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一國兩制實踐困境」與「經濟社會」的反撲

香港反送中:「一國兩制實踐困境」與「經濟社會」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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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正面臨中產階級相對剝奪感增加,社會財富分配並不平均、住房難、貧富差距大、向上流動難等等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相對剝奪感加大,逐漸化為社會的怨懟及不滿。

自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運動以來,已持續三個月餘,這場號稱無特定領導、去中心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引發國際關注。中國政府宣稱境外敵對勢力介入,尤其指涉美國及台灣。儘管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從宣稱逃犯修例修正已「壽終正寢」,到明確宣佈撤回做出政治讓步,然示威抗議活動仍是方興未艾,甚至愈演愈烈出現暴力抗爭。

截至9月3日統計,香港警方共拘捕1140名違法者,抗議者縱火、打砸公共設施、扔汽油彈、攻擊警方等暴力行為升級,何以暴力亂象難以平息呢?這恐怕已不是指涉境外敵對勢力介入或香港社會默許容忍暴力行為,任一單一因素所能解釋。 

反修例運動方興未艾根源,是「外部因素」還是「社經結構」?

為何香港政府已經撤回逃犯條例修正案,但卻無法遏制澆熄群眾抗爭運動火種呢?顯然這場「反送中」群眾運動目標已產生質變,從原初法治目標追求,轉換成西方及台灣社會眼中具有政治民主、自由與人權意義的抗爭。然對中國政府而言,則是一場涉及境外勢力的「顏色革命」,可能引發黨國動用強制性合法暴力壓制公民社會的不合作運動。

反修例抗議者並不滿足於撤回逃犯條例而已,而是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回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包括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對警方反應展開獨立調查、赦免被捕的抗議者、直接選舉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及不應定性抗議活動為「暴動」。林鄭月娥則採取四大行動回應五大訴求,除撤回條例草案外,包括推動「監警會」工作,增加來自英、加、紐等國的專家和新成員;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研究及檢討社會深層次問題,建立對話平台,解決香港各種問題。顯見香港政府與公民社會亟需建立對話及溝通,始能緩解此社會衝突。

不容否認,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逃例修正,固然具有安撫或緩解部分抗議者作用,然對年輕抗議者所達成安撫作用恐有限,甚至引發更加激進暴力抗爭行為。9月2日近29個界別代表公然向前線示威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並表示運動仍未完結,香港民眾將會透過「不分化、不割席、不篤灰(舉報)、不分彼此」,共同對抗「極權政府」。這顯示香港公民社會對中國黨國威權體制反撲。香港社會趨於不穩定狀態,恐怕反逃犯條例只是「借題發揮」的導火線而已,真正原因在於根本經濟社會結構使然。

「一國兩制」下香港治理的社會經濟困境

首先,香港城市安全排名往下滑,印證「一國兩制」推動治理困境。

2019年8月30日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公佈全球最安全城市報告,2019年香港城市安全排名第20名,由2017年的第9名暴跌11名。2015年香港總體排名為第11位,在數位安全指數中排名第四,基礎設施指數中僅排名40。在700萬居民中很大比例的居民生活,處於城市貧民窟中。

此安全指數內涵,係由針對城市數位化、衛生健康、基礎建設與個人安全等四大領域的57個指標所進行評分。2019年儘管香港在個人安全指數排名仍高居第3,但城市安全的綜合指數排名,在數位化22名與衛生健康27名。這些數據資料統計調查時間2-4月,因此,2019年香港在城市安全上表現欠佳呈現遞減現象,實與反逃犯風波無關。

然而,若反送中運動導致公共建設受嚴重損壞,政治動盪與警民衝突惡化難以平恢復,香港排名可能繼續往下滑。這不僅混亂整個香港正常的生活、公共秩序,也惡化經濟增長。反送中條例修法運動從剛開始強調去中心化、和平理性遊行活動,已經轉變成激進抗議。中國政府及媒體提出質疑,批評運動已經質變、有境外勢力介入,一旦將此運動界定為「顏色革命」,勢必升高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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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自由港的「東方明珠」地位光芒漸減,其地位逐漸被上海及深圳所挑戰。從2013至2019年中國政府積極推行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政策,已設有18個自貿區。這些自貿區雖有香港擅長的金融、物流與服務業,大部分自貿區就其地理區位與產業基礎,對香港地位的威脅相當有限。香港在獨立關稅地位、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國際貿易自由港地位,並非一朝一夕所能立即取代,儘管有的觀點認為中國推動自貿區目的之一在於取代香港地位。

確實上海與深圳設置自貿區,頗有針對香港之意味。2019年8月6日發佈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涉及金融領域簡化優質企業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流程,研究開展自由貿易帳戶本外幣一體化功能試點,資本自由出入和兌換;並達成「實現新片區與境外投資經營便利、貨物自由進出、資金流動便利、運輸高度開放、人員自由執業、信息快捷聯通。」8月18日公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推動更多國際組織和機構落戶深圳。

這些自貿區出台即有逐漸取代香港作用,滬深所進行新變革頗多針對香港的強項,包括金融開放、提升行政效率與簡化行政流程、吸引國內外人才、制度與國際接軌以及投資權益保障等變革措施。香港本身具有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具有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惟這些原屬香港所擁有強項,已逐漸轉移至深圳。中國政府積極建構由珠三角、香港、澳門所組成經濟圈的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即是透過金融操作逐次降低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反修例條例運動爆發後,中國政府勢必面臨其國內各大城市及新加坡等國對香港地位之挑戰。尤其深圳特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有別於傳統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凸顯其先行先試積極作為,從地緣鄰近性來說,深圳已躍躍欲試意圖取代香港地位。

港高鐵新增連接大陸14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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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一國兩制」治理下,香港面臨諸多國際指標及競爭力下降問題。雖然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長達20多年來,仍保有名列前茅的自由、司法獨立及競爭力等國際指標。但不容否認,這三年顯示自由化、司法獨立及競爭力逐漸下降趨勢。加拿大智庫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佈「2018年人類自由指數」,2016香港失去全球第一排名後,2017年再掉一位,2018年排名再下跌一位到全球第三,仍為前三名。至於全球司法獨立指數,香港排名第六。

此外,在IMD世界競爭力評比中,香港在2018年列名第二,2016-2017年皆名列第一名,此指標係分為「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四大類、20中項、256項細項指標。

最近香港政治反修例風波事件發展,對人類自由、司法獨立及競爭力評比排名,是否會產生持續下降效果頗值關注。在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CPI)評比方面,2016-2018年期間香港由第13名降為第14名,此項調查是專家評估國家政治體制內有無任命權濫用、裙帶關係、保留特定職缺、偏袒利害關係人、秘密政黨基金和商政關係過度密切等狀況。一旦上述這些指標明顯下降,「一國兩制」示範效應勢必降低,成為反對者批判「一國兩制」實踐失敗之口實及立論工具。

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中產階級對社會公平正義分配感到不滿

最後,中產階級相對剝奪感增加,社會財富分配並不平均。反送中風波折射出香港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一般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常抱怨的住房難、貧富差距大、向上流動難等社會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並非一日之功,需要綜合施策、多管齊下,短期內要出台消弭階級衝突政策恐緩不濟急。香港回歸後,出現更為嚴重的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大、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矛盾問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身上有著沉重負擔。住房問題尤為突出,因公營房屋數量有限,中短期很難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中資介入炒房,造成房價居高不下也是原因之一。

依據2018年國際勞工組織統計,2008年到2017年期間,中國的實質薪資成長率達8.2%、澳門1.6%、韓國1.2%、台灣僅0.2%,然香港儘0.1%。2004年至2018年期間,香港房價卻漲4.4倍。香港社會存在房價高漲與薪金收入停滯矛盾,無殼蝸牛的自有住房比例下降。2003年至2018年期間,香港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從53%下降到48.9%。此不啻顯示香港社會財富更趨集中,產生分配正義爭議。

政治現代化理論認為中產階層有其關鍵角色,一向被視為社會中間力量及穩定器,更是政治民主化的動力。然香港中產階級卻產生嚴重焦慮感,出現「中產階層的基層化」,其教育水平、文化認同雖為中產,但實際生活已與基層趨同,這將引發其對社會的不滿足感,反成為社會不穩定力量。2016年香港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539,已超過危險警戒線的0.4,與部分拉美國家相近。此種貧富差距顯示社會相對剝奪感加大,欠缺就業增長率、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增長,尤其產業空洞化導致年輕人就業更加困難,加深對社會的怨懟及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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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in Cheung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中國當局已調動武警在深圳體育館進行操練,及對解放軍進行所謂例行輪調換防,此種形式化的「按兵不動」頗有警示及嚇阻作用,一旦中國政府出動駐港解放軍或調動武警入港運用各種形式鎮壓民眾,勢將破壞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現狀。

林鄭月娥宣佈撤例時曾表示,擬將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房屋和土地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以及公眾參與決策等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並向政府提出建議。這種強化政府與公民社會對話機制,有其必要性,然此過程必然是漸進發展。事實上,這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抗爭不易落幕之因,也往往在於無特定領導者,難以透過各方理性、和平對話。

香港政府必須回應民意需求,社會始能早日恢復平靜,保障原本自由與法治體制的完整性。對台灣而言,反修例風波最大啟示意義,毋寧是「一國兩制」更難適用於台灣社會,若今日台灣接受「一國兩制」恐淪為明日香港。對此,中國政府應思考如何妥善處理香港議題,避免最終完全喪失「一國兩制」的示範意義。

若中國當局採取強制性暴力以暴止亂,這將喪失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與支持度;也會增強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反彈及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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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