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前世今生：《馬格尼茨基法案》與美國的人權法案外交

文︰王家豪（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羅金義（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持續將近三個月，備受國際層面關注。不少抗爭者的寄望之一是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例如上月中旬大專學界為此有集氣大會，下旬公民黨有代表赴美積極遊說，香港眾志這個月也會再度赴美接力工作），借助國際社會的力量去保障香港的人權和自由。有學者更認為它的通過勢必改寫整場運動的局勢（另，可參看7月中由高教公民等22個「傘後專團」發表的聯合立場書）。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與針對俄羅斯的《馬格尼茨基法案》（2012年）相似，由華盛頓內部政治博弈主導而促成。這些法案或多或少足以影響他國的人權狀況，最終也影響美俄（將來會是美中？）關係，甚或全球局勢。我們不妨簡單回顧《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定過程，看清背後華盛頓的內政博弈，以及之後美俄關係的轉變，也許可以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中美關係的前景，帶來一些反思。

俄國律師之死與美國制裁

俄國律師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於2007年揭發巨額的官僚詐騙案，涉案金額高達2.3億美元，俄國內政部官員涉嫌其中。輾轉之間他反而因「涉嫌逃稅」而被捕，拘留期間相信在牢中被虐打、缺乏適當醫療照護致死，轟動國際輿論界。俄國政府勒令國內的人權理事會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卻指稱馬格尼茨基是死於心臟病，無任何官員需要負責。

馬格尼茨基的僱主、美國富商布勞德（Bill Browder）積極遊說美國國會通過《馬格尼茨基法案》，對涉案和其他侵犯人權的俄國官員實施制裁，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禁止他們入境美國。法案於2012年通過，目前共有55名俄國人被列入黑名單，當中包括不少普京的親信和打壓同性戀者的車臣總統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2016年，美國國會制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將原先法案的覆蓋範圍擴展至全球；全球也有至少六個國家通過了相近法案（包括英國和加拿大），西方還有好些國家在於考慮、審議相關立法（包括歐盟、法國和澳大利亞）。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曾警告美方，制定《馬格尼茨基法案》是干涉俄國內政，通過法案將會嚴重損害兩國關係。這警告聲若雷鳴，究竟當時華盛頓是如何研判形勢？儘管當時華盛頓各派已呈兩極化的趨勢，但民主共和兩黨對通過《馬格尼茨基法案》卻取得共識，要藉此回應俄國每況愈下的人權狀況。相反，主張美俄關係正常化的時任總統奧巴馬試圖阻撓法案通過，動員國務院、財政部、國安會等進行遊說工作。另一方面，奧巴馬推動國會廢除1974年通過的《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以貿易制裁懲治蘇聯限制公民移民自由），深信貿易關係正常化才有利於改善美俄關係；若然《修正案》未能廢除，美國或將失去俄國市場的潛在利益，同時違反世貿的互惠原則。

有見及此，國會將《馬格尼茨基法案》和《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捆綁起來，最終在參議院（92對4）和眾議院（365對43）均獲得大比數通過；奧巴馬未有動用否決權，避免進一步損害白宮與國會的關係。

《法案》得以通過是國會政治的結果——美國奉行三權分立，總統與國會互不從屬。莫斯科為此責怪奧巴馬，後者有苦自知。不過，誠如拉夫羅夫所言，華盛頓的（總統）府（國）會矛盾、黨派鬥爭確是足以左右人權法案的審議大局。奧巴馬政府的對俄政策以務實為主，卻被不少政客批評為退縮軟弱。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挑戰奧巴馬連任的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就指責俄羅斯是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敵人」。

府會之爭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跟審議《馬格尼茨基法案》的情況相似，華盛頓的府會之爭對審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影響舉足輕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國務卿定期審視香港的自治狀況，對損害香港人權的官員實施制裁，也建立總統權力以外的機制去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隨着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等紛紛表態支持，831大搜捕之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也呼籲國會下週復會後應盡速通過法案，此議幾成兩黨共識。國會議員的投票取態其實或多或少反映今天的民情：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透露，六成美國人對中國反感、24%受訪者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威脅。

適逢明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大部分民主黨總統參選人聲援香港，批評特朗普對中國軟弱，鮮有就香港局勢表態，未能捍衛美國的核心價值。素來批評民主黨人對華軟弱的特朗普，被指憂慮香港示威會影響貿易談判而選擇對此謹慎回應，更一度稱之為「暴亂」。上月中旬特朗普卻在Twitter突然連發多篇貼文評論香港情況，將之與中美貿易談判掛鈎，態度「一貫地」令人難以捉摸。他的態度急轉，有評論將之聯想到當年的奧巴馬，是被政敵急逼的反應；也有指他貫徹風格，看準時機做「Deal-maker」。

人權法案影響雙邊和全球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