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送中」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無大台」的社會運動意味著什麼？

文：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無大台的香港社會運動

在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的號召下，香港在6月9日與16日接連兩週分別出現了超過百萬人以上的反送中遊行活動，人數眾多但有序的抗議畫面震撼人心。其後由於特區政府無法作出有效且具體的回應，導致出現了更多形形色色的抗議活動乃至暴力衝突，包括了佔領街道、佔領立法會、全港各分區的集會遊行、各界別與專業團體的集會、機場集會、罷工罷市罷課、包圍警署、圍堵稅務局大樓、各地連儂牆、短期眾籌的國際文宣以及許許多多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說這是一場全城動員、全民上陣的反送中運動。

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是一場沒有大台 [1]、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的社會抗爭運動，完全經由網路的媒介（香港連登、telegram）讓這些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持續不斷在全香港開展出來，多元抗爭策略的靈活與創意令人感到驚艷。不過，這不禁也讓我們想問，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無大台的運動狀態呢？筆者認為這與香港存在著分歧的抗爭模式以及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陷入的反對運動困境有所關聯，抗爭者正是以「無大台」來作為一種團結與整合香港民主運動的方式。

一、從雨傘運動的「拆大台」到反送中的「無大台」

• 「和理非非」

長期以來香港人一直以「和理非非」作為最重要的爭取民主的抗爭模式，也就是強調抗爭者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來爭取市民的認同、達成運動的目標。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每年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和泛民政黨 [2] 所舉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和七一大遊行，維園晚會從1990年之後開始舉辦，七一遊行則始於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藉由這些活動來表達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對民主政治的追求（政改）[3]。

筆者認為2003年以反對基本法23條為訴求的七一大遊行，造成五十萬香港市民上街，最終讓特區政府擱置相關法案，這可以說是和理非非抗爭模式的一個發展高峰。然而，隨著政改（特首和立法會全面直選）的受挫、港中矛盾的加劇（反雙非、反陸客自由行、反新移民），使得新興出現的本土派開始對和理非抗爭模式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與挑戰。

• 「中港區隔論」的出現

在2011年，時任香港嶺南大學教授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提出「中港區隔」（人口、族群、地理界線上的區隔），並且在抗爭上採取所謂的「勇武抗爭」（例如：對中國水貨客的驅趕）的手段，以此批判泛民「和理非非」的民主運動傳統。本土派認為泛民和理非的抗爭模式只是一種「維穩社運」、「永續社運」，行禮如儀的集會和遊行只是在幫助政府疏導不滿的民怨，在關鍵的時候只會要求群眾和平解散（散水），行動永遠不會升級難以真正達成抗爭的訴求。儘管論述上引發不少爭議，但是還是得到了不少年輕世代的認同，與上一代帶有大中華情懷的民主回歸論形成了對立，香港反對運動開始出現了明顯的矛盾和分歧，本土派的勇武抗爭也開始改變了香港民主運動既有的地景。

• 公民抗命與拆大台

這種「泛民 vs. 本土」、「和理非 vs. 勇武」在路線上與抗爭模式上的矛盾到了雨傘運動時就充分暴露了出來，歷經79天的雨傘運動最終無法取得具體的運動成果，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分歧造成的運動內耗可以說是原因之一。我們可以從多重抗爭模式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雨傘運動的性質，雨傘運動事實上是在同一把傘下而進行的複數政治動員，在同一場運動中存在著不同的抗爭模式，有著不同的支持群體。此一運動緣起於佔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朱曜明）為了爭取真普選而提出「用愛與和平來佔領中環」的活動，這可以解讀為試圖將和理非的抗爭模式「升級」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非暴力但支持有限度的肢體碰撞），不過，最終佔領中環並沒有發生，真正主導傘運並將公民抗命予以實踐的是在金鐘建立「命運自主」大台的雙學 [4]（學聯、學民思潮）成員，在這場運動中佔中三子的角色實際上是被邊緣化的。

所以，進一步來看，雨傘運動打破了香港長期由泛民主導的抗爭傳統（七一遊行、六四晚會），公民抗命成為了主導的抗爭模式。此外，更值得注意之處就是雨傘運動抗爭者佔領了不同的城市空間，特別是金鐘和旺角這兩個區域。在金鐘佔領區由雙學領導著公民抗命，本土派則在旺角佔領區上演勇武抗爭的劇碼。除了對北京和特區政府進行抗爭之外，在運動過程中，公民抗命非暴力的有限度衝突引起了本土派的不滿，指責大台遲遲不讓抗議行動升級讓運動散水，因而有所謂「拆大台」的衝突發生。為了抗爭行動的升級與否，本土派跟傳統泛民早已存在那一個裂痕 [5]，在雨傘運動中爆發出來，在同一場抗爭運動中，反而更為確認了彼此之間的分歧與差異，乃至於在運動過程中累積了許多對彼此的叫囂與不滿，一場無法取得明確成果的運動帶給公民社會許多的無奈與創傷，對於運動「失敗」的檢討讓雙方在傘運之後更行更遠。

二、傘後香港反對運動的困境

• 被扼殺的民主機會

在雨傘運動過後，除了真普選的落空，香港更是面臨了一連串民主化持續倒退的情形，特別是參選人和議員當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和剝奪議員資格（Disqualification，簡稱 DQ），以及香港政府透過政治檢控，讓許多社會運動的發起者或參與者紛紛被司法起訴乃至於鋃鐺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