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級教育》:低級教育吸收了信仰「教育福音」的各種弱勢族群

《低級教育》:低級教育吸收了信仰「教育福音」的各種弱勢族群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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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有菁英高等教育,低級教育才得以生存:前者正當化了教育福音,而後者則吸收了所有信仰教育福音、但是被菁英教育排除的各種弱勢族群。而在就業市場不穩定的時期,低級教育產業更是如魚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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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

「教育福音」是什麼?

幾年之後,我也終於看清,當教育福音在個人職業道德、自我犧牲,以及一家之主的性別常模層面上,兩者融為一體的時候,人們才有辦法把選讀實務技術學院視為上帝的旨意。無論是汽車修護相關的夜校課程,或是修讀物理碩士學位,大學教育儼然個人之利。這與我們曾將高等教育(或高中以後的教育)看成公眾之利、認為你我有機會能透過正式教育,將個人能力發展極致以嘉惠社會的看法全然不同。即便我們轉而將高等教育理解為個人之利,我們卻依然謹守相信,所有的教育,在本質上都是好的、也是符合道德的。經濟學家W・諾頓・谷若博(W. Norton Grubb)和馬爾文・拉哲森(Marvin Lazerson)稱之為「教育福音」:我們深信,教育是道德的、能啟迪個人、對公眾有益,同時,無論個人與社會要付出什麼代價,教育都是值得的投資

谷若博與拉哲森並不是將教育影射為信仰制度的唯一學者。所有的制度都需要我們全體深信,方可成效。我們把這稱為正當性。不過,我之所以喜歡谷若博與拉哲森對教育福音的建構,一部分是因為它直指了信仰當中的內在矛盾。對於高等教育變成一種求職保證,教育福音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換個方式說,只有當高等教育符合市場利益時,它是一種道德之善的說法才得以成立。教育是善的,因為一份好職業是善的。要是我們把高等教育和職業分開,那麼,這個信仰便瓦解了。這當中的內在矛盾就是,我們不喜歡以職業、而偏好以公民身分和公眾利益來探討高等教育──即使教育信仰根本就不立基於這兩者之上。

有了教育福音為基礎,我們越發要求那些追求高等教育的人做出個人犧牲:貸更多錢、但補助變少;選擇更多、但務實的選擇變少;可能性增加、但要擔負更多失敗的風險。我們的研究指出,具備高等教育學歷資格的人,享有顯著的收入回報,以正當化個人犧牲的要求。同時我們認為,這份薪資優勢在「知識經濟」下將會繼續持續──21世紀的工作,需要人人具備高中以上的某種教育程度,以勝任高知能的工作內容。對於那些需要牧師、不過卻得到電視福音傳教士的人而言,他們真正能做的選擇與教育福音間的落差,說明了我們到頭來怎麼只能得到低級教育。

「低級教育」怎麼形成的?

低級教育,指的是我們工作方式在結構性改變後所造就成的文憑擴張;低級教育,指的是偏頗的高等教育制度對各族群造成的機會不平等;低級教育,指的是純粹出於利益,把職業訓練從國家與公司之責變成個人和家庭之事的風險移轉;低級教育,是和最菁英的機構同屬一個教育體系的高風險大專院校、所組成的教育次產業。事實上,正是因為有菁英高等教育,低級教育才得以生存:前者正當化了教育福音,而後者則吸收了所有信仰教育福音的各種弱勢族群:單親媽媽、遭到裁撤的員工、退伍軍人、有色人種,以及原本靠社會福利過活而現在要回到職場的那些人。

開宗明義地說,低級教育,就是一系列將社會不平等商品化的機構(詳見第三章與第四章),除了間接造成單一人力資本增加這既定的影響,對社會可說毫無貢獻。話說回來,低級教育也不只是一群學校,抑或是一系列獲利了結、核發文憑的體制行為。低級教育海納了所有的文憑擴張──它們制衡我們的教育信仰、卻不挑戰這個信仰背後的市場導向,還延續了教育和工作上種族、階級、與性別不平等之現狀。當我們提供更多的文憑,而非更強化的社會契約,這便是低級教育。當我們要求的是社會保險而獲得的是勞工訓練,這就是低級教育。當我們要求的是公平正義而只獲得「美夢機會」,這就是低級教育。

低級教育,是給被排除在菁英教育之外的人──這件事實,我在實務技術學院的同事們都清楚得很。從社會政策和針對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的輿論中,探掘出這項事實根本不難。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碰過哪個人強力支持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說它們是高效率的個人化商品,而且還願意把自己的孩子或親戚送到這種學校就讀。就連我為了撰寫這本書所訪談過的學生們,也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將來就讀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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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在接下來的幾個章節裡,我會提出像1996年社會福利改革訂定了勞工訓練條例的這種例子,以此社會政策為例,說明我們的政治選擇,如何將低級教育建構為安然度過勞動市場之變遷起伏的合理方式。我會向各位讀者展示,即便我們嚴苛評估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的過量(也可以說是濫設,端看你的角度為何),也只是欲蓋彌彰,強化了低級教育的市場價值。在新經濟的特殊狀況下,當我們的工作方式持續改變,低級教育,搖身成為我們之中更多人必須慎重處理的政治選擇(詳見第五章及第六章)。就這種種方面,你我都是新經濟下,令人惶惶不安的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勃興崛起的幫兇,同時,也都是受害者。

新經濟對教育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要求:要能經常且堅實地重新訓練上百萬名勞工,同時,過程要迅速、雇主付出的成本要低,最好是不必負擔任何成本。新經濟有四個明顯的特殊改變,改變了構成社會契約之基礎的各種關係:人們在工作生涯裡更常換工作和老闆(職業能動力);公司更倚重約聘員工、短期員工和臨時員工(勞動彈性化);仰賴雇主獲得收入增益和職涯升遷的情況越來越少見(內部勞動市場的萎縮);勞工為自己的職業訓練、健保還有退休,肩負起更多的責任(風險移轉)。

當大家一窩蜂投注資本、鞏固擴張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時,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的股東們聲稱新經濟「對我們這樣的公司極其有利」 。當大家說日益敗壞的工作狀況就是高等教育失敗的佐證時,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則宣揚一套有別於此的說法。它們向監管單位和投資大眾主張,日益敗壞的工作狀況,對高等教育而言是有利可圖的。

以1998年斯特雷爾大學(Strayer College)的招股說明書為例,裡面提到聯邦政府減少軍隊投資(軍隊作為規模龐大的公家雇主)和高端工作減少所造成的競爭,「在金融上是有利的」 。這大局情勢之好,連我所申請的九所股東制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都完全不將彼此當成招生的主要競爭對手(ITT技術學院用「其他規模遠遠小於我們的私營職涯學院」來描述其市場競爭對手) 。相反地,雇主才是真正要彼此競爭、搶這些未來學生的人。哥林多學院(Corinthian Colleges)表示,「勞動市場中失業率的下降與勞務人口不足,連同軍隊擴張」,可能「改變預計的招生可行性」 。這些股東制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的學費,固定在學生貸款額度的上限,可謂盡可能地從最有借錢能力的學生身上吸取油水,因為這些學生的資產最少,同時能選擇就讀的學校也最少。

就這點來說,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是獨一無二的。傳統大學的建立有個預設前提──一份好工作的社會契約;這等同勞動市場以薪資、地位,以及穩定性,對學位表以嘉賞。就連社區大學最初的設置目的,也是為了讓勞工準備好面對勞動市場的變動,而這些變動則認定雇主願意長期在勞工身上投資。這樣的預設,在傳統高等教育定義自己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時,依然明顯可見──菁英學校如此、無條件入學的機構亦然。

大部分學校的安排,就是提供學生得以離開高等教育系統而不必回鍋進修所需的最低資格。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何傳統學校想透過組織上的改變,配合與一般狀況不符的學生──例如上班族爸媽──卻總是慢半拍。先不說此舉可能適得其反,實際的狀況是,傳統學校將勞動市場想成並肩打拚的夥伴,認為勞動市場能處理非傳統學生族群對職業訓練的需求。回顧歷史,這個說法大致上都成立,只有少數例外。

傳統大學欣欣企盼著(也許是犯傻期待著)勞動市場穩定、企業願意共同投資的那個社會契約歸來。然而,在這個華爾街主導的時代,只有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認為,正是因為勞動市場失靈,才造就了有利可圖的新經濟情勢──它們有辦法輕易地預測這些會影響上百萬勞工、對象不分「白領」與「藍領」分野的勞動市場失靈。在這樣的論述中,新經濟下的工作危機是因,造就出的果,就是私立企業化營利學院排山倒海的債務危機、處處受限的選擇,以及貧乏的勞動市場收益──而我們不該倒果為因。

相關書摘 ▶《低級教育》:身為私校招生人員,我們就像賣翻身夢想的業務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低級教育:窮人讀大學就可以翻身?失業者就應該考證照「進修」?我們是在培養自己的能力,還是從弱勢者身上挖錢,供養一整個產業?》,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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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
譯者:沈聿德

「低級教育」是什麼?

過去,我們總認為透過進修取得文憑、取得證照,是讓勞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不二法門。但如今,這樣的教育福音卻成為營利機構獲利的來源;財源除了是最需要協助的弱勢者外,還有我們的稅金──而這樣將獲利的重要性放在學生權益之前的所謂「進修教育」、「高等教育」,即是「低級教育」。

窮人讀大學就可以翻身?失業者就應該考證照「進修」?我們是在培養自己的能力,還是從弱勢者身上挖錢,供養一整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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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光現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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