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柯大戰與他們的粉絲(一):台灣「舊政治觀」與「新政治觀」的衝突

英柯大戰與他們的粉絲(一):台灣「舊政治觀」與「新政治觀」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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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日台灣內部的政治衝突,其實就是從「舊政治觀」過渡「新政治觀」的政治轉型,在這四部曲的文章中,首先將會說明台灣社會近年,為何會出現從舊政治觀走向新政治觀的政治結構轉型現象。

文:西涼寺

近來台灣政壇簡直進入了X倍速時代,從七月底的總統府特勤室私菸案、八月初柯文哲籌組台灣民眾黨及林昶佐洪慈庸相繼退出時代力量、再到八月中郭柯王籌組桃園三結義的戲碼,台灣民眾似乎每天都活在震撼彈與亡國感中。

其實,如果我們看穿這些表面的紛擾,我們會發現這些亂象的背後,其實反映出台灣正在經歷巨幅的選民結構重組(reformation)。而此一結構重組的時代背景,又是台灣社會自2014以來持續從舊政治觀過渡到新政治觀的政治轉型。

這裡所謂的舊政治觀,係指將台灣(共和國)與(秋海棠)中華民國理解為互斥概念,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持續的統獨鬥爭。與之對比,主要反映年輕世代思維的新政治觀,則是以「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為前提,認為舊政治觀下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鬥爭是無謂內耗,而期待政府施政應在堅守主權、維持兩岸不相隸屬現狀前提下,將主要心力花在建設國家,提昇人民生活條件。

以新政治觀作為動員基礎,年輕世代在2014與2016跨越舊政治觀意義下的藍綠分野(淺綠、中間、淺藍大集結),而將新政治觀的兩位主要政治代言人——柯文哲與蔡英文——分別送上市政與國政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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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然而才短短數年,柯蔡兩人已形同水火,兩人的決裂,進而帶動年輕世代圍繞著「主權與內政經濟在政府施政順位上孰先孰後」的關鍵問題,出現了明顯的政治路線分歧。此一分歧導致認同主權至上的選民往蔡陣營移動成為英粉(本文稱之為「主權派」年輕選民),認為只有內政經濟才是王道——因此統獨是假議題——的選民反向往柯陣營集結成為柯粉(本文稱之為「內政經濟派」年輕選民)的現狀。

年輕世代分裂為主權派與內政經濟派的發展,於是可能使得才剛從年長世代奪下台灣政治主導權的年輕世代,面臨在短短幾年內就因為內部路線分歧,而將權力交還給舊政治觀的政治代言人(尤其是韓國瑜),甚至讓共產黨從中得利的困局。

為翻轉此一困局,本系列文章以四個部分,希望透過具體描繪年輕世代內部分裂的前因後果,喚醒年輕世代——及其政治代言人——對此一危機的重視,創造2020年輕世代再次整合的空間,以讓年輕世代期望的新政治觀能夠真正在台灣落地生根。


總統直選與「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共識

人類社會的政治鬥爭,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能有效激起人民共鳴的深層二元區分(binary distinction,例如省籍、種族、階級、性別)之上。這些區分的存在目的,是讓人民能快速簡化複雜的政治資訊,而得出簡單明確的結論(我是獨、你是統、我愛台、你親中)。缺乏這樣的簡化工具,政治對話就無法開啟。

而台灣自民主化迄今的政治鬥爭,很大程度又是以國家認同上的「台灣/中華民國」之爭作為主要二元區分,此一區分進而又與省籍上的「本省/外省」和兩岸關係上的「獨立/統一」相互連結,而構成本文所稱之舊政治觀。

上述舊政治觀裡的中華民國,主要是指36行省的秋海棠大中國,相較之下,舊政治觀裡的台灣,則一般是指否定秋海棠中華民國正當性後所新建的台灣共和國。這樣的國家想像對立,一方面直接連結兩岸關係上「獨立 vs. 統一」的偏好,另方面也反映人口多數的本省(尤其是閩南)族群,持續和人口少數但位居統治階級的外省族群競爭政治經濟資源的社會結構。

30歲以上的讀者來說對上述舊政治觀的語言應該絕不陌生,例如民進黨第一次政黨輪替期間的兩黨競爭(尤其是後期的制憲正名與入聯公投議題),就高度圍繞著上述二元區分而展開。在這樣的思考框架下,台灣與中華民國終究是不可共存的概念,而在兩者中的抉擇,實質上也就等同是在統獨議題上選擇立場,很難有不談統獨的模糊空間,而必須與對手持續鬥爭。

然而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上述舊政治觀的思維邏輯——尤其是「台灣(共和國) vs. (秋海棠)中華民國」的持續鬥爭——已逐漸喪失和社會主流脈動的連結。關鍵在於,總統直選作為國民主權的直接行使,對台灣人民——尤其是年紀較輕,世界觀尚未完全定型的族群——來說,很自然產生一種以總統直選之人口(2300萬)與地域範圍(台澎金馬)為界線的共同體想像,並透過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對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正當性產生了正當化的效果。

此一重要的歷史經驗,於是在台灣年輕族群中形成前述領土(台澎金馬)、人民(2300萬)、主權(不隸屬中國)、政府(中華民國)的主導性國家想像。此一國家想像必然的衍生邏輯,是認為我國是一個與對岸彼此分離,不相隸屬的政治個體,政府的任何施政,都應從最大化這塊土地上2300萬人福祉的角度出發,而非將台灣想像為一個更大範圍政治中國概念下的一個地方,從預設兩岸中國作為一個整合體(例如一國兩區、終極統一)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前途。

換言之,總統直選的經驗,讓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族群——逐漸形成「台灣=中華民國,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國家認同想像,而抱持此種國家想像的選民族群,相當程度便構成今日台灣社會淺綠、中間、與淺藍的骨幹。

淺綠淺藍的主要差異,僅在於國號偏好的優先順序,淺綠基本偏好台灣為國家名稱,但同時間也不(完全)排斥舊政治觀下台灣派極度厭惡的國旗國歌等中華民國象徵;相較之下,淺藍則偏好中華民國為名,熱愛國旗國歌等中華民國象徵,但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接受台灣跟中華民國其實本質上是一體兩面。

當然,長遠來說,淺綠與淺藍之間其實還是存在著兩岸政策上的細微差異,但兩者間的差異主要是一種對於潛在未來選項的不同偏好——淺綠大體偏好維持現狀後漸趨獨立,淺藍則傾向先維持現狀,但未來不排斥看看要不要統一——但在現階段的國家想像上,兩個群體在本質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挺韓團體凱道造勢 巨幅國旗民眾頭頂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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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華民國」與年輕世代的雙核心政治觀

上述的新國家認同想像,漸漸對舊政治觀下「國家認同、省籍、統獨」三位一體的思維邏輯產生衝擊。尤其,「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想像,與「台灣/中華民國必須二擇一」的傳統思維在邏輯上存在必然衝突,亦即兩者要嘛等同,不然就是互斥,而很難想像既等同又互斥。而一旦選民確定擁抱「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想像,傳統「台灣(共和國) vs. (秋海棠)中華民國」的區別對其來說也就失去意義、甚至被認為是不具建設性的負面二元區分。

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族群——的國家認同,在總統直選後逐漸以「台灣=中華民國」取代「台灣中華民國二擇一」的發展,其實並非一開始就被政治人物所擁抱。如前所述,扁政府後期的朝野攻防相當程度仍圍繞「台灣中華民國二擇一」的戰線而發展。

然而在同一時間,「台灣=中華民國」的意識也已在民間社會逐漸萌芽,例如在2005~2008年間團結台灣人心的王建民,就吸引眾多不分藍綠的台灣留學生毫不違和的帶著「中華民國」國旗去為這位「台灣」之光加油,一定程度反映舊政治觀下台灣與中華民國兩者的概念界線,對年輕族群來說已經日益模糊。

而到了2010年代,「台灣=中華民國」國家認同共識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也逐漸成為政治人物必須回應的民意。例如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馬英九就提出「台灣指的就是中華民國,台灣是通稱」的說法,蔡英文更是直接表示「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其實也就是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貫立場)」,雙方均積極向「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想像靠攏(當然政治人物心裡是不是真的這樣想,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台灣=中華民國」成為國家認同共識的發展,進一步為長期被統獨議題邊緣化的台灣社會運動,創造了新的空間。到了馬政府執政後期,包括白衫軍和反核四等社會運動,都針對特定、統獨色彩淡薄的社會議題,成功動員跨越藍綠的能量(像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就包含傳統上可能被認為是藍色背景的陶晶瑩等演藝界人士)。

這些發展,凸顯出在政治上,不同的深層二元區分就如同不同的濾鏡一樣,會讓選民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旦選民擁抱「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想像,而不再把時間花在思考台灣與中華民國如何二擇一,選民的政治注意力馬上就被釋放,而能夠向其他(社會或經濟)議題開放。

而這裡所謂的「向其他(社會或經濟)議題開放」,其實也就是筆者在「從太陽花到九合一」系列文章中所提到,年輕人同時重視主權與內政經濟的「雙核心、雙變項政治觀」,亦即:

  1. 在深層國家認同的層次上擁抱「台灣=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想像,支持兩岸不相隸屬,厭惡對岸打壓。
  2. 然而,雖然同意主權的重要性,甚至不反對未來獨立,但年輕世代並不贊同舊政治觀下「台灣與中華民國是互斥概念,因此必須無時無刻進行統獨鬥爭」的思維模式,相反地,許多年輕世代對兩岸關係的認知加入了時間向度,亦即認知兩岸關係是對台灣來說十分嚴峻的持久戰,不論偏好統一或獨立,都是必須先力求維持現狀之後的未來式。因此,執政者應避免輕率地在統獨議題上引發衝突,而應在現階段將重點放在「厚植國力」,展現解決具體內政經濟問題的治理能力,改善台灣整體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進而增加台灣未來在兩岸議題攤牌時的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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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年輕世代的政治奪權——柯蔡作為年輕世代政治代言人的合與分

台灣年輕世代之所以發展出雙變項的政治觀,除了因為其不再抱持TW/ROC必須二擇一、統獨議題高於一切的思考模式,而使得其他公共事務(性平、勞權、能源等等)更容易進入其政治視野外,背後也有著更為深層的經濟結構性原因(可參考筆者「從太陽花到九合一」系列文章),亦即現有以GDP為導向的傳統經濟典範,存在以下兩項內在的結構性危機,分別是:

  1. 產業外移造成GDP成長與本土經濟動能脫勾;
  2. 經濟型態轉變造成越來越多的民眾只能撿拾日益縮減的經濟利益。

這樣的經濟結構性危機,尤其對40~45歲以下的年輕世代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這樣的負擔,具體又可以用以下兩張圖示來清楚呈現:

(圖一:不同世代個人月所得的年齡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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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截圖提供

(圖二:全體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人數分配〔以60萬為例〕 )

簡單來說,上圖二所呈現的階級差異,反映筆者所稱「越來越多民眾只能撿拾日益縮減經濟利益」的傳統經濟典範結構性危機,而此結構性危機的惡果又存在世代差異,亦即主要是由年輕的崩世代所承擔(參照圖一)(更多關於此結構性危機的討論,可參見「從太陽花到九合一(下)」或本文第四篇的說明)。

受到上述經濟因素的鼓動,同時重視主權與內政經濟的年輕世代接續白衫軍等社會運動的動能,在2014年進而發起太陽花運動。表面上,太陽花發起者不少帶有傳統獨派的色彩,但若從上述傳統經濟典範面臨結構性危機的角度來思考,太陽花運動在本質上其實更適合被理解為台灣年輕世代面對經濟結構的日益不平等,而以ECFA為導火線,向傳統政治經濟統治階層所發起的「經濟政變」。

(也因此,媒體後來將太陽化世代貼上天然獨的標籤,其實相當程度模糊了太陽花運動背後所反映的經濟因素。而這個被忽略的經濟成因,也就成為日後年輕世代內部主權派與內政經濟派路線分歧的核心起源)。

順著太陽花運動所帶起的民氣,年輕世代進而在2014與2016年,分別將政治觀與其相對較為貼近的柯文哲與蔡英文送進仁愛路兩端。如果從年輕世代政治奪權的角度來理解,柯蔡的勝選,其實就是年輕世代透過打破藍綠板塊的投票方式,加上遠超過以往的投票率,而將其政治代言人送上執政位置,完成世代間的首次政治奪權。而年輕人對柯蔡的期待,大抵又可以簡化為以下三點:

  1. 在國家認同上擁抱「台灣=中華民國」
  2. 以堅守主權為前提,在兩岸政策上支持「維持現狀」
  3. 最後,以維持現狀為緩衝,在內政經濟上期待「厚植國力」

然而,相較於2014與2016的分進合擊,完成年輕世代的政治奪權,僅短短三年,柯蔡兩位年輕世代的指標性政治代言人就已形同陌路,柯文哲更擺出「蔡」包和草包皆不足取,想結盟郭王取而代之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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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到底,柯蔡之間的翻臉,跟柯文哲因為市長選舉的白綠分手——以及後續的器捐案處理——所累積的情緒脫不了關係,相當程度是「情緒問題」而不是「理念差異」。但不論原因為何,隨著這兩位年輕世代政治代言人的彼此決裂,年輕世代中的柯粉與英粉也開始互相攻擊,柯粉狂笑英粉愛吃芒果乾,英粉則狂打相信統獨是假議題的柯粉是腦殘。這兩派殺得越凶,年輕世代的選票就越分裂。

但柯粉與英粉可能同時沒看到的是,如果從年輕世代政治奪權的角度來思考,白綠分手與器捐案,跟2019的賴蔡金孫媳婦之戰,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場戰爭的不同階段,亦即泛綠陣營內部平均年齡層偏高,仍然堅持「以台灣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理想的部分深綠獨派,因為失去了對台灣政治的影響力(其實從來沒有獲得過),而試圖與年輕天然獨世代爭搶台灣政治主導權的世代戰爭。

這場戰爭首先以柯的兩岸一家親爭議為引子,藉由彭文正及847等人為代言人,對柯這位年輕世代政治代言人展開第一階段的鬥爭。這場鬥爭在1124鬥出DPP大敗,柯文哲反而險勝的局勢(關於DPP為何大敗的分析,可參見筆者「從太陽花到九合一」系列文章),同一股力量於是轉而以民進黨1124大敗為由,試圖藉由拱出賴清德,鬥倒年輕世代的另一位政治代言人蔡英文。

也正是因為白綠分手與金孫媳婦之戰本質上都具有大泛綠陣營內部世代戰爭的性質,6、70歲青壯世代挺賴的新聞,才會因為凸顯出賴蔡背後代表勢力的世代差異,而產生明顯的反動員效果,進而與告台灣同胞書、香港送中、和同婚立法等事件,共同成為年輕淺綠與部分中間在短時間形成共同身份認同,化身英粉狂熱挺蔡的主動力之一(英粉OS:這群老人還想耽誤台灣多少年!)。

然而,雖然這股勢力——其實也並非代表獨派的全部——在連續兩場鬥爭中落敗,但其極其成功的在柯蔡這兩位年輕世代的政治代言人間創造了無法化解的矛盾。1124選後,差點落選的柯先是在蔡柯會中對蔡極其冷淡,其後也屢屢在媒體詢問是否還有白綠合作機會時,提出民進黨應交出(白綠分手與器捐案)戰犯的說法。而事前未能阻止白綠分手,事後又在現實上不可能交出戰犯的蔡,也因此與柯的矛盾不斷擴大,終至走到柯自組黨,希望拉下蔡英文的局面。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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