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上)》:捻亂塑造了李鴻章,回亂成就了左宗棠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上)》:捻亂塑造了李鴻章,回亂成就了左宗棠
左宗棠|Photo Credit: Boiarskii@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曾國藩在收復南京城後加官晉爵,而李鴻章的穩固仕途也是建立在敉平叛亂的功勳之上。曾國藩歿故於一八七二年,生前他並沒有多少時日享受崇榮的地位,但李鴻章卻配享高壽。往後三十載,李鴻章儼然是中國權傾一時的宰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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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內部危機
捻亂

一般把捻亂爆發的時間定在一八五一年,即太平天國正式宣布成立的同一年,但究其濫觴實可追溯至一七九○年代流竄於淮河以北的盜匪,特別是在山東西南、江蘇西北、河南東中部與安徽北部的數省交界地帶。「捻」這個字在中國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因他們有時候會採用的軍事偽裝而得名,或指在夜晚搶劫民宅時捲紙作為照明的火把,或者僅指賊匪飄忽不定的作亂形態。

捻匪不似太平天國,並沒有旗幟鮮明的宗教淵源、政治立場、戰略目標,或統一的領導。但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捻匪的數量或勢力均日益坐大。若干捻軍與白蓮教團體、「八卦教」教眾或三合會彼此掛勾,有的則是與靠販運私鹽營生的鹽梟互通一氣。不過捻匪大都是貧農出身,他們在土壤貧瘠、寒風刺骨,以及因水利系統年久失修而導致洪澇頻仍的惡劣環境中苟活。當地普遍殺女嬰的風氣使得性別比例嚴重不均;捻匪之中,約百分之二十的人無法成家,致使他們無以寄託、行蹤不定,不論何時,均得以嘯聚結黨,流竄各地。地方鄉里雖然透過成立鄉勇,構築城牆,編組巡邏等方式護衛桑梓,但捻匪依然能襲擊鄰近村莊,掠奪農作物、搶劫鹽商的運輸船隻、綁架富裕地主,甚至劫獄以救同夥。

一八五一年後,江蘇以北爆發嚴重洪災,使原本的艱困生活雪上加霜,依附捻軍的百姓大增,其勢力急遽成長,被朝廷視之為叛亂。一八五五年,太平天國占據南京兩年後,黃河水位暴漲,沖垮開封一帶的主要河堤,造成黃河改道,轉向山東半島北岸灣口出海;隨之而來的災難讓捻匪的聲勢坐大。此時,捻匪的組織形態也更趨緊密:一八五二年,十八股捻軍的首領公開推舉皖北大地主、販賣私鹽為生的張樂行為共主。一八五六年,張樂行被公推為「盟主」,建號「大漢明命王」。捻匪畫分為五大「旗」,分別以不同的顏色命名,而每一旗則是由各鄉里間同姓的叛亂者組成。

《追尋現代中國(上)》內文附圖-P_281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捻軍中能打仗的可能只有三萬到五萬不等,但他們造成的影響卻與人數不成比例。捻軍中有許多人是騎兵,又擁有槍械,所以得以切斷京師和包圍南京城的官軍之間的聯繫。在淮河以北,捻軍構築厚城,挖掘深壕,並配備大砲防守,建立許多根據地,使他們的軍隊在蹂躪村莊後得以撤退至安全地帶。此外,也有其他村莊市鎮自行構築防禦工事,以逐退叛亂團體,故在淮河以北,各式鄉勇縱橫交錯。擁有防禦工事的村莊會與鄰近的捻軍城寨訂立「和平條約」,約定互不侵犯。有時,還會支付銀兩或鴉片權充「保護費」。

雖然張樂行後遭僧格林沁凌遲處死,但其他捻匪酋首很快就取代張樂行的地位。他們成功發展出一套游擊戰略,得以自官軍的攻擊中全身而退,官軍最後兵疲馬困,並受制於地形而逐漸割裂為小單位。此時,重新整軍的捻匪就能以帶矛步兵、攜劍騎兵的優勢兵力打擊官軍。捻軍經常採取嚴酷的堅壁清野戰略,把官軍誘入寸草不生、住屋船舶盡毀、水井已用石頭封死的地方。一八六五年,捻軍正是利用這種作戰策略,誘使僧格林沁的軍隊在江蘇、河南與山東三省之間疲於奔命,最後僧格林沁誤中埋伏被殺,所部也大多遭殲滅,捻匪奪取逾五千匹的戰馬。

朝廷為因應變局,隨即召喚剛贏得南京大捷的曾國藩,命其督師剿捻。除非曾國藩能籌謀周詳,在江蘇、安徽、河南與山東四省建構軍事據點,並加強主要河道、運河的防禦工事以運送糧秣,否則無法徹底剿滅捻匪。此計畫還需挖掘運河、溝渠,以阻擾捻軍的騎兵活動,並以籠絡政策與甄選新的村長等手段,有系統地爭取各方村民作為後盾。不過此一戰略部署未竟全功,因為四省巡撫無法通力合作,加之南京城收復後,曾國藩即解散不少湘軍精銳之師。故曾國藩在剿捻時就只能倚重同僚李鴻章麾下的軍隊,此時李已位兩江總督要津。李鴻章能穩定供給曾國藩所需的軍餉,而曾的兵勇大都徵募自安徽,以流經皖北的河流為名的「淮軍」,但這支軍隊卻未能完全聽命於曾國藩。於是朝廷將兩人職務對調,由李鴻章出任剿捻統帥,曾國藩轉任兩江總督。

這次職務對調凸顯了權柄流入地方團練將帥手中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的複雜性。李鴻章將政治生涯平步青雲歸於曾國藩的提攜,因其年輕時擔任過曾國藩的幕僚。李、曾兩人的政治生涯不僅錯綜糾結,還各自指揮一支軍隊。李鴻章在剿捻之初也曾遇到類似僧格林沁或曾國藩所經歷過的逆境。捻軍總是有辦法突破封鎖線逃逸,甚至還往西北流竄,遠抵陝西,而進到西安、延安。誠如李鴻章的敘述:「賊蹤飄忽,我軍與為躡逐。」然而漸進、穩健的消耗戰,導致分裂的捻匪於一八六八年全面潰敗。按中國人的標準,淮軍的餉銀十分優渥,且忠於李鴻章及麾下諸將的指揮。他們使用購自洋人的來福槍與西式大砲,在北方水域開始部署砲艇。另外有外國武裝戰艦——其中有兩艘戰艦名為「孔夫子號」(Confucius)、「柏拉圖號」(Plato)——在山東沿海往來巡邏,防範捻匪逸逃,威脅到因《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條款而蓬勃發展的貿易活動。

一八六八年八月,官軍在山東歷經一番激戰終於戰勝,盡屠被圍困的捻軍殘部,清廷前往太廟、武廟祭天。李鴻章受到清廷的不次拔擢,加封太子太保銜。曾國藩在收復南京城後加官晉爵,而李鴻章的穩固仕途也是建立在敉平叛亂的功勳之上。曾國藩歿故於一八七二年,生前他並沒有多少時日享受崇榮的地位,但李鴻章卻配享高壽。往後三十載,李鴻章儼然是中國權傾一時的宰輔。

回亂

自唐代(西元六一八年至九○七年)以降,已有穆斯林(Muslims)定居中國,有些是從中亞至中土經商,最後在甘肅、陝西落腳;另有阿拉伯的貿易商經常往來於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城鎮。及至晚明時期,許多穆斯林與中國人通婚,使中國穆斯林(即所謂「回部」)聚落數目大增,帶給地方行政管理極大的困擾。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曾記錄十七世紀初寄居中國的回民人數。乾隆一朝,回民掀起數次暴動;十九世紀初,由浩罕汗發起的聖戰(jihad)使滿清治下的喀什噶爾、葉爾羌邊疆地區常常動盪不安。受到捻亂波及的華北農業地帶,尚有可觀的回民聚落分布其中,人數甚至可能超過一百萬:在河南、安徽可看到人聲鼎沸的清真寺,回民有專屬的私鹽販賣管道。倘若發生涉及漢回衝突的案件,法律判決通常較偏袒漢人,宗教暴動與漢回反目等事件屢見不鮮。

除甘肅、陝西外,中國本土的回民大抵集中在西南地區,特別是雲南一省。回人移居此地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三世紀蒙古征服中國時,而他們與其他各族移民的齟齬始終時有所聞。在太平天國逐漸強化南京的統治,捻軍開始串聯之際,雲南在一八五五年也出現第三股反清的叛亂團體。暴動的肇因是朝廷強加在雲南回民身上的土地重稅與各項苛捐雜稅,加之雲南的財源——金礦、銀礦又發生礦權糾紛,致使回民的處境更為艱困。漢人本身礦產已枯竭,意圖驅逐回民強占礦區。暴動與騷亂導致漢人大規模攻擊回民,回民反擊,占據滇西重鎮大理,圍攻滇省首府昆明。一八六三年,回民叛軍一度占領昆明,旋即被清軍奪回。不過,回民叛軍首酋杜文秀在大理自稱「蘇雷曼蘇丹」(Sultan Suleiman),建國號為「平南國」,這個名稱實仿自太平天國。

雲南當地的官員昏聵無能,同時又囿於地形,不易興兵征討,尤其是苗族、宗教教派及回民勢力擴展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的山區地帶後,更是難以剿滅。朝廷以離間回民勢力,獎賞回民變節者,組織地方防禦力量,並倚重幹練的巡撫經略地方,加緊壓迫回民叛軍。一八七三年,大理在激戰後陷落,杜文秀自殺未遂,後被清軍捕獲、處決。

《追尋現代中國(上)》內文附圖-P_285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因為地形限制和距離遙遠,雲南回民難與陝、甘爆發的另一股回亂互通聲氣。這次回變始於一八六二年,是受到太平天國將領的慫恿,以牽制官軍,解南京之危,而捻軍亦於一八六○年代中葉流竄至此,尋求同盟。甘肅境內與陝西南方有可觀的回民人口,其中多數信奉自中亞神祕教派蘇菲教(Sufism)的「新教義」(New Teachings)。一七八一到一七八三年間的一連串回民暴動,促使清廷嚴格禁止新教的活動,不過清廷的禁令只是徒增民怨而已。

一八六二年西北回亂似乎源於地方上的漢回種族衝突,而非特殊的教派或以反清為訴求。原本就已不穩定的局勢復因太平軍的劫掠而益形惡化。當地民眾仿效東部、北方的因應之道,紛紛組織團練鄉勇捍衛家園,以抵抗太平軍的威脅;如此一來,回族與漢人各自建立團練。由於大部分八旗兵丁被抽調去追剿太平軍與捻軍,加之地方綠營本身即是回人充任,清廷在此地的統治權威十分薄弱,只能聽任局勢持續惡化。暴動起因於一件小意外——一群回民與一名漢族商人因竹竿價格爭吵,最後導致鬥毆,漢人群集,在士紳率領下,沿著渭水攻擊、燒毀回民村落,殺害無辜的回人。回民則是群起攜械向漢人(以及拒絕攜帶武器的同一教派教眾)發動報復攻擊,六月底,回民圍攻陝南最繁榮的兩座城市——潼州與西安。

主要駐守寧夏、蘭州的八旗駐軍,因為兵力薄弱而無力敉平叛亂,朝廷唯一能寄望的是,成功離間瓦解回民貴族勢力。從一名滿人要員的奏章看來,回人深恐會遭到滅種的疑慮並非沒有依據:「回民凶悍者固多,安分者亦不少,若一概主剿,則是絕其向善之路,將使良善者亦皆變而為賊,誅不勝誅。」但問題涉及的層面十分複雜,這位要員繼續說道,由於在甘肅「各處城關均有回民,各營弁兵更多,回教設成燎原之勢,其患何可勝言」。結果,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問,雖然朝廷對地方官員僅建議「暫示牢籠,隨時防其中變」,但雙方卻歷經了談判、對決、欺騙、詐降與報復等一連串天昏地暗的過程。到了一八六六年,火藥匱乏,米價飆漲,小麥價格數倍於往日。燃料奇缺,馬匹因糧秣不足而暴斃,兵勇只能以麵粉加水煮湯果腹,百姓無米可炊,不是餓死就是自盡身亡。

朝廷陷於絕望之際,轉而任用過去因為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崛起的儒將左宗棠。左宗棠與曾國藩一樣,生於湖南、長於湖南。一八三○年,左宗棠十八歲,父歿,之後師從清朝大員、經世治國的良才賀長齡;左雖然治學勤勉,但一八三○年代參加進士考試三次皆落第,從此就斷了參加科考的念頭。左宗棠後來轉而從事塾師教職,投身西疆地理與歷史的鑽研,並自修農務經驗,特別在茶、絲農產品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太平天國作亂期間,左宗棠即展現出傑出的軍事才能,轉戰於湖南(左於此仿效曾國藩組織湘軍的做法,徵募、訓練、武裝五千名兵丁)以及安徽、浙江與福建。

左宗棠實事求是,耐心經營這曾使前人受挫的西北回疆問題。他受益於自己過去對西域地區所做的研究,以及昔日與林則徐的一席話,當時林則徐正從鴉片戰爭後流放伊犁的罪責中獲得免刑而於返回中土的途中。除了本身帶兵殺敵的經驗與農業實驗之外,對左宗棠最有裨益的還是和曾任林則徐幕僚且長期居住在陝西的一名儒生的長談與書信往還。這位儒生告訴左宗棠:「明公上奏,先與朝廷約,勿求速效,勿遽促戰,必食足兵精始可進討,請以三年為度。……至他日進兵,視彼中尤驍黠者,誅翦之,餘不能盡誅,俟其畏服。」

從左宗棠後來的部署可以看出,他把馬化龍視為必先打擊的首酋,進而嚴密監控其一舉一動。當時馬化龍已在金積堡建立固若金湯的據點,其周圍有縱橫交錯的壕溝,以及逾五百座堡壘的拱衛。馬化龍被奉為「新教」宗教領袖的代表人物,許多信眾相信他是「聖靈」的化身,有先知穆罕默德般的力量。縱使左宗棠兵力充足,但還是耗費了十六個月才攻下金積堡,並折損了一員大將。最後金積堡內回族守軍僅能以草根、獸皮,甚至袍澤的屍體果腹,馬化龍才於一八七一年三月投降。馬化龍與其家人被凌遲處死;逾八十名「官員」遭斬殺;成千上萬的回族商賈、婦孺被遷往其他城市或流放滿洲北境。回民不得再定居金積堡。

此後,戰爭的勝負已判。左宗棠並說服朝廷將他省稅銀移作其軍餉,向外國商人舉債或向海關借取關稅,藉以充實財源。此外,左宗棠主張採屯田政策,使兵馬所需的糧秣可自給自足。左宗棠的力量循著旅行商隊之貿易路徑向西伸展至蘭州,並在此建造一座軍械庫,栽種農作物以供應軍需。左宗棠不顧朝廷所下即刻用兵的諭令,依然細密籌畫秣馬厲兵,準備給予甘肅西北的肅州最後一擊。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左出兵攻打肅州,屠戮守軍,放火焚城。雖有部分回民向西逃往哈密,需要耗費數年予以追剿,不過各省亂事至此大致底定。自一八五○年以降,除條約口岸的地位曖昧不明外,中國全境再次統一在滿清政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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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上冊)【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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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

極力避免重蹈明朝覆轍,卻於盛世之際養出史上最大貪吏,
大搖民族主義大旗入關,但總在滿漢、中外民族情結中戰火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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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末史景遷在撰寫《追尋現代中國》時,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前,著眼的是一個封閉的中國。當時中國無異於晚明,亟需內部變革且動盪不安,領導人皆以真理之名鞏固其權力,限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遠大抱負。儘管經濟上的變革引來開明的希望,但每一次變革又激發鞏固權力的血腥鎮壓,如此一再輪迴。對於史景遷而言,若中國要開創自己的道路、若西方要了解中國,尤其是大分流後東西方何以在現代化上走向不同道路,必不能迴避從晚明至現代的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這正是初版《追尋現代中國》的緣起。

二○一三年的三版,除了將時序擴寫至胡錦濤、溫家寶的「胡溫體制」外,基於近幾年的經濟取向,更有幅度地增加金錢與經濟細節;而對於各政權如何運用「自由主義」、「民主」來鞏固權力,在三版裡也未曾絕跡。回顧《追尋現代中國》,讀者會發現本書不僅是西方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入門經典,亦補足了立場鮮明、資訊不對等的兩岸史書的中立缺憾。

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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