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超市中的「火柴阿伯」

墨西哥超市中的「火柴阿伯」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墨西哥,這群被稱為「火柴人」 (Cerillos)的圍裙阿伯可謂「低端人口」,他們本應在家中頤享天年,然而由於一直不受任何退休金計劃、政府補貼保障晚景,只好在超市任職入袋工人,靠客人的微薄找零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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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墨西哥超市的收銀隔離,都站著一個圍裙阿伯。

當我們的薯片、雪糕、安全套「嘟」過機後,圍裙阿伯就會手腳麻利地將這些貨品分類放入膠袋,一次過遞給客人。客人再隨意將手中找零交到圍裙阿伯手中,然後離開。

我第一次走出當地超市Soriana的時候,方感受到原來用膠袋都可以用到個心赤赤痛。約莫三四百墨西哥披索(約120至160港元)的貨品,最後竟然可以用掉二、三十個膠袋,圍裙阿伯真可謂同膠袋前世有仇了。

這使我下一次再去同一家超市買餸前,不由自主地把自家背囊和環保袋也一同帶上。然後貨品即將交到圍裙阿伯手上那電光火石之際,我親手接過那些薯片朱古力,放入背包內,說一句:「不用膠袋了,謝謝。」這樣一來既不勞阿伯屠戮膠袋,二來窮苦學生哥也省下了一兩蚊貼士,算是一石二鳥吧?

但圍裙阿伯向我投來了一股異樣的目光。

「火柴人」的找零收入

這驅使我事後去一讀有關當地社會現象的文章,才知道實情那不是看弱智抑或看「環保撚」的眼神,更可能是一種火辣辣的拷問:「你孤寒到連一兩蚊都唔願意漏啲咁多畀我?」

在墨西哥社會,這群圍裙阿伯被稱為「火柴人」 (Cerillos),因其長時間穿著資以識別身分的圍裙、長時間站立而得名。「火柴人」可謂墨西哥的「低端人口」,他們本應在家中頤享天年,然而由於一直不受任何退休金計劃、政府補貼保障晚景,他們只好在各大型超市任職入袋工人,依靠客人的微薄找零維持生計。

除圍裙外,超市完全沒有向「火柴阿伯」提供任何底薪、額外補助,他們在編制上並非超市的正式員工,幾與自願勞動無異,可謂真正的「自僱人士」了:非節日月份期間,一天工作下來,他們僅得三十到五十墨西哥披索(約港幣12至20元)收入,即便換算成三十日(整月無休),仍與墨國平均月薪(約六千墨西哥披索)有巨大差距。可悲的是,這種零底薪且低收入的受聘模式,竟然是政府與幾家超市企業之間「為了讓老年人得以工作」協調出來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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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火柴阿伯」在遠處工作中。

套個很「左膠」的說法,這幾乎等於超市合法而隱微地將「保障勞動者」的責任外判予顧客。顧客面對一個隱晦不明而(幾乎是)非黑即白的道德抉擇:要不自備背囊,自己貨品自己放;要不讓「火柴阿伯」用許多不必要的(非衛生考量)膠袋將貨品放得井井有條,然後顧客付出找零酬謝。

難以看見的「火柴阿伯」

消費社會貨如輪轉,人的意識之流亦捲在其中快速流轉,不能自己。這使得「火柴阿伯」作為一個勞工,在消費中完全被我們忽略。我們一來早已對自家身處的社會內的消費模式習以為常;二來商業機構亦會絞盡腦汁,將整個「一站式購物體驗」設計得天衣無縫,以至方便得使我們不會操勞、關注消費以外的其他事情。如此我們只須專注於有哪些貨品跳樓大甩賣、今晚食乜餸就好,「火柴阿伯」連續站立好幾個小時、賺取三兩個銀仔維生這件事,甚或不會進入我們的視域之內,無非是個機械般的反射行為而已,更遑論要做些甚麼去幫忙了。

公道地說,要不是我掛著一個港燦牌頭,又從沒有在拉丁美洲的購物體驗,我決不會覺得「火柴阿伯」這一個角色竟是如此突兀——正如在程展緯的「為超市員工爭張凳仔」運動之前,即使我在香港生活了廿二年,亦從沒發覺超市的收銀阿姨站著有多累人。想起有位師兄曾道,如果你生而為一個異性戀、身體健康、童年平穩成長的中產,你看到的世界會美好得多。誠哉斯言。

最後我決定當「中間超人」。在既不想用膠袋,又不希望火柴阿伯白站了我付款的這五分鐘的前提下,往後每當再到超市買餸,我直接將空空如也的背包遞給火柴阿伯,然後由他將商品通通放進去。那樣我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將散紙交到他手上,同時又不會像施捨般讓人感到難堪了。

中間超人易當嗎?恐怕沒那麼容易。「火柴阿伯」現象經墨國傳媒報導後,Facebook上就有將問題癥結訴諸於「火柴阿伯」的個人歷史,比如這則:

Mi punto es. ¿Qué hicieron en su juventud o de adultos? ¿Por qué llegaron a este punto?

意思是:「我的想法是:他們(火柴阿伯)的青壯時期到底做了些甚麼?到底何以落得如此田地?」

將批判對象由墨國「廢老」換成港產廢青,這種「只要好好努力就一定可以避免落入窘局」的論調,有沒有變得似曾相識?

文章獲作者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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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黎家樂
核稿編輯:鄭家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