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監控的距離:從香港、新疆、非洲看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

我們與監控的距離:從香港、新疆、非洲看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澳洲研究團隊追蹤了包括阿里巴巴、騰訊、華為與海康威視等12間中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業務與投資,發現這些公司不但參與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人權侵犯行為,也在世界各國與當地的專制政權進行合作,利用由中國所提供的科技與網路技術來強化社會控制。

文:普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香港政府日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起香港民眾的憂慮,更在日前導致了百萬香港人上街頭的「反送中」抗爭運動爆發。但沒想到竟然有與抗爭相關的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群組管理員被香港警方盯上與入門搜索,讓該群組名單與聊天記錄被港警掌握。[1]這起事件不禁讓人開始反思,是否當我們高度依賴科技的同時,就難以逃離受到大規模的科技監控的可能,甚至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背後監視著你的「老大哥」,就是試圖對外輸出威權的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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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香港政府在鎮壓「反送中」抗爭中,除了由警方執行清場行動外,還曾試圖掌握抗爭者彼此交流資訊的通訊軟體Telegram聊天群組,甚至由Telegram官方正式受到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

故事要從華為被美國封殺開始談起…

美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以危及國家安全為由盯上華為之後,又於今(2019)年5月由川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採用被認為將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外國電信公司,而美國商務部也將華為加入制裁名單,許多科技大廠包括Google、ARM也暫停對華為技術支援;[2]美國國務卿Mike Pompeo於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更大力批評華為執行長任正非曾稱華為沒有與中國政府進行合作是錯誤的說法。[3]不過,為什麼像是華為,以及許多中國科技大廠會被美國政府盯上、甚至是封殺呢?

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下屬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的研究團隊,就針對當前中國科技公司的發展與全球佈局進行深入的調查與研究,並於2019年4月發布了名為《中國科技巨頭的圖像與行動軌跡》(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主要包括兩大部分:首先是中國共產黨與國內科技巨頭的政商關係,以及這些科技公司在黨國政治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是這些科技巨頭在中國與全球的業務擴張之實例。這個研究最終目的就是要回答中國科技巨頭在全球的擴張,對於世界各國的政治、人權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正如同Pompeo對於華為與官方連結的指控,中國的政商關係除了靠著政府補貼,官方更以法律明文規定企業內必須設立黨組織,而企業不但要參與黨的活動,更需配合國家的情報工作。[4]像是華為以及許多被稱為中國「國家隊」的科技公司,無論是接受官方補貼或是企業決策受到黨的干預,都會讓這些企業成為中國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所以這篇報告才會指出,由於中國試圖透過網路與科技向全球輸出其治理模式,加上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被中共以黨委會組織所牢牢掌握,因此很明顯這些企業絕非是單純從事商業行為的公司而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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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Pompeo於今年2月出訪東歐,在匈牙利受訪時暗示使用華為設備的國家未來恐怕將難以與美國進行合作,被媒體解讀為是在要求東歐國家選邊站

走向全球的中國「數位威權主義」

ASPI的報告將中國當前的科技發展與黨國機器的結合形容成是「數位威權主義」,並引用了自由之家於去(2018)年發表的網路自由報告。該報告就以《數位威權主義的崛起》(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為題,分析各國政府運用科技手段控制民眾、以及全球網路自由倒退的狀況,並特別強調中國政府將監控技術對外輸出,正是造成數位威權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

在自由之家的報告中,數位威權主義的發展主要包括兩大領域:其一是在網際網路,像是網路言論自由、不實謠言的散播、對隱私權等面向的侵犯,其二則是利用科技直接監控社會大眾,例如由監視器、臉部辨識與AI技術所結合的「天網」(Skynet)系統,以及用來評估公民信用程度的「社會信用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而後者的發展更是高度依賴北京政府對於網路的掌控。[7]自由之家主席Michael J. Abramowitz更指出,北京領導人最終目的是在國際上用威權主義來取代數位領域現有的自由規範。[8]

那麼,與華為類似的中國網路與科技公司在中國對外輸出「數位威權」的過程中,又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ASPI的研究團隊追蹤了包括阿里巴巴、騰訊、華為與海康威視等12間中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業務與投資,發現這些公司不但參與了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人權侵犯行為,例如協助建置通訊、監視器與臉部辨識等監控系統。[9]同時,這些中國科技巨頭還在世界各國與當地的專制政權進行合作,利用由中國所提供的科技與網路技術來強化社會控制,進而導致當地人權與自由的狀況持續惡化,例如在這份報告中所提到的個案像是辛巴威、委內瑞拉與白俄羅斯等國家,以及由華為在各國所協助建置的「智慧城市」計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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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當東方巨龍來到遠在非洲的辛巴威

無論是自由之家或ASPI的報告,都提到了接受北京政府威權輸出的辛巴威國內人權倒退的狀況。不過,辛巴威的例子在非洲國家並非個案,而且早在數位威權的相關研究出現之前,中國與辛巴威的威權合作就已經相當密切。[11] 史丹佛大學政治系Larry Diamond教授更指出,[12]中國於後冷戰時期以一個主要的援助者、投資者與地緣政治行為者的姿態出現在非洲地區,讓這些非洲的威權政府獲得了北京在政治上的支持(political patron),成為抗衡西方國家勢力的選項。

辛巴威在2002年接連被美國與歐盟制裁之後,緊接著前獨裁強人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開始推動辛巴威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同時中國政府也擴大對辛巴威的經貿合作、投資與軍事援助,甚至還包括外交與政治支持,例如在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一項對辛巴威制裁的表決中投下反對票。13[13]根據研究指出,由於辛巴威長期以來的人權紀錄非常不佳,而過去中國政府給予辛巴威的援助並未包括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附帶條件,造成的後果反而是提高貪腐的嚴重程度並降低政治課責性,同時也會削弱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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