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文革」血雨腥風席捲而來,這樣的「祖國」不值得愛

「港式文革」血雨腥風席捲而來,這樣的「祖國」不值得愛
Photo Credit: AP IMAGE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官員向來有「弄假成真」的本領,彷彿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城內濫殺無辜的不是同一支軍隊,彷彿每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抗議的對象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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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從不因專制而消失,卻往往因愚蠢而滅亡。——沃爾特・薩維奇・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

香港建制派的政客、文人、媒體和社團,常常用文革、大字報、紅衛兵等名詞來攻擊香港的民主派和公民運動。這正是賊喊捉賊,在香港上演「港式文革」的,不是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正是北京當局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

紅歌到香港就成了「粉歌」

一度牛氣沖天的薄熙來,以「唱紅打黑」為主要政績。數年間,「紅歌」不僅響徹革命小說《紅岩》的誕生地重慶,還席捲整個神州大地,甚至出現「五大宗教團體齊唱紅歌」的「拍案驚奇」景象。

就在薄熙來垮臺前夕,「紅歌」甚至輸出香港:重慶市組織了十三支由在校大學生組成表演隊,以所謂「唱讀講傳」的形式,到香港展開為期三天的表演,演出地點為中環大會堂音樂廳、香港理工大學和昂船洲軍營等處。可見,在左派們眼中,紅色中國一盤棋,已經回歸的香港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既然中國是紅色的,豈能容許香港染上其他顏色?

這三個地點都是共產黨精心選擇的:一為嚴肅音樂的殿堂、一為大學、一為軍營,堪稱香港之三大要穴。紅歌進入中環大會堂音樂廳,顯示紅歌與西方經典音樂併駕齊驅;紅歌進入大學,顯示紅歌征服學術機構和思想庫;紅歌進入軍營,顯示紅歌與槍桿子併用。先佔領這三個地方,奪取整個香港就如同探取囊中之物。

時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自然歡迎紅歌來訪;執掌昂船洲軍營的解放軍軍頭,以此作為政治教育的重要環節。但是,中環大會堂音樂廳、香港理工大學,為何也要隨之翩翩起舞?

耐人尋味的是,重慶表演隊在香港的演出,其曲目跟在重慶本地的演出有所差異。《社會主義好》、《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等最紅的、「紅得發紫」的「紅歌」,偏偏不聞其聲;《紅河谷》、《雪絨花》等柔性的,甚至源自「敵對勢力」國家的「粉歌」,卻成為主打歌曲。換言之,「紅歌」到了香港,搖身一變成了「粉歌」。

重慶演出團的總指揮,本該聘請辱罵香港人的北大「三媽教授」孔慶東擔任。孔慶東妙語連珠,定能對紅歌變粉歌的原因自圓其說。若用孔慶東的邏輯來解釋就是:你們香港人都是狗,你們奴性十足,只配被英國人殖民,不配聽我黨最紅的紅歌,不配參加我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作為毛澤東的孝子賢孫,習近平、薄熙來等太子黨對紙醉金迷的香港充滿怨恨。所以,他們命令孔慶東對香港宣旨:你們已經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卻還要自作主張地爭取普選,簡直就是癡心妄想。你們還敢每年紀念「六四」,當年的「六四」,不就是解放軍殺掉幾個不聽話的學生嗎?這種事情古往今來多如牛毛,何必大驚小怪?惟有你們這些香港人,小題大作、念念不忘。既然你們不愛國、不愛黨,給你們聽幾首「粉歌」,已經是北大人天大的恩賜。等你們哪天覺悟過來、忠黨愛國了,再給你們聽正宗的「紅歌」。

孔教授的這段話,像是東北的「二人轉」,說得既「直」又「糙」。若換了中聯辦發言人、或者新華社香港分社發言人來解釋,可能會順耳得多:香港有香江,脂粉氣太重,長期以來,香港人聽慣情啊愛啊之類的靡靡之音,耳朵根子變軟了。若突然之間聽到我黨黃鐘大呂的「紅歌」,可能會心驚肉跳、心臟病發。就如同吃慣廣東燒鵝的腸胃,突然吃重慶火鍋和北京豆汁,必定會上吐下瀉。所以,要慢慢來,先易後難,先「粉」後「紅」,一步步地實現「中港一家親」。

聽到這裡,香港人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溫水煮青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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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教主,共同領導青年黨衛軍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制服團體「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在駐港解放軍昂船洲軍營舉行成立典禮。令香港市民感到震驚的畫面,是由特首梁振英夫人梁唐青儀(坊間譏稱為「龍蝦」)親自擔任青少年軍「總司令」,全副武裝,英姿颯爽,閃亮登場,宛如巾幗英雄梁紅玉。

詭異的是,青年黨衛軍在香港成立這個如此嚴肅的新聞,《人民日報》海外版卻有意用一種娛樂化方式來報道。文章用輕佻的語言描述說:「有香港媒體把港人對於制服團體的追捧稱之為『制服誘惑』,因此就成立制服團體來吸引並教育『港童』。」這種充滿色情暗示的語言,若是梁唐總司令看到,會不會勃然大怒呢?

梁夫人雖已年老色衰,卻無需通穿上過筆挺的制服誘惑丈夫。梁夫人要取悅的,是遠在北京的習皇帝。習大大身邊有國色天香的彭麻麻,但對梁夫人的制服誘惑,必定不會視而不見。對此,香港政論家桑普諷刺說:「昔日中國「江青」指揮「紅衛兵」,今日香港「唐青」指揮「青少年軍」,時空轉移,簡直絕配。只要看看梁唐青儀昔日盡情「勾結」英國勢力的經歷及其英國護照,以及問問她那三位早已入籍英國的子女為何不「自願」參加「青少年軍」,就可以知道她和她的子女對這個「軍團」究竟有多「忠心」。」

經歷了讓香港權貴心驚肉跳的佔中運動後,梁振英和夫人聯袂組建青年黨衛軍,是要改變此前被動捱打的局面,主動出擊,先下手為強,擁有一支輔助警隊的凖軍事力量,看反對派還敢倡狂作亂?這支計劃發展到十萬人的青年黨衛軍,在以後的某個關鍵時刻,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橫掃學民思潮、學聯等「反動組織」。希特勒當年不就是運用褐衫隊、黨衛軍來奪取並保衛政權嗎?

既然香港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那麼梁唐兩位就當向國際上的前輩看齊。環顧全球,有兩對夫婦可供他們效仿。

一對夫婦是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和夫人埃列娜。數十年來,埃列娜一直是丈夫身邊的堅強柱石。她本人所受教育有限,卻依靠權勢取得化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八年,她被選入布加勒斯特市政委員會,四年後成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八零年,她又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政府副總理),實際地位僅在丈夫之下。有相當多的羅馬尼亞人認為,她事實上助長了其丈夫的腐敗和獨裁傾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齊奧塞斯庫政權被人民起義推翻,夫婦二人倉惶逃亡,在途中被倒戈軍人逮捕。二十五日,這對形影不離的夫婦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在登博維察縣兵營廁所前的一塊空地上被立即處決。臨刑前,齊奧塞斯庫唱起《國際歌》,埃列娜卻打斷丈夫,哀嚎說:「他們要把我們像狗一樣射殺!」她對行刑的年輕士兵哭喊:「我是你們的母親啊,哪有兒子殺害母親的?」一名行刑的士兵冷淡地反駁説:「你不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早就被你們殺害了。」

另一對夫婦是南聯盟獨裁者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和夫人米拉(Mirjana Marković)。由於一九九零年代米洛塞維奇治下的塞爾維亞捲入三場戰爭,造成巴爾幹半島局勢的動盪和巨大的生命損失,米洛塞維奇被西方媒體稱為「巴爾幹屠夫」。因選舉舞弊被人民推翻後,米洛塞維奇被送交海牙國際法庭,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送上國際戰爭罪法庭的前國家元首。在該案審理期間,米洛塞維奇心臟病發,死於獄中。而他的夫人米拉及子女,為了逃避通緝令而流亡俄羅斯。

與齊奧塞斯庫的夫人埃列娜一樣,米拉亦非等閑之輩。她是貨真價實的貝爾格勒大學社會學博士、教授,是南共聯盟前主席德・瑪律科維奇的侄女,正是憑藉這一特殊身份,扶持丈夫在政壇青雲直上。米洛塞維奇領導的社會黨是第一大黨,米拉則創辦南斯拉夫左派聯盟並任主席,形成夫妻兩人各自擔任黨魁、互相奧援的奇特的「兩黨制」。米拉與子女貪汙上百億美金,豢養殺手暗殺政敵和批評她的新聞記者,是如花美貌和蛇蠍心腸的結合。不過,比埃列娜幸運的是,米拉保住了性命,繼續在莫斯科用海外賬戶上的贓款花天酒地。

上面兩對夫婦的故事劃上了句號,如今是梁唐雙俠的光鮮舞臺。他們如同楊過和小龍女,夫唱婦和,可以風光到幾時呢?

李國章快來學習什麼是文革

港大校委會在梁振英的操控之下踐踏學術自由,拖延並廢止了支持佔中的學者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港大學生忍無可忍,闖入會議室包圍身兼行會成員的校委會成員李國章,指摘他「可恥」,李國章其後向記者形容是「香港文化大革命」。

李國章是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是英國太平紳士。但是,他對於中國當代歷史的瞭解卻只有小學生水準,才會說出此種荒腔走板的話來。既然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了,包括李國章在內的「一小撮高級港人」,就應當好好學習當代中國歷史,尤其是作為中共禍國史之一部分的文革史,這樣才能知己知彼,而不是惟北京馬首是瞻。說不定還能從中國人民被中共擄掠和奴役的悲慘境況中,激發出對抗北京的極權專制的決心和勇氣,並矢志不渝地捍衛香港的自由法治。

近年來,港臺兩地蔑視民主和民權的官員,常常用文革和紅衛兵的典故來抹黑人民的反抗運動。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期間,此類聲音不絕於耳。這跟北京八九學運期間,鄧小平故意驚呼「文革再來」十分相似。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受害者,鄧小平當然知道一九八九年學生和市民自發的、以反腐敗和促改革為目標的民主運動,跟毛澤東一手操縱的、以打擊黨內競爭對手的文革毫無二致。但是,狡猾的鄧小平故意用這種說法抹黑民眾,為其動用野戰軍大開殺戒尋找理由。

這一次,李國章的計謀也從鄧小平而來。他給港大學生自發的抗議扣上文革這頂帽子,彷彿文革中的紅衛兵是一群自發造反的民粹。實際上,在共產黨統治無遠弗屆的毛澤東時代,學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受到黨國嚴密監控與規訓。若非毛澤東特許學生「奉旨造反」,學生只能規規矩矩,誰敢亂說亂動?

文革的本質是黨內的權力鬥爭,毛利用學生和民眾的造反達成其一己之私。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在其厚厚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正像人類社會中總存在著對權力和地位的激烈鬥爭一樣,文革根源於原則分歧和個人鬥爭。中國官方將文革解釋成兩條路線長期鬥爭的「最後決戰」:一方是毛的正確路線,另一方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最後,劉少奇身敗名裂、死不瞑目;毛澤東則大獲全勝,成為民眾頂禮膜拜的紅太陽。

李國章不會不知道,香港確實發生過一次「小型文革」,即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當時,受中國文革的影響,最初的工人運動演變成炸彈襲擊等恐怖主義事件,香港一度陷入全城戒備。期間,一千九百三十六人被檢控,約二百一十二名警務人員在內的八百零二人受傷,五十一人死亡,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反共立場的電台主持林彬被左派暴徒燒死。即便如今香港警隊在撰寫警隊歷史時,刻意抹去這個血腥的段落,但無數的證據清清楚楚地表明,北京當局是「六七暴動」的幕後操縱者。那麼,無比厭惡文革的李國章,應當向北京追討這筆沒有還給香港的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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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照片|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香港一夜之間變成了北韓

駐港解放軍一批代表到香港仔一間幼稚園參觀,並與學生一起製作聖誕禮物,個個都是活雷鋒。領隊的解放軍高級軍官說,愛港愛民是駐港部隊的優良傳統。解放軍進駐香港才一、二十年,哪裡有什麼傳統可言?

中國官員向來有「弄假成真」的本領,彷彿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城內濫殺無辜的不是同一支軍隊,彷彿每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抗議的對象另有其人。或許,這位高級軍官想說的,其實是這一句真話:「去年佔中運動的時候,我們對你們這群亂臣賊子慈悲為懷、網開一面,要是在北京,早就第二次開槍、殺無赦了。難道這還不能證明我們是一支仁義之師嗎?」

這家幼稚園的孩子們,早已受過校方的嚴格訓練,排列得整整齊齊,對著身穿戎裝的解放軍官兵鼓掌歡迎。鼓掌持續數十秒,孩子們稚嫩的手掌拍得紅通通。看來,這家香港幼稚園對孩子的愛國主義教育很成功。愛國必須同時愛共產黨和共產黨的黨軍,此種意識像電腦晶片一樣植入孩子們的大腦之中。

然而,需要做出的追問是:讓尚未成年的孩子不由自主地參與此類活動,有經過孩子的父母同意嗎?難道香港的父母們都心甘情願地讓孩子接受此種奴化教育,成為戴上紅領巾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這一幕,讓我不得不「直把香港當北韓」——我原以為,類似的情景只會出現在北韓的幼稚園。在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所著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書中,講述了北韓一家幼稚園的故事:大門口寫著「我們很幸福」的標語,教室裡清一色在黑板上方掛起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肖像。老師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教五到六歲的孩子們背誦金日成語錄。「可愛的小女孩或小男孩童言童語地高聲背誦金日成的語錄,總能引起大人輕聲的或咧嘴的微笑。」無論孩子們學習數學、科學、閱讀、音樂還是藝術,都要圍繞崇拜偉大領袖展開。比如,一道數學題是這樣的:「三個男孩與兩個女孩唱歌讚美金日成主席,唱歌的孩子一共有多少人?」如今,恭迎解放軍前來表演親民秀的香港幼稚園,離這種「奴在心者」的狀態還有多遠呢?

不過,倘若解放軍駐港部隊以為多舉辦幾次此類「親民活動」就能讓港人「歸心」,那就太自以為是了。香港畢竟是一座國際都市,還保有相當的新聞自由,香港的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必定可以看到六四天安門屠城的血腥畫面,而此畫面會將訪問幼稚園的、笑容可掬的解放軍官兵的記憶擊得粉碎。從雨傘革命到反送中運動,許多香港中學生衝鋒在抗爭的最前線,年輕一代香港人天然地拋棄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因為,今天的中國跟清末詩人龔自珍筆下的清帝國毫無二致——「官無廉官,吏無能吏,兵無勇士,軍無良將,民無良民,甚至盜無俠盜」。這樣「祖國」實在不值得愛。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