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輿論對於制服的觀感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輿論對於制服的觀感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管是日籍或台籍學生,也無論就讀什麼學校(當時能繼續升學就是件不容易的事),學生們對於穿上制服,顯然普遍感到欣喜與自豪,畢竟當他們穿著制服外出時,路上行人都會對他們抱以注目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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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威翔

後記:日治時期台灣人對於制服的觀感
我幾乎是街路上唯一的中學生……(略)。我穿著那身制服,外加黑皮帶、制帽、黑皮靴回來,是有那麼一點得意的。然而,說實在話,我內心深處毋寧是自愧的成分多了些。原因無他,乃因我唸的這所中學是私立的,不入流的,比起那位曾以第一名畢業,雖然頭一年同樣名落孫山,第二年終究考進本島人唸的首屆一指的「名門校」(意如明星校)台北二中的翁姓同學,我簡直是自慚形穢的。
——鍾肇政回憶錄(一)
學校的立場

站在教育第一現場的學校,對於學生的服裝,抱著怎樣的態度呢?

若翻閱當時台中州教育會發行的機關刊物《台中州教育》,一九三五年某一期,就有一篇文章提到,校服(即學生制服)是全體學生穿著的特定服裝,具有統一管理之意。因從衛生、體育、容儀、實用與等各方面著眼,才有了制服的出現,也就是說,制服可以增進學生的身體健康、活動輕快、外表美觀並促進家庭經濟的節約。

一九二○年代,當高等女學校學生開始換穿洋式制服時,當時台北第一高女校長秋吉音治面對外界質疑,也曾就此投書報紙、發表看法,這也相當程度反應了學校機關之於制服的立場。她認為,制服的制定需符合教育目的、經濟考量及不失美感等三大面向。就學校立場而言,教育真正的價值即是不分貧富貴賤,都能平等受教,因此,讓學生穿著一致的服裝,可避免競相穿著奢華服飾,同時,由學校統一制定服裝,除了能兼顧學校對美感的要求外,無形中也減輕了家長們的經濟負擔。

接著,我們看看同時期的台北師範附屬小學校,如何跟家長們說明換穿洋式制服的原委。首先,學校認為,若任由學生自行穿便服上學,會讓學生產生今日不知要穿什麼衣服上學的困擾,但若由學校統一制定服裝,不但能免除此困擾,制服也更符合校內課程活動對便利性的需求。此外,制服不僅可在學校穿著,上學以外的時間也很適合,更有助於減輕家長們的經濟負擔。

從上述二例明顯可知,學校做為制定學生制服的主導者,當然舉雙手贊同制服的必要性,畢竟學校可透過制定制服干涉學生的服裝,使制服達到學校期望的樣式與形象。當然,面對家長們的反彈與質疑,學校會從衛生、經濟、便利等方面加以闡述其優點,使家長們理解並支持學校的作法。

輿論的看法

對於一九二○年代起,各級學校開始制定洋式制服,社會大眾又是如何看待呢?我們從當時的報紙雜誌,約略可以一窺究竟。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當時台灣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裡,有篇社論就談到了學校制服,它認為,制服的目的在於養成學生的自制心及增進學生活動的敏捷程度。

在隔年三月的一篇社論中,再次談論了制服。文章的作者覺得,穿制服除了讓學生方便活動,也能約束學生的言行舉止,增進他們的榮譽心,進而達到維護學校校譽的作用。文章中也特別指出,那個年紀的高等女學校學生最注重儀容,若學校放任女學生們隨意穿著便服,學校將成為她們展示奢華服飾的最佳舞台,這對教育而言將是一場災難。因此,社論不但極力贊同制定制服,也提出制服應以樸素為原則,才符合學生的年紀應有的自然之美。

除了報紙社論的主張外,在一場一九二○年,台北某校的家長會上,也談論了學生制服的議題,有家長認為,制服本身在經濟節約、行動便利及其蘊含的紀律性上都無可取代,從而贊成制定學生制服。

事實上,在此要說明的是,以高等女學校的學生為例,女學生們此前穿著和服樣式的服裝上學,但和服的穿著繁瑣,加上過於束縛身體,的確有害於正在生長發育的學生健康,並造成課程活動上的阻礙,更不用提整套和服的價格遠遠高於洋式制服。因此,無論從家庭經濟、學生活動、身體發展乃至學生紀律,這些都成了一般社會大眾贊成制定洋式制服的理由。

隨著洋式制服的推行,社會大眾也逐漸接受了洋式制服。因此,一九三六年,某間學校的讀者甚至投書雜誌,痛陳在台北市多數小學都已制定制服的當下,該間學校仍未制定制服著實不可思議。

然而,在學校推行制定洋式制服的過程中,也非所有人都贊同制服;之中當然也有持反對意見的人。

首先,在一九一九年左右,日本內地興起了一股廢除學生制服的聲浪,起因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經濟蕭條,整套學生制服成為當時家庭的極大負擔,因而有了廢除學生制服的檢討聲;而這股風潮也吹向台灣,出現反對學生制服的意見。

當時,一篇刊登在雜誌《新台灣》中的投稿文章提到,在物價高漲的今日,當日本、朝鮮陸續廢除官吏或學生制服之際,靜修女學校(今台北靜修女中)竟反其道而行,制定了新的學生制服,作者認為,這不但浪費且非常沒有意義。

另外,也有一位署名「某位母親」的讀者在一九三六年投書雜誌、反對制定制服,她的理由是:服裝的統一會抹滅學生的獨特性及穿著不同衣服的趣味性,再者,更阻礙了學生對自我審美觀的培養,及家中舊衣的再利用。

這位對制定制服持反對意見的母親,突顯即使在制服已然成為台灣社會主流的一九三六年,多數台灣人已接受學生穿著制服時,反對制服的聲音仍舊存在。例如:一九三五年左右,台中的明治小學校(今台中市立大同國小)欲制定新的學生制服時,就遭到家長們的強烈反對。

裁縫業者的處境

當台灣各級學校陸續引進洋式制服後,由於初期傳統的家庭裁縫技術無法製作制服,因此,若非在校內裁縫課程上教導學生縫製制服,就是仰賴服飾專門店,學生才能買到合乎規定的制服,而所謂的服飾專門店,就是俗稱的裁縫業者。

學校採行洋服為學生制服,可想而知,當然增加了這些業者的營收,但這種情況到了戰時的一九三九年又有了轉變。這是由於,為因應戰時的資源節約,台灣總督府意圖統一管制全台中小學的學生制服,不僅將衣服原料規格化,並委託特定業者從事原料的購入、加工,再由互助會販賣,這種作法嚴重影響了原來裁縫業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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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學生制服的商店廣告。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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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縫業者服務項目——製作學生制服。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19日,第1版

原本經濟統制是為了戰事順利,但如今卻直接威脅了這些業者的生計,因為新的制服統制實施後,學生將不再向裁縫業者訂製與購買制服,這將造成業者的極大損失,因此報章媒體便呼籲,有關當局實施這項政策時,也要顧慮裁縫業者的處境,不宜馬上實施;並認為,除了延後實施期限,讓業者有較多時間因應外,也應給予業者統制制服的販賣權。

對於這樣的情勢,裁縫業者們也採取了因應措施,成立各種學生服組織,例如:台南市內學生制服加工販賣的業者組成了「台南學生服商組合」、嘉義市的裁縫業者成立「嘉義市學生服商組合」,及中部和洋雜貨商合力組織的「中部學生服商組合」等。

這些組合不僅作為裁縫業者之間的協調管道,也謀求保障業者們的權利。他們向有關當局陳情,說明學生服統一將造成業者們的生存困境,使既有的幾萬件庫存品形同報廢,進而提出延期實施並確保業者販賣權的請求。

基隆商工會議所更建議,全台相關業者結合起來,組成類似株式會式的組織,承包原料的配給、制服的生產乃至配銷與販賣。這不僅符合有關當局當初實施此項政策的目的,也兼顧了業者的生存權,有效解決庫存品的處理和原料不足的問題,並能防止業者彼此的惡意削價競爭;當然,消費者藉此也能減少購買時的麻煩並降低買到粗糙劣質品的機率。

順應業者的請求,加上為了提供學生們精美、便宜的學生制服,一九四一年三月,「台灣學生服配給組合」在台北市正式成立。此組織成立的最大目的,便在於有效解決戰時學生服原料的不足與不均,進而能在最小的限度上,提供中等學校以下學生不虞匱乏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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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九年(1934),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創校15周年所出版的記念刊物,除了校史沿革與職員資料外,當中亦收錄了當時學生投稿的文章。此書現藏於台灣圖書館。
順從?反抗?——學生的想法

日治時期的學生對於身上穿著的制服,究竟有什麼樣的感想呢?當時,一位就讀台北第二高女的日籍女學生是這樣說的:

「穿著制服走在路上,行人都注視著我,讓我覺得害羞卻又很得意,小學生看到我穿著二高女的制服都心生羨慕。我穿著制服心裡很喜悅,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

同校另一名女學生也有描述如下:

「新制服!等待己久的新制服,今天終於可以穿上我焦急渴望己久的新制服了。這是多麼值得感謝的事情啊!穿著此制服讓我感到很自豪,因此每當我穿制服外出時總因高興而面帶笑容。」

不僅日籍學生,當時就讀於台北工業學校(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的台籍學生也有相似看法:

「開學約二週後,我換上學生制服,戴上學生帽,顯得多麼神氣,恨不得暑假早日到來,好衣錦還鄉給家人看。」

此外,一位台南第二高女(今國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的台籍女學生也提到:

「穿著二高女的制服走在繁華的街上,當聽到店員發出的聲音『啊!是二高女!』,內心會不由自主的感到驕傲。」

作家鍾肇政在他的回憶錄裡亦有一段內容,描述他就讀淡水中學時,穿著學校制服返鄉時,心中油然升起的得意與興奮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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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不管是日籍或台籍學生,也無論就讀什麼學校(當時能繼續升學就是件不容易的事),學生們對於穿上制服,顯然普遍感到欣喜與自豪,畢竟當他們穿著制服外出時,路上行人都會對他們抱以注目的眼光。

然而,這也意謂著,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成為外界矚目的焦點,例如:一位台北第二高女學生就這樣說:

「走在路上,行人皆注視著我的樣子,因此當我穿著制服外出之時,心裡就會特別的謹慎,深怕影響到學校的名譽。」

可見學生們都能了解,制服代表學校,因而在穿著制服時都格外戒慎恐懼,並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避免做出危害校譽的行為,這也符合法國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身體規訓」的論述,即透過穿著制服,學生們不敢胡作非為,而當行為受到了約束,也會進而成為權力作用下的柔順者。

然而,傅柯在闡述規訓權力對個體的運作時也認為,個體並非一開始即如此溫馴,而是會對權力有所反抗,因此,即便多數學生對於穿著制服表現出得意、興奮之情,進而產生約束力,但並非所有學生都總是遵守穿著制服的規範。

究竟,他們如何反抗制服呢?一位當時就讀新竹中學(今國立新竹高中)的台籍學生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學校規定褲子兩旁不許有口袋,以避免學生把手插進褲袋的難看行為,然而學生們仍然請服裝店製作口袋,等到學校檢查時則用針線將其縫合起來,以應付檢查。」

大體而言,當時常見的學生制服違規包括:拔除帽上的帽芯、覆蓋校名徽章、穿戴規定以外的帽子;上衣方面,則是拉長下襬、延長袖長、立起領子;下半身的違規則有:穿著顏色不符規定的褲子或女學生穿著過短或褶數不符的裙子等;鞋子方面,則有學生穿著木屐,甚至有女學生穿高根鞋上學。

和當今的台灣社會兩相對照,是否發現有不少異曲同工的相似處呢?

前面提到,日治時期的台灣校規,除了包括:學生上學時需穿著制服,放學後外出者,仍需穿著制服外,學校還有固定在外巡視的教師,監視學生們的言行,並透過制服來識別各校的學生,而學生們對此情況又如何因應呢?

一位台北工業學校的校友便回憶道:

「校外電影院通常是禁止學生去看電影,台北市的中等學校各校的教師在外面如果看到學生進電影院,任何一個學校的老師都可以將學生的學校學級登記起來通報,所以我們若是去看電影,通常會先將縫有學級資料的領子翻起來,並蓋住衣服的扣子,讓他們無法登記。」

話雖如此,但不按規定、穿著制服以外的服裝外出仍是危險的舉動,畢竟學生們得冒著隨時被發現、進而遭懲處的嚴重後果。

相關書摘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建中、中一中、北一、中山的制服演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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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威翔

制服從何時開始?有什麼意涵?
制服如何成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
本書揭開「制服帝國」的身世之謎。

制服是許多人成長的共同記憶,也是最令人難忘的身分印記。台灣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著制服?卡其制服從何時開始流行,讓台灣在戰後戒嚴時期成為卡其制服帝國?回溯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逐步換穿各式標準服裝。

在日治初期二十年間,台灣各級學校的制服百花齊放,日籍學生著和服,台籍學生穿長衫,原住民穿「番服」,呈現多元雜糅的面貌。一九二○年代以後殖民政府強化控制力,洋式制服與當時流行的洋服同步,逐漸成為官方認可和推廣的學生制服。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制服也因應戰爭的需求與氛圍,而有「國防色」(卡其色)和「迷彩裝」式的學生制服。

透過本書的描繪,制服具體而微地成為我們可以辨識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作者也觀察到,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變化,與日本的殖民政策、教育制度、民間社會的服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制服的配件、學校對制服的服儀檢查、當時制服的價格、購買力,以及各個角色對於制服的觀感,也是本書關心的面向。想看看母校在日治時期的制服是什麼樣子?一百年前台灣學校的制服款式,都將在本書中呈現。

(左岸L)太陽旗下的制服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