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罷課無需學校、家長「批准」

學生罷課無需學校、家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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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校要求罷課學生展示家長信,以及刻意進「特別室」與其他同學分隔。然而學生運動本來就無需,甚至不應請求家長或校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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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嘉諾撒聖心書院有學生提出罷課,舊生亦有籌辦校外人鏈集會。當日,本人就校方安排提出不滿,以個人名義發出新聞稿,惟因趕急發出採訪通知,而且只有一人舉行默站抗議,故無法得到廣泛關注(詳見此處)。

其後,本人接獲批評指沒有尊重在校學生接受校方安排之意願,甚至在罔顧學生安全及情緒壓力下發出公開資訊。本人認為此說極不合理,相反,正是出於同學承受高度壓力之考慮,本人認為更應向校方施加公眾輿論壓力。但由於與相關同學已失去直接面談空間和機會,故撰文詳解背後理由,並因相信當中想法同樣適用於其他學校,藉此機會針對中學生罷課以及整體抗爭目的,望刺激公眾對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之討論和反思。

罷課,就是為了挑戰現存的秩序與權威。

罷課的目標與效果

「罷課不罷學」口號傳遍全港校園,大家也似乎對罷課並非一般理解下的曠課(即「走堂」)有了共識。然而,除了罷課「不是」甚麼外,它實際上「是」要達成甚麼首要目的,體現甚麼精神﹖郭柏年博士(Samson)在中大哲學系罷課關注組主辦的公民講堂「罷課與抗爭」提到,(大學)罷課一般嘗試達到的目標有三:一,給予大學行政壓力;二,空出時間參與抗爭;三,製造社會輿論,使更多同學及社會大眾關注並參與罷課、罷工、罷市。

然而,這些目標(以及現時罷課活動就達成這些目標的成效)亦有其不足之處。就一:純粹不上課並不能大幅予學校行政施壓,而即使以大量學生罷考或休學從而癱瘓學校行政,社會運作癱瘓或政權讓步亦非必然結果;就二:即使不上課能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若時間非用以認真投入參與抗爭活動,則罷課實際上只是美其名的「走堂」;就三,能有效達到此目標的必要條件是能掌握其他校內同學及校外公眾的高度關注,而於罷課期間單是舉辦區隔於群眾的活動(如室內公民講堂、電影分享會、座談會等)即使有其內在價值,也難以充分達到獲取公眾關注之效果,更遑論從公眾連結或爭取支持,到動員群眾以實際行動參與抗爭。

反而,中學生罷課及人鏈活動之所以能達到此成效,是因為一:在體制方面,中學從來是壓抑學生自主表達政治意見的地方;二:在行動方面,中學生即使面對校方、藍絲,甚至警察的打壓,都無懼走上街頭表達政治訴求。因此,正是這種與既有規範出現強烈對比的表態,使中學生主導的抗爭活動有其獨特而強大的公眾輿論效果。

要達成這種影響力,必要條件是學生有其獨立判斷能力,而這包括表示自己無需向現存權威(如校長、老師、家長)認同或請求批准之姿態。這亦是我認為學生運動獨特而不可或缺的因素——學生的行動正因體現其自主性,脫離既有的體制並能獨立於本來的權威,故不但能高效達致刺激社會輿論的目標,而且更重要的是,體現民主作為全民自主,打破一切由上而下的制度,而能平等充權之理想。

無需配合校方安排

所以,為甚麼罷課需要向學校展示家長信、要刻意與其他政見同學分隔的「特別室」措施等必須是要強烈反對的呢?

先論最顯而易見的原因。一,學生政治意見和罷課決定於家長無關,而且,若學生與家長的政治立場有異(而這絕對有可能),則要求學生獲家長知悉甚至同意之論,與威脅和恐嚇提出異議的學生無異。二,學生罷課與其他同學分隔開來,不但難以達到,更是完全違背行動迫使外界關注的目的。

然而最核心的問題是,學生運動(不論罷課或人鏈集會)本來就無需,甚至不應請求家長或校方同意。這正是以上說明,學生運動作為自主性和民主充權,挑戰既有秩序和權力框架的體現。若然罷課只是拒絕出席本來的課堂,但根據校方主動提出的規矩和特別安排一律照做,這就不但只是美其名的曠課,更是變相承認了既有學校體制的主權。這是我認為與學校「合作」,最重要的問題——罷課,甚至一切以民主為理想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本來就沒有與現存不平等權力體制合作的空間。故此,我認為同學依照校方要求按章行事,與自願簽下不平等條約無異。

不少人或會提到,若是這樣,則難道校方一切安排均不能接受? 學校在現時社會狀況下,難度沒有責任保持中立態度,或透過特別安排保障不同政見學生的人身安全? 要從校方高層角度去想的話,這看似很合理。可是,我認為這亦正是民主運動不可能接受的。當然,若然校方沒有紀律處分或願意協助同學,這或許是使人安心的。但如以上所述,全民充權就是要人民作主,也即是要從最受壓抑階層的角度去向權威宣戰。從校方的角度去考慮甚麼安排才最「適合」,本身就是有問題的,而且沒有接受的必要,更遑論(尤其在現今發展得如此成熟的運動狀況下)要顧及那些高談「中立」、「和諧」的想法。

因此,對於那些「學校要怎樣你才滿意」的,從學校立場去思考的反問,我認為最合理的應對態度是,我們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去顧慮。或許,我們可以向其提出一些具體要求(例如不得驅趕或故意區隔罷課學生),但正如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這些要求本質上並非從政權的角度去想如何使人民「滿意」,而是人民(主動者)透過列舉要求政權(被動者)具體實行的措施,實踐人民主導,撼動當權者的力量。

學生接受校方安排,不代表沒有打壓

最後,若然學生表明接受校方無理安排,是否即代表所謂的「打壓」並不存在? 站在舊生的身位又應如何介入?指稱學生受壓是否變相成為另一種家長式思維的判斷? 這裏,我希望回應那些有關不尊重學生意願,甚至不顧學生安全和壓力的說法。

從來,舊生身位之於以前就讀學校在校生發起不合作運動的最大籌碼和有利條件,就是能從在校生掌握和核實他們與校方角力中遇到的壓力和溝通結果,在不受校方管束的狀態下向校方施壓。這絕不是罔顧在校生利益,而恰恰相反,是最能保障學生免受壓力,同時能對準當權者施壓的抗爭方式。

在校生受校方管制和約束,有接受學校要求和條件的意欲固然不難理解,但這不代表校方向其施加的壓力也就並不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更明顯地呈現了打壓。正如新疆再教育營內的維吾爾族人不會向你說政權向他們施壓,甚至會譴責外人沒資格作出評論,你不會就此以為打壓並不存在,更不會認為向政權追討就是不尊重維吾爾族人或罔顧他們的人身安全;同理,在校生說校方安排沒有打壓,叫舊生不要向學校施壓,你也不能說舊生向學校抗議就是不尊重學生或罔顧他們的壓力。反而,這是舊生要去針對校方管理層施加公眾壓力,更強的理由。即使學生罷課與維吾爾族人承受的壓力程度不一樣,背後打壓和反抗的理路都是能夠並肩而談的。

人民越有理由害怕,也就越有理由反抗。本人希望此文除了釋除聖心學生和舊生的質疑,亦能讓其他學校舊生和社會大眾思考中學生組織罷課的困難和應對手法,更衷心希望能刺激大家對整體學生運動以及民主運動的討論和反思。

(以「嘉諾撒聖心書院社會關注組」命名的Facebook群組管理員於九月五日指「決定解散」由學生發起的「嘉諾撒聖心書院社會關注組」,及後澄清指在校生發起的同名組織與Facebook群組為不同組織,亦有在校生在群組內指已把舊生剩餘捐款捐予星火同盟。另外,學校同日於網站澄清有關校內欺凌的指責並非屬實,然而對本人的默站抗議和公開發布的新聞稿一直全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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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黎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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