士、帝國的創建者、探險家、神職人員、政治家。對女人來說很可惜,她們中難得出現一個南丁格爾。只有怪人和行為反常者才想做藝術家,但也不得不為之奮鬥。

當我決定描寫我們時代的「藝術家」或「作家」時,我覺得有必要給這個人物設置一個障礙,並透過探討這個障礙的成因來闡述這個主題。這就意味著我得將戰爭、饑餓、貧窮這些壓倒一切的大問題,與那個企圖反映這些問題的渺小個體聯繫在一起。但令人無法容忍的,真正讓人無法接受的,正是這個極其孤立、極其自戀、自視過高的人物。年輕人對藝術家有年輕人自己的認識,他們改變了這個形象,創造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成千上萬的人在拍攝電影,協助電影製作,發行各種報紙,創作音樂,從事繪畫、寫作、攝影。透過不計其數的複製,他們已經放棄了那個孤立的、富有創造性的、生性敏感的形象。這一傾向已趨向極端,即將有結論,到頭來必然出現某種反應,這是很正常的。

「藝術家」這個主題還不得與另一個主題「主觀性」聯繫在一起。當我著手寫作時,作家們還得刻意不表現「主觀」。這種壓力源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它是社會學文藝批評的一個藝術主張,這套理論體系由一群才俊首創於十九世紀的俄國,其中最著名的是別林斯基,他們利用藝術,尤其是文學,跟沙皇專制與壓迫對抗。這套理論很快廣為傳播,遲至五○年代末,我們英國就以「責任說」與之遙相呼應。在社會主義國家,它至今仍有市場。所謂「責任」,用句簡單明瞭的話說就是:「羅馬都著火了,你怎麼還有心思考慮愚蠢的個人私事啊!」如果這一說法來自於你身邊最親近的人,來自於做什麼事都使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與南非的種族歧視對抗的人,那你就很難置若罔聞了。

然而,長期以來,各種形式的藝術,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變得愈來愈個性化。在〈藍色筆記〉中,安娜談到她的講座時是這樣說的:「『中世紀的藝術是集體的,非個人的,它表現的是群體意識。那裡沒有中產階級時代的藝術所具有的那種感人而痛苦的個性化特徵。將來有一天,我們會拋棄個人化藝術那種激動人心的自我主義,回歸到表現人類的責任和相互間兄弟般情誼的藝術中去,從而將表現人之間的區別和差異的題材拋在一邊。西方文學已經逐漸變成發自靈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現實……』我一直在說這樣的話。但三個月以前,在一次講座中,我開始變得結結巴巴,難以為繼……」

安娜變得結結巴巴,是因為她想迴避什麼。一旦出現某種壓力或潮流,你是很難避開它的:你無法避開你強烈的主觀性。如果你樂意,你可以稱這主觀性為作家為時代所承擔的責任。你無法置之不理:你寫一部關於建造大橋或大壩的書,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與感情。(你覺得我是在鸚鵡學舌嗎?根本不是。現今,這種非此即彼的論斷正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文藝理論的核心。)我終於懂得:要想擺脫或克服因描寫「個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認個人的現象並不存在,也就是說,根本沒有專屬於你的東西。描寫你自己,實際上就是描寫他人,因為你所面臨的問題,你的喜怒哀樂,你所具備非同凡響的思想觀念,都不是你個人獨有的。

所謂「主觀性」,就是把眼光放在實際上存在無限可能性的個體身上,而處置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將個體視為一個小宇宙,以此來衝破個性化,即主觀性的局限,從而使個體性具有普遍性,並使私人的經驗轉化為大於私人的東西。實際上,這也是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當你還是個孩子時,你會想到「我在愛」、「我在感受這樣或那樣的情感,我在思考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然而個人所謂獨一無二的、不可思議的經歷,其實是舉世共通的,這道理只有當你成長了才能懂得。

我還有一個想法是:如果這部作品構思得當,還可以就傳統小說發表作者的意見。自從小說問世以來,關於小說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個爭論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雖然若是你閱讀當前的學術研究,可能會有這樣的誤解。我將〈自由女性〉這部中篇小說作為那一大堆材料的歸納與縮寫,本意就是想談談傳統小說,這也是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表示不滿的一種方法:「我刻意想表現的真實太微不足道了,我從雜亂中梳理出的東西太有限了!經驗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麼的粗糲,那麼的無序無形,這篇精巧的小文章又如何能反映真實呢?」

我的本意是想寫出一部發出評論的作品,我要讓這部作品做出無聲的聲明:談論寫作的過程就是小說的構成。

相關書摘 ▶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導讀:文學形式如何造就最深刻的社會批判?

註釋

[1] 譯注: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英國女作家,真名叫瑪麗.安.伊文斯(Mary Ann Evans)。

[2] 譯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國詩人、藝術家、社會主義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金色筆記(首刷限量金色書口紀念版・萊辛誕生一百週年・影響超過四個世代女性作家的女性主義反叛經典)》,麥田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譯者:陳才宇、劉新民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誕生一百週年全新校訂版
名列《時代雜誌》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在失序世界追尋自由的女性主義反叛經典
影響超過四個世代女性作家

本書特色

  • 中文版首度獨家完整收錄萊辛兩篇自序,以及一篇自剖本書創作歷程的專文〈戒慎相迎〉,三篇文章分別寫於本書問世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後,足見《金色筆記》歷經數十年仍然激烈而真實地反映著時代
  • 中文版首度獨家收錄萊辛專訪,剖析文學養成之路的曲折與信念
  • 出版超過半世紀後,橫跨四個世代的女性作家: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得主黛安娜・阿特爾、E.M.佛斯特文學獎得主瑪格麗特・德拉布勃利、毛姆文學獎得主瑞秋・庫斯克、英國衛報編輯娜塔莉・翰曼,共同推崇《金色筆記》的經典地位及其反叛性格!

內容簡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萊辛自述:「這本小說當今是寫不出來的。」

《金色筆記》──最能回應時代的全新小說形式
最精準預言未來困境的重磅經典
最能闡述萊辛世界的代表作

一個平常夏日,安娜和莫莉在一棟公寓裡談天,
安娜說:一切都開始瀕臨崩潰了。
全書以「自由女性」為框架,穿插黑色、紅色、黃色、藍色等不同顏色的筆記,
最終以「金色筆記」作結,讓讀者見證安娜最後發瘋的過程。
隨著對話與一本又一本筆記的開展,
全書跳脫時間的先後順序,也突破傳統敘事結構,
讀者將在安娜紛陳的筆記之中,看見女性生命的複雜與多元性。
繼吳爾芙之後女性小說第一人,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萊辛,
巧妙編織私密的情感書寫,穿梭於回憶與遺忘的縫隙之間,
在連結混沌歷史與女性命運的同時,也成功創造了名留青史的全新小說形式。

getImage-2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關鍵藝文週報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