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島監獄到社會大牢:我的外公,白色恐怖受難者蔡再修

從綠島監獄到社會大牢:我的外公,白色恐怖受難者蔡再修
Photo Credit: Anav Rin @ Wikipedia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想起前幾日外公又唱起小時候最常聽他唱的歌〈安息歌〉,歌聲有些顫抖,眼神卻直勾勾地望著遠方。有點像自語,又有點像對著當年的難友「老同學」低喃,一遍又一遍,即便只有我一個聽眾,他仍堅持要唱到完美。

文:范容瑛

十年,不見天日

1951年1月15日,自嘉農畢業後考上嘉義縣水上鄉公所的公職的外公蔡再修,約上班了四個多月,試用期都還沒結束,早上約8點15分,一大早剛去上班沒多久,就有一群特務出現在公所把他架走,帶到警察局。外公如今回憶起仍舊歷歷在目,連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在警察局待了三天,期間一直接受訊問,我們猜測大概是前一天,其中一位和我們一起讀書的朋友被抓到,刑求逼供後才把我們給招出來。」外公涉入的是「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等叛亂案」一案,後以「參加叛亂組織」為罪名判刑十年有期徒刑。

外公之後又被送往保安處,他回憶道,「那是個秘密的特務機關,所以家人們也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本來以為只會被訊問個幾次,不久就會回來了。三餐都吃極為簡單的粥,再拌上一人不到三粒的花生。也不知道在那裡待了半個月還是一個月,我們又被移送軍法處,在軍法處就已經不像在保安處什麼都要保密了,可以寫信給家人,但不能接見,當時我有寫信回家說短時間內可能回不去,而我父親也曾經來找過我一次,但因規定不能見面,所以也吃了閉門羹。」

在軍法處待了五個月左右,僅僅被叫出去簡單問幾句話兩次,沒有判決書、沒有宣判、更不知道自己確切被判了多久,後又被送往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是一直到後來移監到綠島監獄時才知道自己被判了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而與外公同案總共十一人,其中兩位是死刑,「也不知道他們是哪時候被處決的,只有偶爾在監獄遇到其他人時,會互相比手勢打暗號,才知道他們已經在馬場町被槍決了。」外公邊說邊比出那二條一的手勢。而在軍人監獄又待了約兩個半月,期間可以寫信,也可以接見,外公寫了封信回家後一個多月,父母便遠從鄉下北上來看他。

1951年九月中旬,外公移監到綠島監獄。一批約一百多人坐火車到基隆港,再坐船到綠島中寮,中間遇上颱風,因此花蓮多等了一天,大概花了兩天兩夜。因為貨輪太大、駛不進綠島的港口,在快到岸時停了下來,他們沿繩梯爬下貨船,搭小船到綠島中寮的沙灘,再走一段路才抵達所謂的「新生訓導處」。

在綠島,一共有三大隊,每一大隊又分四中隊,每一中隊又再細分為六個班。當時綠島新生訓導處的作息基本上是一天上課、一天勞動:上課部分,早上教的多是國父遺教、蘇俄的歷史及領袖言行等,下午還有「政治幹事」負責的「小組討論」,「我們輪流把早上照抄下來的課程內容全部唸一遍,不能多提、也不能少提。」勞動部分,多是上山砍茅草、圍籬笆、築圍牆、建倉庫、種菜、抬物資等,即便偶而也有悠閒的時候,會偷偷溜去海邊游泳,但不到半年,外公仍因過度憂慮及疲勞而病倒,在療養室休養了兩個多月,才可從事一些輕鬆一點的工作,如磨豆腐等的勞役。

在綠島大約待了一年半,1953年又移監回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綠島監獄是營房式的,有上、下鋪的鐵床,但軍人監獄就真的像監獄一樣,一間小房間關了三十多人,席地而睡,睡覺時十分擁擠,連躺下去都是困難,更不用說翻身。一天只吃兩餐,吃的都是大鍋菜,再拌點黃豆油和鹽巴,一個月有一次的『打牙祭』,但其實也就是加一小片豬肉而已。」雖然整日呆坐灰暗的牢房裡非常苦悶無聊,但至少家裡的人可以來探監了,也有報紙可看、多少知道點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社會大牢:流離失所的臨時工

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外公在獄中整整十個年頭後,在1961年1月5日出獄,外公表情還有藏不住喜悅道,「我還記得,快接近出獄的那一陣子,我每天看報紙時都在心裡默默倒數著。當時,是弟弟來新店這裡接我一起搭火車回家的,出獄後,雖然新曆過年已經過了,但剛好趕上和家人們過舊曆的新年。」但即便出獄後也仍有嚴密的監視,「派出所每個月會來調查兩次,長時間到外地工作也要報流動戶口,還叫鄰居們要幫忙監視我。但畢竟還是在鄉下,鄰居們多半不會以異樣眼光看我、也不會特別躲我,他們都覺得我只是讀太多書或被學校老師影響而誤入歧途,甚至在我剛出獄都沒工作時還會安慰我:『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

外公常開玩笑說他的一生都是在窮途潦倒中度過,「其實剛回來那時候,工作不好找,生活其實相當窮苦。」外公說起重返自由的日子,「一開始都只是做些臨時工,所以老闆們也都沒有特別調查就僱用了。一開始在嘉義的中福紙廠當臨時工,一天工資十塊錢,來回車錢就要八塊錢,所以當時都是騎一小時的腳踏車去上班,也沒在外面吃過飯。本來老闆說做三個月後就可以成為正式工人,月休兩天,薪水也比較高,還會加入工會,比較有保障,但我做了五、六個月還未升為正式工人,猜想老闆可能也知道我曾經是政治犯的事了。」

紙廠待了約八個月後,同村朋友介紹外公去高雄一家木業工廠,一天工資十九元,但還要扣掉房租、三餐等食宿費,其實收入也相當微薄,沒做多久便因媒妁之言而回家結婚了。這場婚姻說來也微妙,當時幾乎沒有人敢嫁給政治犯的,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外婆的阿公在日治時期也曾因參與抗日活動而被捕,因此外婆的父親對於政治犯也比較不介意。

結婚後起先賣豆腐,但生意不太好,後來改做豆漿、饅頭,再去批發點麵包、油條做起早點生意,下午再去田裡工作或養牛,「當時收入也只是剛好跟支出扯平而已,沒什麼儲蓄,加上盲腸炎開刀、大女兒體弱多病,而想兼點副業養豬,卻又因為一場颱風把豬寮吹垮了,到頭來仍是到處借錢、欠了一屁股的債。」

對外公而言,自由的日子同時也意味著不斷流離與移動,當然回不去原本穩定的鄉公所的工作了,於是只能在一份份的臨時工作、一間間的工廠之間輪轉,從北到南,曾經是當時鄉下的名校嘉農出身的外公只能到處打著零工,輾轉從基隆暖暖、瑞芳一帶的煤炭公司、土城的瀝青工廠、枝仔冰攤販、民雄的頭橋工業區到屏東的鴨蛋行,流離,像自此之後注定要嵌進他的身體。

給老同學的歌:未竟的少年夢

也因為流離不穩定的工作,外公和外婆的感情並未十分和睦,晚年時外公因而黯然搬出自己的老家在外獨居。想起前幾日外公又唱起小時候最常聽他唱的歌〈安息歌〉,歌聲有些顫抖,眼神卻直勾勾地望著遠方。有點像自語,又有點像對著當年的難友「老同學」低喃,一遍又一遍,即便只有我一個聽眾,他仍堅持要唱到完美。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外公,每年十月底仍堅持搭四、五個小時的遊覽車,到馬場町參加每年的「秋祭」。2017年的秋天,我同外公一齊在土塚前獻上一朵百合,不確定他是不是仍唱著那首歌,他只是輕輕地,把百合放下。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