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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用強制手段禁菸禁毒,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為什麼用強制手段禁菸禁毒,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亞當.斯密要強調的是,這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整個體系內部充斥非常多固有的力量,這些力量以未知、不可預測且複雜的方式和法律互動著。政策制訂者若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有時候最佳管道就是放手讓它自主運轉。

文:路斯.羅伯茲(Russ Roberts)

怎樣的行為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根據斯密的見解,每個人平日藉由一系列「認可」和「不認可」的表現,來回應周遭所有人的行為,而在這個過程中,文明也獲得維繫。那一系列認可和不認可的表現,創造了許多鼓勵良性行為、壓抑不良行為的回饋循環。我們的欣賞和鄙視(如果展現得當的話)可以鼓勵美德的表現。當我們為人厚道、高尚且值得信賴,而且崇敬厚道、高尚且值得信任的人,就能協助創造無私旁觀者的文化特質,並創造了一種讓社會變得「可愛」的傾向。

總之,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周遭的每一個人,而且這些漣漪會繼續向外擴散,因為當我們影響了其他人,他們又會進一步影響到他們生活圈裡的更多人。這就好像一個故事所描述的:一個女孩不忍看到海星因海水退潮而擱淺在海灘上,於是努力地把那些海星丟回海裡。一個路人經過,看見海灘上共擱淺了幾千隻海星,便勸那個女孩不要白費心機。他說:「妳一個人怎麼可能有辦法改變局面?」但她一邊把一隻海星丟回海裡,一邊回答:「至少改變了那一隻的命運。」我們的每一個善行都會產生一種立即性的影響,而無私旁觀者和社會規範(那些規範來自我們的行為和我們對他人行為的認可與不認可)的漣漪效應,會對我們周遭的世界造成更進一步的影響。

不過,這是一個非常不完美的系統,所有的獎勵和懲罰都是心理層面的。我們不見得隨時都能提供足以維持這個系統的回饋。我們有時候難免會因為自己的行為不當,或者因為不願意或沒有能力評斷他人的行為,而未能做好這件工作。我們更會自欺欺人地相信實際上不可愛的自己是可愛的。

難道我們不能做得更盡善盡美嗎?人類有很多缺點,我們不了解自己、總是不斷犯錯,而且還會明知故犯地做一些邪惡的事;我們很殘忍,不斷剝削弱者,而且老是藉由別人的無知為自己牟利。但其實每個人都知道要怎麼矯正那些行為——很簡單,只要勸阻那類不良的行為,鼓勵良善的行為就好。以海星的例子來說,與其一次只撿一隻海星,不如用鏟子或甚至挖土機。換言之,與其零零星星做一點好事並敬重周遭可愛的人,不如利用政府來做事,那會讓情況變得更好。不要只滿足於小小的善行,而應該放眼更大的善事。

斯密向來倡議自由市場和廣泛的經濟自由。不過,他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流於空談的自由論者。他深知政府是讓現代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現代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來自斯密所說的:人類交換各種事物的傾向,即他在《國富論》中所謂的「以物易物」(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傾向。斯密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這裡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是沿用這個字眼的原始意義——重視自由和偏好對政府規模加以設限的人。他認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國防、法院體系和最基本的基礎建設,如道路和橋樑,也就是他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協助,民間部門就幾乎無力完成的領域。

也因如此,斯密在《國富論》一書裡就政府在這些領域以外的干預,提出很多溫和的反對意見。不過,斯密也激烈反對政府的某些行動。其中一項是現代人所謂的「產業政策」,也就是指政府挑選某些產業,給予補貼或輔助。斯密也警告,不要老是認為政府領導人可以幫助人民釐清最好的技術或資本用途是什麼。他認為試圖這麼做是很危險的,因為那會導致那個領導人產生「無數的幻想」,而這樣的領導人永遠也不會有知識或智慧,以對整體社會有利的方式來領導人民或運用資本。

不過,斯密心目中最瞧不起的其實是他在《道德情操論》一書裡所描述的「執著於體制的領袖」(the man of system),也就是企圖利用某種藍圖或願景計畫來改造社會的領袖。他警告,那種人會和自己理想中的完美社會談戀愛,以致於完全無法想像社會的發展可能偏離他理想中的完美狀態。他們對於受那個願景傷害或在落實那個願景的過程中受創的人完全視而不見。這種醉心於遠大願景但過度執著於體制的領袖,常會因為過度熱中於自身的理想,而忘記或許會有某些自然力量對他的計畫產生反作用力,進而攪亂這個計畫、攪亂社會,最後造成始料未及的後果。

斯密說,執著於體制的領袖認為自己能像用手下棋那樣,輕鬆地支配人類。問題是,執著於體制的領袖忽略了一件事:社會棋局有它專屬的遊戲規則。他武斷地根據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把棋子(譯注:人民)東移西轉,完全忽略了遊戲規則賦與棋子自然移動力量。

他似乎以為自己能像用手在棋盤上移動棋子那般,輕輕鬆鬆地安排偌大社會裡的不同成員。但他沒有考慮到,以真實棋盤上的棋子而言,除了我們用手去強制移動它,否則這些棋子並沒有其他的移動原則。但在人類社會的巨大棋盤上,每一個棋子都有他自己的移動原則,他的移動原則有可能和立法機關選擇強制他遵守的移動原則完全不同。如果那兩個原則完全相符且同向移動,人類社會的棋局就能輕鬆且和諧地繼續走下去,而且過程可能很愉快,結局也會很成功。但如果彼此的移動原則相反或不一致,這場棋局就會變得很艱難,社會也隨時會處於最嚴重的動盪裡。

經常公開宣稱自己有能力改造人類、自稱社會改造者的人,就是最典型的執著於體制的領袖,例如波布(Pol Pot)、史達林、毛澤東,還有所有懷抱夢想體制,而且以為自己能用高壓手段來落實這個體制的獨裁者。但結局都不出斯密所料:造成社會陷入最嚴重的動盪和災難。他們領導的社會都有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人因飢餓和謀殺而死亡,其中,被謀殺者包含了實際上反對或疑似反對那個領袖的完美願景的人。

但斯密的意思並不只是要我們了解那種極權主義者的邪惡,他那一番用意深遠的評論,也是對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的一個根本警告:試圖利用立法手段來限制一個複雜世界裡的各種行為時,你必須記住,人民本來一定懷抱某些天生的欲望和夢想,所以,立法不見得能實現法案支持者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而且甚至可能引發原本意想不到的問題。人類喜歡做一些取悅自己的事,這樣的傾向從小明顯存在;每個小孩子都希望這個世界能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轉動,完全想像不到除此以外的可能發展。而違反這類人類天生衝動欲望的法律(也就是試圖以法律的意志來移動棋子,完全不尊重棋子天生的移動原則)將很難成功,最後更一定會招致「最嚴重的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