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閑話閑說》:從劉邦開始,我們徹底擺脫了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

阿城《閑話閑說》:從劉邦開始,我們徹底擺脫了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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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世俗一直是中國小說最堅實的支持力量,做現代小說對於這個主流究竟持顛覆態度,還是把它作為資源發掘的態度?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只是提醒。中國小說裡,世俗基礎非常雄厚。

文:阿城

中國世俗與中國文學——再談《閑話閑說》

  • 本文為作者2016年9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所作題為「中國世俗與中國文學」的講座,根據現場文字整理。

二十年前有一個小冊子叫《閑話閑說》,講的是中國世俗和中國小說。那本書是台灣《時報》出版社的經理跟我說約一本書,我就把歷次關於該話題的講演集合在一塊兒,反映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聽眾的水平。外面的人比較直接,經常會問,比如對賈平凹的小說怎麼看,也問了關於莫言的小說,所以才有這部分的集合,專門說當代作家。後來我才知道這很犯忌,不可以這樣指名道姓地說。當然產生了惡果,這個惡果我承擔了。我對賈平凹先生很尊敬,但提問裡具體回答,就針對該問題,不夠全面。回到國內時,他們就說你不可以這麼說,要繞點彎子,直接說的話銷售會受影響。所以以後這個問題我不太回答。

當時大家和海外比較關心的是中國的先鋒小說,先鋒小說在那個時代勢頭很旺,我根據這個勢頭做了稍微的調整,就講講世俗,不講先鋒,因為先鋒牽扯到現代性的問題。中國不是沒有顛覆繼承的系統或者顛覆主流說法、主流思想,比如明朝李贄寫的《焚書》,《焚書》都是顛覆性的事。李贄死在北京,墓在通州,通州現在是北京的副中心,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李贄的墓,以免拆遷的時候把墓拆了。李贄對當時主流東西的顛覆性很大。

現在說的先鋒小說,實際上是西方概念。為什麼從西方來?因為那時候的西方已經完成現代化,走進後現代了。「現代」和「後現代」的概念,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沒有一個大致判斷,會影響我們的理解。實際而言,現代性是針對歐洲一直以來的專制,將其顛覆掉,英國在這方面的經驗比較成熟。我個人覺得英國對中國的啟發是最大的,或者最值得我們去研究。為什麼?因為英國也是一個帝制傳統、皇帝傳統。

中國皇帝的潛意識一直沒有消退。我記得一九八○年我從雲南回來,正趕上改革開放,那時候有些人倒牛仔褲。牛仔褲本來是工人穿的,比較結實,後來變成高級消費品。賣牛仔褲的人給我一個名片,說以後你要買或者朋友要買,給我打電話。我看這個名片上寫的是「總裁」。我說你手下有幾個人?他說就一個人。我說那怎麼叫總裁?他說自己管自己就行了。很多這樣的人拿出「總經理」、「總裁」等名片,都是最大的。這其實是皇帝思想的投射,一旦有機會就要過一下癮。現在則有些換成「大師」,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皇家牛肉麵」,一個平民食品前面要加「皇家」。所以我們潛意識裡做皇帝這件事的權威一直都在,而現代性首先顛覆的是這個。

第一次顛覆的是君主立憲派,現在英國女王是象徵性的,整個國家的運轉靠議會和政府總理大臣。另外一個是日本和歐洲的君主立憲。這個是怎麼完成的?

其實是現代性完成的,把絕對權威顛覆了,顛覆後才有可能有現代。一戰的時候有些權威沒有顛覆,但立憲這件事情比較普遍,或者民主政府已經基本實現了。但為什麼會發生一戰?歐洲知識分子認為歐洲是文明的,就怎麼會發生一戰進行了深刻反省,反省一戰的積極成果是現代性要繼續走下去,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但接著發生二戰,二戰的希特勒是選上來的,他做了一次集權、專制,知識分子又反省:為什麼現代性建立之後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二戰之後,關於現代性的問題基本固定,政治上的權威要被顛覆。

與之相應的是什麼?以小說為例,或者擴大到藝術時,什麼叫現代藝術?現代藝術首先是不承認一個繼承的、已經存在的系統。因此先鋒(Avant-garde),其實是偵察連的意思,首先突破,後面的才跟上。所以先鋒是關於顛覆主流話語。如果文學有一個主流話語要去顛覆,繪畫上有一個主流話語要去顛覆,音樂上有一個主流的話要去顛覆,這裡面其實非常清楚,比如對於古典音樂的顛覆。在繪畫上,為什麼杜尚的小便池很重要?從小便池之後,大家對繪畫有點莫名其妙,說這個是畫嗎?——不,顛覆的就是這個概念。「這個是畫嗎?」——作品的概念轉化了,藝術的概念也轉化了。

其實這些東西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五四倡導的問題是現代性,但中國的現代性一直沒有解決。儘管現在大家穿的、吃的、用的,好像跟現代國家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顛覆性上面,在藝術的顛覆上,我們基本上是前現代。如果我們對自己、對現代藝術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時,會比較踏實一點。比如余華,當時說是先鋒作家,但是我看不太像,我覺得王朔是。因為余華是另開一桌,系統語言是一桌,我另開一桌,開了這個小桌,但那個大桌還在正常吃,這個不叫顛覆。王朔的語言是大桌語言,但是大家吃菜時覺得「味道不對,是不是壞了?」這才是顛覆,原來的意義被顛覆了。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小說家或者先鋒小說家是王朔,這個顛覆性非常大。後來有不少的播音員使用王朔的語法。大家對毛語言的東西一聽就笑,這是王朔造成的。九十年代這麼多先鋒作家沒有完成這件事,他們在主流的大桌上開了一個先鋒的小桌,大桌沒有被黜。

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學上不斷有這麼大動靜,一個原因是那個時候社會沒有現在豐富,所以文學承擔了非常多的任務,比如新聞的,比如評論的。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紀時,國家比以前開放得多,這時候文學就不承擔那麼多任務了,所以相對地回到它本分的地方。回到本分時,大家的注意力不在上面,有那麼多的東西,要發表自己的看法,不必借助文學——微信都能提供這個場所——所以文學這部分也不承擔。慢慢這個文學回來了,文學到底承擔著什麼,這個問題現在討論比較有意義,否則之前會跟其他很多意義勾結在一起,談不清。

今天在人大這裡重提二十年前的《閑話閑說》,更多是將文明和文化做一些聯繫。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狀態沒有我們想像的這麼糟糕。現在當然有很多人憂心忡忡,其實這麼多人憂心忡忡正好證明這個社會沒有崩潰,如果都不憂心忡忡,那麼這個社會已經崩潰了,不需要再操心了。憂心忡忡這個東西是我們的文脈,該文脈是由原始儒家傳下來的,也就是孔子傳下來的。雅斯貝爾斯說過,公元前八百到兩百年時世界大文明不約而同產生一些覺醒者。就東方來說,孔子是一個。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覺醒者面對的是什麼?面對的是巫教社會,巫教社會只有集體無意識和集體潛意識,沒有個人思維。沒有個人思維才決定了古代思人著述,自己但凡有點想法時就要跟人家不斷地說說,有機會就會有著述,但古代思人著述描述的正好是巫教社會的集體意識。

孔子有個人意識和思維,很有名的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四樣(怪力亂神)就是巫教的本質。因為處在一個巫教的社會,這個社會正好是中國的禮慢慢轉變的時代,孔子轉得快,不談巫教的東西,把巫教的東西具體化了。我們看到老子講「道」,講這個講那個,不講神也不講怪,所以老子也是「不語怪力亂神」。因此這兩個人都是軸心時期的代表人物、覺醒人物。看《論語》時,孔子碰到人,說你的樣子長得很像喪家犬,或者你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這些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從這些記述來看,那時候有一批人處於覺醒狀態,對於集體無意識的東西已經突破了,開始有個人、個性的思維。

為什麼有這樣的東西?和中國文明發生的關係在哪兒?中國人很早開始叫自耕農。自耕農,我們老覺得好像都是農場、都在一起幹活,不是的。以前有井田制——勞作、農作的井田制,什麼是井田?為什麼要劃分成這樣的?「井」字其他的這幾塊是私田,這些私田是自耕農,但他們要耕種當中的這塊公田。對此,《詩經》裡明確說,公田那兒下雨了(「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表達清楚。公田是用於公共事務、往上交稅。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一個自耕農社會。自耕農曾經在巫教時代就存在,在孔子的時代(公元前五百年)覺悟了——他有自己的土地,這個土地可以買賣。他發現有自己的財產,這個財產不可侵犯時,就會有「我」的概念,沒有「我」的概念,則社會不可能進步。「我」這個概念,有人說是很自私的一種東西,沒有「公」的概念。不是,人家有公田,有公有私時,這個區別已經出現了。

巴金抨擊舊式家庭、舊式家族時,他應該明白宗祠的宗姓裡有公田的概念,我們都姓李,都來種豆,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塊是公祠的田,種的這塊田交給祠堂,祠堂拿它來做社會保險。什麼叫社會保險?李姓的人得了大病,個人完全負擔不起,醫藥方面負擔不起,就從這裡面拿出來由大家評議給他補助,幫他渡過難關。還有老爺子死掉了,寡母孤兒需要救助,也是從公田裡面資助。

姓李的宗法圈子裡,有一個人特別聰明,念書不費力,這個族長就召集各家商議,說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讀書,但是寡母拿不出錢來,就從宗祠裡拿出這部分錢,就去了清華、北大,然後去了美國讀博士,最後這個人一定會回來,因為他知道他怎麼上的學,是公田宗族養他的,因此他會回來,回來不一定報效祖國,但是報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具體,國家太大時,感恩不具體就這麼劃過去了。我們早期那麼多在外讀書的人會回來,與宗親制度有關系。抗戰的時候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回來?也跟這個東西有關係。因此宗祠那時候代替的是社稷的概念。

我們現在在微信上、微博上討論各種各樣的話題,其實我們失去了一個詞——社稷。以前的人是「我愛社稷」。社稷是什麼意思?有祭祀,有這一片土地的糧食養活你,有神有土地,生你、養你的這一小塊土地叫社稷。「社稷」的概念現在基本上沒有了,有的是非常龐大的黨,沒有具體的「家鄉」。「家鄉」在以前就是我的社稷在那兒,宗祠每年過年祭祖宗事務非常具體,我知道這是我的地方,我是這裡的子孫,我姓這個姓,你說我愛這個、忠於這個,就找到了具體的連接。擴大的時候,就是儒家說的「天下」。愛一個東西要非常具體。

反過來說,中國世俗充斥其間,這個世俗有效地抵抗了絕對權威,動力比較實在,宗祠文化現在基本沒有了,安徽老宅子是宗祠,是大家種公田一點一點蓋起來的,但是那個也被賣掉了,等於把祖宗也賣掉了。當時我寫文章用筆名,不能加「鍾」,我姓鍾,就把名拿出來,名是自己的,姓是傳下來的,我發表《棋王》,作者如果是「鍾阿城」的話,以前人們會說,因為你賣祖宗,出書會給你稿費,會賺錢,你加了「鍾」,所以要把祖宗這個名去掉。我個人為了謀個生路,發表作品,不能幹賣祖宗的事。這些都是一些不成文的規矩。

先秦到秦時,秦始皇還是秦的貴族,到了劉邦時,中國的文化或者中國文明有一個大的往下跌,跌什麼?——之前是貴族管理,孔子培養的是士,這些士一代一代傳下來,有些貴族會沒落,沒落到沒有飯吃,他教這些人服務當時的權貴。到了劉邦時,劉邦是個平民、平頭百姓,平頭百姓坐天下後對如何治理這個國家不太懂,因此我們在《史記》上看到很多儒生罵他、指點他的東西。從劉邦開始,我們徹底擺脫了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以前的貴族社會是魯迅批判的遊戲態度,定規則,我把劍指在你胸前時你就輸了,不需要刺進去,你也不需要再拼命,你認輸了,這就是規矩。

到了平民社會的時候,真的要紮進去,要把你幹掉才會贏。毛澤東說宋襄公是蠢豬式的貴族,打仗的時候,別人在河對面,謀士說他們要渡河了,趁現在攻擊,宋襄公說人家正準備要過河不能打,為什麼不能打?因為規矩上不能打。對方下河、渡了河的時候,謀士說趁現在,趕快。也不能打,這是規矩。上了岸,人家要重新編隊時也不能打。一到對方排隊了,這時候可以打了,一打打敗了。用現在的概念來說,當然會被打敗了。但規矩社會,有些東西是點到為止,有遊戲規矩。兩方打的歷史記載非常多,比如車戰,乙被打敗了,甲去追他的時候,乙的車輪子掉了,甲下車就幫他裝輪子,幫著他跑,乙能跑以後,甲繼續回到自己的戰車上追他。大家看這是遊戲,在遊戲規則裡,我認失敗,我認可你罰我。

但後來到劉邦的時候,中國人徹底不認可這個事。比如秦打敗一個國家的將領,就拿一個耳朵,回去報功。秦統一六國時必須砍下人的頭,但是那時回去祭祖、埋葬的時候要有頭。秦是虎狼之師,除了戰鬥力很強外,還有一點是砍對方的頭,被砍頭就完蛋了,回不了家鄉,子孫祭不了自己,於是敵人聞風而逃,趕快保住這個頭。「自」本來是「首」加一個「或」,原來是「耳」,後來改成「首」,這是因秦的行為而改成的。所以秦的統一是一個不講規矩的結果。到了劉邦的時候,真的是一點規矩都沒有了。如果說中國有一次大斷裂,那麼是從漢朝開始的,平民往上走的時候,拿什麼銜接或者建立什麼,從漢代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劉邦用他的家鄉祭祀代替國家祭祀。漢代的藝術非常明確的是這一點,即家鄉祭祀,當時認為東夷的東西擴大為國家祭祀,變成漢代祭祀,根本在這兒,所以跟先秦那些東西都不一樣了。

一路下來,「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和那個賣牛仔褲說「我是總裁」都是從劉邦這兒來的。劉邦作為一個平民上升到國家統治者,對小說有好處。為什麼?原來貴族吃什麼,咱們也得吃什麼,所以漢畫像上都是殺豬宰羊、宴飲。今天我得了權就吃,喜歡看雜技,列寧說過「雜技是最沒勁的」,那就是底層娛樂,而且喝著酒,這邊有很高的酒罈子,還有專門的吸管,這邊有耍球的、走繩索的,底層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層面。五十年代,北京的京戲很有名,但比這個更厲害的是地方戲,如川音、川劇、安徽的戲、山西的戲在北京輪流不斷,為什麼?因為我們中央首長是地方上的,不太喜歡京劇,而喜歡地方戲。這很像漢代的一個景象。

還有很多,比如孔子見老子,這是比較高級的話題。其他很多傳說,比如見西王母,這些原來都是底層的東西。底層裡的街談巷議資料我們不是太多,但是太史公寫《史記》搜集到那麼多東西,其實是街談巷議,他自己本身有國家圖書館,有系統性的材料,同時跑了很多地方,聽的大部分是街談巷議,再把街談巷議和國家系統聯繫起來,《史記》才會寫得那麼生動、那麼像小說。這些東西浮現起來,世俗小說就開始出現了,但沒有形成文字,就是街談巷議。

世俗一直是中國小說最堅實的支持力量,做現代小說對於這個主流究竟持顛覆態度,還是把它作為資源發掘的態度?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只是提醒。中國小說裡,世俗基礎非常雄厚。西班牙有一個《堂吉訶德》,我對西班牙不瞭解,這樣的小說跟世俗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起小時候(五六歲)家裡請的兩個阿姨,這兩個阿姨都是老北京,而且當時院子裡家家都有阿姨,她們上午做完早餐、打掃完房屋至中午飯前有很長一段閒時。做什麼?一個阿姨拿《紅樓夢》念,其他阿姨納鞋底、打補丁,聽她念,該笑的地方都笑。

後來我發現她們笑的地方對於文學評論家來說是「這有什麼可笑的」。這就是區別。當時沒有記錄材料,沒有錄音機,也沒有攝像機,如果那個東西記錄下來會很有意思,如果有這個材料,我就提供給文學評論家,比如搞紅學的——你知道她為什麼在這兒笑嗎?其實跟世俗的人情世故特別契合的地方,她們就笑了。但是我那麼小就記得她們說:「誰家敢娶林妹妹?這麼刁的一個人,使性子,不能娶這樣的,跟婆婆的關係一定處理不好。」這一層的評論很有意思,這就是世俗評論。

以前西單、東單有說書的。現在有很多說書的錄音,大家會聽,以前宣武門外有小說書館,靠說書掙錢的人,跟當時說的一個人念、別人聽、議論有什麼區別?說書人一邊講一邊評,全由他一個人承擔,說書絕對不能少了評,如果只說書不評的話就沒人聽。因為這個故事大家已經很熟悉了,就是要聽你怎麼評,你評得不好,調侃得不好,揶揄得不好,沒人聽你的。原來揚州有一個說書人叫王少堂,一個商人去聽他說書,聽到武松到獅子樓找西門慶。但不能繼續聽下去,生意不能耽誤了,就走了,他聽到武松從樓上往下走,忽然白光一閃,武松怎麼樣,就說下回再講。商人聽到這兒就走了。做了一個月生意回到揚州時,不知道講到哪裡,去了以後發現武松還沒有下樓。

這是世俗,世俗不是不要批評,世俗最重視批評,但這個批評拖了武松的後腿,不斷地有評,評占了三分之二,所以武松這個樓下得非常慢。我小時候看他講的武松,這本書很厚,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講武松一腳把門踹開,這個講了很久。還有講老鷹怎麼抓兔,兔怎麼仰身一躺,把鷹給躲開了,說武松怎麼學的,估計這個也得講一個月。這樣的東西,如果我們不把它當資源看就浪費了,世俗裡的這些資源,如果我們看成舊的東西,看成低俗的東西,資源就利用不上。八十年代先鋒小說不認為這是資源,反而認為《百年孤獨》是資源。《百年孤獨》可不可以是資源?可以是資源,莫言做得好的地方是兩頭取資源,一頭是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一頭是家鄉資源,把這兩個用起來,就比不會用本土資源的人要好得多,自己也覺得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講什麼,跟認識的人可以掏心窩子,今天這麼多人我怎麼掏心窩子。光這麼講,越講越覺得恐懼。所以現在跟大家交流。

阿城三書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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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二十五週年紀念版)》,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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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城

「人世就是這樣,會靜靜地突然想到忽略了極熟的東西。我有一個朋友一天忽然說,好久没有吃醋了,當即到小鋪裡買了一瓶山西老陳醋,坐在街邊喝,喝得眼淚流出来。世俗既無悲觀,亦無樂觀,它其實是無觀的自在。」——阿城

將理論化為閑話,把專業術語藏入閑說,
說世界大眾,聊約定俗成。
華語作家中的作家:阿城,一堂最醒腦的文化課。

經典講座,唯一一字不刪版
二十五週年紀念版,增收二0一六年新講座萬字長文

關於本書及新版

《閑話閑說》收錄阿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年間關於「中國世俗和小說」的演講稿,有些是公開在眾人前演講的,有些則是他和朋友閑談的紀錄,成文雖在不同時期,連串成篇卻儼然一部首尾貫通的中國小說簡史,立足於「世俗」二字之上。

一九八四年阿城發表中篇小說〈棋王〉,一鳴驚人,震驚整個華語文壇,蔚為傳奇。台灣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唐諾、張大春,莫不折服於阿城,名導演侯孝賢亦引以為師。阿城筆下的世界,乍看是文青下鄉的閱讀與生活,其實有著他與人不同的文化構成所獨有的見地與人生觀。他能從世俗市井,提煉出蓬勃生命故事。談文化不高蹈,行文簡練觀點獨到,文字旨趣在於世俗,語言卻澹然雋永。作家王安憶曾評價阿城的風格為當代作家少有,而阿城的文集《閑話閑說》,正是他看似清談實則是對時代最有定見的思索。

《閑話閑說》最初版本就是一九九四年由台灣時報出版,簡體版五年後才有,且刪除許多。近年中國新編此書收錄阿城文集中,作者堅持將當年遭刪除處以空格顯示。只有台灣中文繁體版是唯一一字不刪版本。二十五週年紀念版中,新收錄二0一六年作者於北京人民大學以〈中國世俗與中國文學〉為題的講座內容,文末並有現場讀者提問和作者回答。   

這些事情,阿城怎麼談……

  • 阿城談文化

文化是一種關係。文化不等同於知識。現在我們說一個人「有文化」,常常是指他有知識,但是對於中國來說,文化不是一種知識,它是如何處理相互間的關係,是處理成「文」,還是處理成「武」。

  • 阿城談寫作

我以為寫小說真的是很個人的事情。你想怎麼寫都可以。譬如說先寫題綱,醞釀,構思。但也可以就這麼踏進去了。

  • 阿城談讀書

「素讀」是古人的一種讀書法,拿起文章看,不要有自己的東西,當自己是白痴,不要有主觀的偏見,讀的時候主要去弄明白别人在說什麼。之後這書要再讀第二遍,這時要做的是駁論,看作者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不對。之後第三遍,再反駁自己。如此,一本書就能讀出五六本書。經過這方法,以後再讀其他書,速度會很快。眼睛一掃,重點都出來。

  • 阿城談香港

香港的飯館裡大紅大綠大金大銀,語聲喧嘩,北人皆以為俗氣,其實你讀唐詩,正是這種世俗的熱鬧,鋪張而有元氣。香港人好鮮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貪言中華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 阿城談繪畫

完備的文人畫,重點在詩而不在畫。詩可以達到很高的意境,這是讀書人可以在心裡傲視制度、皇權的一個方便法門。要知道,皇帝老了,也得學詩阿。

  • 阿城談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無為」是講在規律面前,只能無為,熱鐵別摸;可知道了規律,就能無不為,你可以用鏟子,用夾子,總之你可以動熱鐵了,「無不為」。後來的讀書人專講「無為」,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講越酸。

  • 阿城談孔孟

孔、孟其實是很不一樣的,不必擺在一起,擺在一起,被誤會的是孔子。將孔子與歷代儒家擺在一起,被誤會的總是孔子。……孔子是非常清晰實際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擔當,並不迂腐,迂腐的是後來人。 

關於傳奇阿城

一九四九年生的阿城,那一年共產黨軍隊解放北京城,故取名阿城為紀念。阿城這麼寫過自己:

「我叫阿城,姓鍾。今年開始寫東西,在《上海文學》等刊物上發了幾篇中短篇小說,署名就是阿城。為的是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出生於一九四九年清明節。中國人懷念死人的時候,我糊糊塗塗地來了。半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傳統的說法,我也算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這之後,是小學、中學。中學未完,文化「革命」了。於是去山西、內蒙古插隊,後來又去雲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與別人的孩子一樣可愛。這樣的經歷不超出任何中國人的想像力。大家怎麼活過,我就怎麼活過。大家怎麼活著,我也怎麼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出來的地方,換一些錢來貼補家用。但這與一個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因此,我與大家一樣,沒有什麼不同。」——阿城,1984年

阿城出生剛好趕上共產主義新中國成立,其父鍾惦棐是著名電影評論家、共產黨資深黨員。阿城八歲那年,鍾惦棐先生因為主張藝術創作的自由,被打成右派,一家生活跌入谷底。出身問題使得阿城上學時期受盡奚落,他便自己流連古書店、琉璃工廠、玉器骨董店,自己從生活上求學,大量閱讀被扔棄的古書奠定他文字的基礎。

一九六六年碰上文革,他上山下鄉,插隊山西、內蒙、雲南,白天勞動餘暇讀書,特別喜歡講故事給其他知青夥伴聽,一九七九年,重返北京。

陳丹青說阿城是對文革世代看得清楚、對當代也看得透徹的人。梁文道說阿城是全中國最會聊天的人,什麼都能侃侃而談,明智風趣且有見地。朱天文說他上個世紀八零年代作品打到的高度,後來的華文作家都追不上。但備受文化界推崇的阿城,從不自稱作家,甚至不談作品。他畫畫、教琴、拍照、改骨董車、玩音響、修傢俱、鑑賞文物……,寫作只是其中一件事,他對自己的定位:不過個手藝人。

十幾歲下鄉插隊山西、內蒙、雲南,三十歲回到北京,這段外人看來的人生挫折對阿城來說是脫胎換骨的經歷。一九八四年阿城發表<棋王>後掀起軒然大波,後來的<樹王>、<孩子王>,成了八零年代最紅火的三王系列,爾後陸續發表「遍地風流」短篇系列、「新筆記」系列,文壇作家個個傾倒於阿城文字的精煉,富於哲思的故事,有論者稱:阿城是當今華語世界的白話文第一人。

阿城後來只有少量發表的電影劇本、雜文等諸多作品。近年則出手文化考古論著《洛書河圖:文明的造型探源》《雲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兩本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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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新經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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