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歷史.空間.建築》:圓山公園、台灣神社、圓山動物園與遊園地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圓山公園、台灣神社、圓山動物園與遊園地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圓山動物園於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開園,以收入園費的方式經營,有動物七十種一百四十八隻,吸引了全台的民眾來此觀賞。在此之後也不斷充實動物和設施,發展成可與日本各大都市,包括東京、京都、大阪、京城的動物園齊名的五大動物園。

文:王惠君

圓山公園

日本人進入台北後,隨即注意到圓山和劍潭山優美的景緻,而將圓山劃為陸軍、海軍和民政部的墓地用地。然而這台北近郊的小山,在次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六月伊藤博文來訪時,開始有了新的功能。從文獻資料中得知伊藤博文率先捐出五百圓,在座的西鄉從道也隨之捐五百圓,提供作為圓山興修為公園使用的經費;由台北廳長橋本文藏向總督府提出將圓山共同墓地改為台北的公園之建議。橋本文藏的文中說明圓山是山水景勝之地,雖已規劃為墓地,但是如能作為公園遊覽之地應更符合大眾的希望,並表示願意提供私人資助者眾多,同時也提出可行之共同墓地移轉地點。此提議雖同年就得到總督府的同意,但也附帶表示陸軍墓地的埋葬地需地三千坪以上,還需另外考慮。

台北也同時是台灣的第一座公園,定名為「圓山公園」,隨即展開土地徵收,並將海軍和民政用墓地轉移至三板橋,而陸軍墓地則被移轉至圓山公園南麓。土地所有人陳根樹等人的所有地在領收補償金後便完成了徵收(占公園用地之百分之四一.二八),但是張水等人因為位於山坡地,土地收購價格較低,故不肯領收補償金,無法完成徵收。一直到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根據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總督府頒佈「台灣土地收用規則」,以同時收購土地與樹木的方式,用收購樹木之金額來彌補較低之土地價格,才完成了張水等人之地的徵收(占百分之五八.七一);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發現公園內還有一小部分的地(一一七三.六坪)為林熊光所有,林家為大地主,以捐贈的方式提供作為公園用地,至此圓山公園之土地總共計有一萬八千零七十三坪。

除此之外,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林熊光即已捐獻部分土地給臨濟寺建寺。

另一方面,公園的建設在指定之同時就已開始進行,台北廳從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至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以一萬零六十圓之經費進行長約一千九百八十公尺、寬約五.四公尺的公園道路新建工程。其中,一八九七年(眀治三十年)台北縣開廳祝賀會也將剩餘之一千餘圓捐出作為公園經費。其後,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由總督府民政與財政二局同仁,舉行了圓山公園的種樹的義工活動,參與者五十三人集合在小南門,從苗圃帶著樹苗,徒步至圓山公園種植,當天共植了一百五十株櫻、樟、松、杉等樹。

台灣神社預定地

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帝國議會兩院通過為在征討台灣中殉職的北白川宮親王建神社奉祀。次年,設置籌備委員會,正式進行創建的準備。這座神社的建立除了祭祀北白川宮親王之外,事實上也具有殖民統治上的象徵性意義。在擇地的過程中,首先列出親王登陸地之基隆、去世之地台南與首都台北作為候補地,並由其中選出台北,由此可知道象徵統治的意義更高於其作為奉祀之功能。接著因為圓山的中西側面前廣闊,並且是背山面水的景勝之地,又是大家可以很方便到訪的地點,而被選為神社之預定地。同時認為公園與神社的性質相同,神社設在公園內,可保有公園之神聖,因此圓山公園適合作為神社用地。

但是,儘管神社營造預算與設計都已開始進行,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兒玉源太郎上任為總督,與新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至現地視察時,認為神社應有更大的腹地以建成更大的規模,以及可以俯視整個台北市,因此將興建神社的基地改到對面的劍潭山。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起的二年之間,以占總督府營繕預算之一、二成左右的經費進行建設,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完工並成舉行鎮座式。後來,台灣神社又經過幾次擴建,一直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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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圓山公園隔著基隆河,遠眺台灣神社。(村崎長昶,台灣神社,1913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提供)

圓山公園雖未成為神社所在地,但由於位在神社對面,圓山公園的景觀也成為重要的考慮。前述遲遲難以收購完成的民地,在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提出以收購樹木的方式提高收購金額時,也提及因為位於神社對面,景觀非常重要,必須保存樹木而予以收購;顯示出由於神社的建立,圓山公園的重要性也隨之更為提升。

此外,神社興建之同時,也由台北縣國庫補助,進行由台北東門,經明治橋到達神社的參拜道路之建設,於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七月開工,在十月神社舉行鎮座式前完工,後來被稱為勅使街道;圓山公園也因神社而成為都市重要軸線上的公園。同時在此之前,連接北投溫泉勝地的淡水鐵道也於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完工通車,圓山公園旁設有圓山站,圓山公園有更好的條件做為台北的都市公園。

公園內的紀念碑與銅像

雖然台灣神社後來沒有設立在圓山公園內,但日治時期仍在其中興建了各種不同的紀念碑與銅像。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台北縣知事村上義雄即在公園中,設立天然石造的「台北縣警察官表忠碑」,合祀台北設縣以來殉職的警部十一人與巡查三十二人,病死的警部九人與巡查四十八人之英靈。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總督府接受台北廳長加藤尚志所提在公園內興建前民政長官水野遵銅像之申請,並於翌年完成,位於公園東北角道路旁。

台灣日日新報社在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以自然石立碑,在公園的北側設立筆塚,將社員或報社相關者過去使用的筆,埋葬於此,並且每年固定來這裡舉行祭祀儀式。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憲兵在圓山公園南側之陸軍墓地內設立憲兵忠魂碑,合祀來台後戰死與病死的憲兵英靈,在每年的五月九日舉行祭祀。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台北市消防組也在公園內為第二代消防組長船越倉吉設立紀念銅製半身像。

此外,還有佛寺、祠堂等也因為種種因素而設在圓山公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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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日新報》向總督府申請設立筆塚所附之設計圖,可以知道筆塚二字是由後藤新平所書。(筆塚,國史館提供)

忠魂堂

忠魂堂是日本淨土宗所建的佛寺。淨土宗的林彥明擔任近衛師團的隨軍布教使,在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即來到台北,隨著近衛師團征討以台灣民主國為主的反對勢力,南下至彰化與台南。接著佐藤大道與橋本定幢也到台南,跟著林彥明和軍隊一起,以南部為中心展開布教工作。由於橋本認為也必須了解台北的狀況,因此他次年一月回到日本做完報告後,立刻又前來台灣,以台北為中心進行布教。

橋本經常應軍隊和官方的邀請,為亡者讀經和舉行追悼會。他因此結識真言宗與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僧侶,他們在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六月組成「台灣開教同盟」,共同制定規約,以安撫戰亂後的民心,與展開慈善事業為布教的工作重點。

橋本個人認為首先必須透過本地語言來布教,所以他積極學習台語,也希望有學台語意願的布教師來台。同時,由於在台灣布教,軍隊和官方的幫助不可或缺,所以他平常就主動和他們來往。橋本經常親自到各地視察,包括基隆、台北近郊、新竹至大甲的西海岸,並到宜蘭和原住民居住區等地去布教。

橋本定幢雖然積極建立了宗派之間的合作體制基礎,又展開慈善與監獄布教工作,但後來卻並沒有受到官方的重視,發展並不如預期。

實際上,淨土宗於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就在台北艋舺海山館設布教所,但由於該處是陸軍所有地,所以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移至台北城府直街,次年又遷至大稻埕建成街瞿公廟。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再度被要求遷出,移至建成街一丁目。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在台北城北門街二丁目興建臨時布教所,但一九○八年(明治四十一年)因為台北市區改正的關係,遷到圓山忠魂堂。

圓山忠魂堂的興建是由祖籍大阪的祖父江聖善所發起,他希望在此奉祀在台灣過世的北白川宮親王與軍人。一八九七年(眀治三十年)得到大阪府本部的許可開始進行提出台灣忠魂堂的建設募款,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向總督府提出忠魂堂興建申請,言明願為告祭領台以來在戰役中殉難的日本軍人以及治台有功的文武官僚興建忠魂堂,位置選在圓山南麓,正是在前述陸軍墓地之東北側。

總督府對用地所有權提出詢問,由回文中可知當時所有權人為保阪靜遵。次年獲得許可,申請興建的文中,記載土地約有九百八十九坪,其中本堂一百三十一坪半、方丈六十坪、庫裡二十一坪、門樓十坪、廊下十六坪、納骨所四坪,建築坪數共二百四十二坪半。陸軍墓地的土地整理時間主要在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可以知道在同一年,圓山公園與陸軍墓地之間,忠魂堂已取得了其用地。但是到一九○六年(明治三十九年)方丈、庫裡、納骨所與樓門才興建完成,一九○七年(明治四十年)時,因為募款困難,正殿一直未興建,為此還被總督府質疑與申請圖面不符。

然而,在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一日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也記載,一九○七年(明治四十年)時將本來供奉在淡水館的北白川宮親王木刻像與為來台後戰死或病死的軍人七千一百四十六人刻的七千一百四十六尊地藏王像,移到忠魂堂,安置於「內陣」,以慰英靈。忠魂堂前還掛有由彰仁親王所親自書寫的「忠魂堂」,伊藤博文所寫的「氣節凌露」,以及大谷光瑩所題之「無邊身」等三個牌匾。同時,城內的布教所移到圓山來後,淨土宗的重要活動都在此舉行,包括故佐久間總督、桂總督與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的忌日都在此舉行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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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之忠魂堂照片。(忠魂堂,1912年,國史館提供)

然而,由於圓山離市區較遠,因此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淨土宗即計畫在市區購地興建寺院,但是直到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在樺山町三十番號的新寺地興建完成庫裡與會館後,才將事務所與布教所移過去,也就是今天的善導寺所在地。儘管如此,由於圓山忠魂堂和台灣神社相距不遠,對到神社參拜的人們,在此舉行法會也是適合的的地點,所以仍然繼續被沿用,直到戰後忠魂堂建築都仍然出現在地圖上。

黃氏節孝祠

除了日本人興建的寺院之外,原位於台北城內東門街的黃氏節孝祠,由於在市區計畫中被劃為總督府秘書官舍所在地,面臨拆除的命運。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艋舺富商王純卿向台北廳提出陳情書,希望能增加節孝祠再建之補償金額,並且能重建於城內的公園中,但官廳的回覆為節孝祠之再建關乎民心,故由官舍的興建費用中支出七百圓作為遷建費用的方式辦理,現又申請增加經費,雖無預算,但特別以當年度之公費支出。不過,關於移建於台北公園,則認為台北公園過於狹小,若將節孝祠移入可能會影響公園的景觀,並與公園雰圍相異,不表贊同。

一九○三年(明治三十六年)王純卿又向總督府提出請求在圓山公園再建節孝祠之申請,同時台北廳也上呈總督府說明先前節孝祠在尋地上遭遇到的困難。民政長官遂裁示於圓山公園選擇適當地點作為節孝祠移建之地。台北廳在調查後,上呈適當地點,同年總督府同意王純卿之借地請願,附帶要求祠只能建於指定基地之一百坪內,但樹木與華表不在此限,並應在興建前提出設計圖。由當時提出之設計圖,可知節孝祠為傳統台灣建築樣式,可以想見在第一次台北公園不到今天的一半之用地中,傳統建築樣式的祠廟與希望以歐風為主的公園設計,可能會有所衝突。後來節孝祠被指定建在圓山公園西北角山坡的基地,在起伏的地形和樹木之間,與公園的自然氣氛中的確比較和諧。

動物園與遊園地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日本人片山竹五郎的馬戲團「大竹娘曲馬會」來台在各地表演,該馬戲團本來是以女性馬術特技表演的團體,,但由於片山覺得台灣氣候適合飼養動物,所以購買虎、豹、鴕鳥、袋鼠等動物,在圓山公園東側以動物園之名,收取門票供大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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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台北市地圖中的圓山公園。(圓山公園平面配置圖,1930年,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台北市百年歷史地圖提供提供)

次年(一九一五年),作為大正天皇「御大典紀念事業」之一環,台北廳以「圓山公園附屬動物園整備」之名目,向台北廳擁有二萬五千圓資產的台灣人,以及年繳稅金十圓以上的日本人住民徵收附加稅,募集三萬圓,收購了片山所設動物園的土地與動物,再以一萬圓購買動物,並興建圍欄、猛獸室、駱駝室、小鳥館、小動物館、水禽籠、猿猴室、鱷魚池、休憩室、守衛室等建築設施。同時,原來於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設在林業試驗場台北苗圃(即後來的植物園)內之「殖產局博物館附屬動物園」內的熊、猿等動物,以及原來飼養在總督官邸庭園的孔雀、鶴、鹿等小型動物也移轉到台北廳的圓山動物園。

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開園,以收入園費的方式經營,有動物七十種一百四十八隻,吸引了全台的民眾來此觀賞。一九三○年(昭和五年)動物園開始在夏季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於夜間延長開放時間,園內還不時舉行放煙火、放電影與戲劇表演等各種娛樂活動。

在此之後也不斷充實動物和設施,發展成可與日本各大都市,包括東京、京都、大阪、京城的動物園齊名的五大動物園。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為了提供兒童成長過程中遊戲與保健的需求,另外收購動物園旁九百坪土地,設立兒童遊園地。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時,動物園內有哺乳類動物一百四十四隻、鳥類三百二十二隻、爬蟲類二十八隻,各種動物館六十四處、休憩所五處,還有商店、廁所、水池和兒童遊具久種。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正式籌建「圓山遊園地」,由當時「台北共榮信用購買利用組合」的組合長中辻喜次郎捐贈五萬圓,加上台北市的建設經費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五圓,在基隆河畔開工。次年(一九三八年)開園,遊園地占地約有一萬五千坪,水邊有大瀑布、噴水、戲水池、水蓮池等消暑戲水設施,還有遊戲沙池;遊具有電動小汽車、小飛機、動物座具,還有射氣球、動物射擊等娛樂設施。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夏季亦延長開放時間到晚上十點,並且放映電影。這些設施都分別收取費用,遊園地的所得收益也用來支持台北市的社會工作。

戰後,圓山遊園地和圓山動物園一度分別經營,圓山遊園地成為兒童公園,由私人經營,到一九六八年才又回到公營。一九七○年動物園和兒童樂園再度合併,到一九八六年由於所在地面積受限,無法擴大,所以將動物園移到木柵,原有用地全部劃歸兒童樂園。一九九一年兒童樂園改名為兒童育樂中心,原有兒童樂園成為遊樂世界,新設昨日世界與明日世界。一直到二○一一年兒童育樂中心遷移到基隆河新生地之前,長時間一來這裡都是兒童最喜歡去的地方,包括大象林旺等,曾經是很多人童年的回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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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惠君

四百年前大台北地區人煙稀少,觸目所及多為荒煙蔓草的景象。台北如何發展到今日繁榮的盛況?本書透過歷史文獻、照片、建築圖、地圖和實地訪查,構築起台北的發展脈絡。

十八世紀的台北不似今日,當年天龍國沒有龍,只有羅漢腳。漢人隨著航運移居至此,開闢土地,興建寺廟、形成街市。從清代的開拓、日本的建設到戰後的發展,留下許多精彩故事與經典建築。

本書作者透過歷史文獻、檔案資料、舊照片、建築圖和地圖或石碑等遺物,加上實際走訪調查,從實際留存下來或留存於影像中的建築和街景,及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故事,以清代、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時間軸,串起台北都市空間變遷的過程。從新莊、萬華和相鄰的西門町地區,到北邊的大龍峒、圓山和劍潭,作者將台北分成四個地區,從重要建築的興建、時代的背景和市街的發展,來看各地區空間發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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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原來是窪地,日治時期開始興建街屋,日本商人在此經營各種商店,提供來台日人生活所需,開啟了西門町的商業發展。窪地填高後形成新市區,西門町日益熱鬧,轉型為時尚區。大龍峒、圓山和基隆河對岸的劍潭地區山明水秀,從清代以來就是關係密切、共同發展的地區。清代時同安人在此定居,興建四十四坎街屋和保安宮,日治之初日本人設立圓山公園及對面的台灣神社,後來民間也興建孔廟,在今天成為花博公園和圓山大飯店等重要地標。

從建築的興建過程及其建築特色,可以知道這四個地區因開發時間和所在地理環境而有不同的地區特性。本書構築台北歷史、建築與空間的發展脈絡,細說台北從清代的開拓、日本人的西化與和風建設、戰後的發展、家族崛起的故事、產業轉換與公共政策的發展過程,帶領讀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見證這段地虎變天龍的歷程。

(左岸L)臺北歷史.空間.建築_立體書封2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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