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隱少女／千與千尋》：一個「過渡者」的故事

文：蘇嘉駿

《神隱少女》與《千與千尋》兩種譯名，各自點出電影一部分的主題。「神隱」強調消失／失蹤，「千與千尋」直接鋪展青春「少女」的困境遭遇，翻譯不同卻合璧般各講出故事的一半。故事總是從搬家開始，而《神隱少女》的故事則等不及到新家就橫生變故。「變故」的意思如字面提醒：「變動」總是引發「故事」。

對千尋而言，這段冒險是前往新住家、新學校、新生活之前，一條註定的歧路。經過大樹掩映，鳥居與石祠，三口之家一踩油門，就馳入了神靈的異世界。重看《神隱少女》，從千尋的個人歷險及其前後狀態變化，再次體會其中「成長」命題的巧妙融貫。爸媽的缺席、湯婆婆的蠻橫強制、無臉男的貪得無厭等等設計，都在「成長故事」的脈絡裡顯現意義。

千尋「成年禮」

千尋是片中「有待成長」的主角。而一個尋常的轉彎，將千尋一家送到了高聳的門樓前。那裡有個山洞般的開口，爸媽像地上樹葉被「吸」入黑洞。千尋瞥了眼身旁的石像，斑斑青苔下笑得那麼猙獰，只得不情不願跟上，怯懦地拉緊媽媽的手。法國人類學家范．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告訴我們生命儀禮（rites of passage）的重重結構，而千尋走入隧道就等於被拋入生命儀禮（又稱通過儀禮）中的「閾限階段」。在這八百萬神明的異世界裡，千尋成為了一個有待學習的新人（novice）、一個「過渡者」。她即將在此經歷一段「成年禮」，學習承擔責任、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為了順利展開成長歷險，父母必須暫時離場。

千尋的爸媽是一般的中年人，以為對世界的運作方式瞭如指掌，早就喪失對不尋常或神秘事物的驚疑好奇，乃至於沒發覺街巷的過份安靜，竟直接地就在無人餐廳狼吞虎嚥起來。一路被食物氣味「牽著鼻子走」，算不算欲望的無形牽引呢？他們的遲鈍招來了惡果：因觸犯神明而遭罰變豬。

圖片來源：電影《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劇照

爸媽的「變形記」，首先是對成年人幾近於盲目的懲罰；而更重要的作用是讓千尋的冒險成為可能。父母不暫時退場，千尋的勇敢、智識、自立就無從發揮，種種冒險更失去理由，拯救父母是故事主線，是敘事動機。

這與現實中人們的成長相似，離開父母是一個必經的歷程。因此，「爸媽變豬」可說是一種分割儀式（rites of separation）。千尋只有與父母的保護隔離，才能夠擁有這段促成其成長變化的旅程。這成長的過渡階段，往往不是我們自願的，更可能生出「反成長」的抗拒心理，一如千尋對於新家、新學校的厭惡。然而，《神隱少女》的故事清楚提示我們：成長是必然的，但不必然伴隨悲傷與創痛。

湯婆婆與成人世界

相對於千尋父母的離席，為千尋的成長騰出空間，湯婆婆與小少爺則顯然是一組反面對照。這是《神隱少女》中唯二的兩組親子關係，宮崎駿的塑造別有用心。湯婆婆以恐懼灌溉小少爺，將小少爺豢養在「乾淨無菌」的華美宮殿，其結果是養成了一個既野蠻又無知的巨嬰。當千尋不答應留下陪他玩時，他便撒潑地要大哭，而這正是他在與湯婆婆的互動中習得的招數——原始卻有效。與千尋歷經難關的堅毅果敢相比，小少爺展現出兒童最重要的特質——自我中心。

宮崎駿在此提供的，是一個成長與否的對照組，更讓人思考：嬰兒床雖然舒適，卻不是可以長久滯留的地方。

《神隱少女》講述千尋成長歷程中的一段過渡。在這關鍵的過渡階段，我們看見成長的必然、成長的陣痛、千尋的正面應對，而「大反派」湯婆婆象徵的便是成長過程中的陰暗面／惡勢力。她是考驗的發出者，挑戰失敗的結果將是夭折。

圖片來源：電影《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劇照

成人世界的條條框框，是青春少年轉大人不得不熟悉甚至適應的。《神隱少女》以「工作」區分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以工作為成長的象徵。初來乍到的千尋，在白龍指引下成功得到工作，等同於在這個世界找到一個位置。若非如此，千尋則會被湯婆婆變成一頭豬，無知無識地與爸媽作伴。承擔一份工作，表示你擁有存活下去的能力。鍋爐爺爺說過，煤炭精靈（灰塵精靈）不工作也會打回原形，變成一般煤渣。在這裡，工作便是魔法。

既然工作便是魔法，手握生殺大權的湯婆婆當然就是主宰者。千尋與湯婆婆的面試簽約，說明兩人的關係便是現實裡雇主與員工的關係。我們也不妨將之想像成所有上對下的關係，湯婆婆這種角色大概很常見。

起先是拒絕你、極盡所能否定你，策略無法收效則轉而收編你，將你摺疊、碾搓成為他要的樣子，於是乎「荻野千尋」就被「去蕪存菁」，削減剩合約上的「千」。工具或奴隸最不需要靈魂，最好沒有個性，這樣才便於湯婆婆使用。在這身陷囹圄般的生命關口（life crisis），千尋只能在蟄伏中調整自身、累積能量。雖然受制於湯婆婆、受制於湯屋的龐大體制，千尋卻在其中尋得突圍之道。關鍵之一，是牢記自己的名字、毋忘拯救父母的任務。

在歲月人事的沖刷之下，記憶是何其關鍵，必須努力記住，如子彈等待上膛——記憶是無能為力者最有力的武器。

無臉男之迷失

「名字」是《神隱少女》很重要的元素，《千與千尋》的翻譯便直接點題。這裡除了帶出日本獨特的「言靈信仰」、探討名字與自我的聯繫外，更包含著電影的一大主題，即表象與真實的距離。千尋問小玲的問題：「這裡有兩位白先生嗎？」是成長的跡象。至此，她逐漸意識到人事的多面性，開始畫不出真假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