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城中故事》:母親的中華商場回憶——在「白光冰果室」工作,林青霞在此被發掘

《臺北城中故事》:母親的中華商場回憶——在「白光冰果室」工作,林青霞在此被發掘
中華路鐵道東側違章棚屋於1960年7月30日拆除時之剪影|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華商場的興建原因,是因為原有的棚屋聚落有礙市容觀瞻,而中華商場最後面臨強制拆除,則是因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黃大洲除了已下令拆除大安森林公園與艋舺等兩座計畫公園上的大面積違章建築外,也開始思考是否拆除有三十一年歷史的中華商場。

文:高傳棋

【中華商場的流金歲月】

(前略)

中華商場的興建與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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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戰後初期中華路棚戶。
  • 棚屋聚落的拆除

在中華路棚屋聚落形成後的十多年間,鐵道旁的環境日益惡劣、髒亂,甚至時常發生火災。在日治時期,中華路的前身三線路可說是日本人的重要市政建設,轉眼間卻成了台北市市容的「盲腸」。一九五九年十月間,老蔣總統巡經殘破不堪的棚屋聚落,目睹裡頭居住著許多跟他一起撤退來台的軍眷同胞生活後,便特別在第六十三次「反共抗俄總動員會報」中指示應徹底整頓。

在戒嚴時期,老蔣的指示如同一紙軍令狀,不久後當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警備總司令黃杰,指定警總副總司令李立柏趕緊成立「指導會報」,負責協調相關機關,省政府、警總、北市府等單位則共同組成「中華商場整建委員會」,由當年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黃啟瑞來擔任主任委員。

隔年三月初,省政府主席周至柔作出最後決議,決定拆除中華路鐵道旁的三列臨時棚屋,並整建出八棟鋼筋水泥式的三層現代化樓房。於是從一九六○年六月起,棚屋聚落東側九百三十一間棚屋開始一一被拆除。原預定要在一百八十個工作天興建完成的中華商場,最後竟然提早三十一個工作天就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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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艋舺與西門町空中照,圖片中央幾棟為中華商場。
  • 台北市街頭最為新穎的百貨商場

興建完工後的中華商場,在全長約一千一百七十一公尺、八棟三層樓的建築物中,總計有一千六百四十四個小店面,是當時台北市最為新穎、商業營業總面積最大的百貨商場。一千多間商店鋪,除了用來安置原有居住在簡陋棚屋裡的住戶與商家外,其中的一百五十多間的攤位,市政府統一安置舊台北城內外一帶,如懷寧街、貴陽街、桃源街、愛國西路、延平南路,甚至信義路、南京西路、重慶北路等,由嚴重妨礙市容景觀的違章建築戶承租。

完工後,八棟商場由省主席周至柔題字命名為「中華商場」、警備總司令黃杰分別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命名各棟建築物,隨後也一併拓寬商場附近的道路,使得中華路在當時成為台北市境內最為寬廣的四線道馬路。到了一九七一年,連接中華商場與城內的人行陸橋也陸續開放通行,讓中華商場、西門町以及位於原城中區一帶的消費人潮可以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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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華商場。
  • 加速老城台北的都市更新

中華商場的興建原因,是因為原有的棚屋聚落有礙市容觀瞻,而中華商場最後面臨強制拆除,則是因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黃大洲除了已下令拆除大安森林公園與艋舺等兩座計畫公園上的大面積違章建築外,也開始思考是否拆除有三十一年歷史的中華商場。當時市府為了改善台北舊市區的交通,並加速台北的都更,於是開始規劃市區縱貫鐵路的地下化,以及未來的台北捷運系統。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十點左右,從原忠棟的「福發電器公司」與「三光電腦」開始,敲下了中華商場的第一塊磚,直到當天晚上八點,忠棟全部拆除完畢,其餘的「孝、仁、愛、信、義、和、平」等棟,也陸續被大型破碎機與怪手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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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2日中華商場增建計畫透視圖。

母親的中華商場回憶

戰後殘破的台北街景筆者母親生於一九三九年,老家在台北郊區的新店直潭。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外公帶著一家五口,舉家搬到戰後破敗、等待重建的台北城。當時,外公在親戚推薦下,進入到總統府(時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擔任倉庫管理員,一家五口則是住進中華路西門圓環附近,漢中街一五九號日本人所留下的空屋裡。

家母當年來到台北城,眼見城內與城外到處是美軍空襲遺留下的殘破街景與無人房舍,其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中華路鐵道旁,每隔約二、三十公尺的間隔就有一個防空洞入口。家母年幼時,最喜歡與鄰居小孩到防空洞裡去摘野花、玩躲貓貓,大雨過後,裡面常有積水。這些防空洞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在二戰期間,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為止,老城台北「艋舺、大稻埕、台北城」等三市街裡的住戶,經常要躲避盟軍的空襲,並在空襲警報響起時,就近到鄰近的防空洞避難。我們可以想像距今七十年前,中華路鐵道旁沿線布滿防空洞的景象。

至於後來出現在中華路的棚屋聚落,母親曾說因為當年來此居住的人太多,於是政府就填平中華路上的防空洞,在上面蓋起了「竹子厝」,即所謂的臨時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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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華商場夜景。
  • 在冰品名店「白光冰果室」工作

由於家裡窮困,母親除了照顧自小來家裡當舅舅童養媳的阿妗(舅媽),還要分擔家中生計,因此小學畢業後就無法繼續升學。一九五○年代初期,由於戰爭剛結束,加上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影響,小學剛畢業的母親不好找工作,於是到西門町一帶,今天鴨肉扁旁的巷子裡,在外省人開設的扁食餐廳裡幫忙洗碗。後來在朋友的引薦下,母親輾轉來到成都路上的「白光冰果室」,當端盤子的幫傭小妹,之後一路被提拔成為店內的出納記帳人員。白光冰果室生意好時,每天的營業額高達好幾萬元。

如果讀者從網路上查詢「白光冰果室」等關鍵字,便會出現一張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由中央社記者潘月康所拍攝的珍貴照片,照片裡清晰可見距今五十年的成都路街景:從昆明街口由西往東望,除看到大世界戲院的斗大電影看板,

對面有「生生美容整型醫院」、「聖一人像攝影」、「白光冰果室」、「新時代時裝」等招牌,也可看到位於中華路西門圓環邊的高聳廣告塔招牌。此外,讓母親印象深刻的是,在白光冰果室對面有一家政府所設立的「台灣石炭(煤礦)調查委員會」,專門處理當時台灣煤礦礦坑災變後的善後與賠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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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作者母親(右)與友人在白光冰果室店外騎樓留影。
  • 一代巨星林青霞在此被發掘

據說母親所工作的白光冰果室,因為正好位在熱鬧非凡的大世界戲院正對面,當推出號稱西門町最早的霜淇淋時,廣受歡迎,店內生意最繁忙時,跟母親一樣的記帳小姐多達十來位。母親嫁給父親後不久,在當年的社會氛圍下,女性大多會辭職當全職的家庭主婦,母親也不例外,而在離開白光冰果室時,她已在此工作近二十年之久,月薪早已從三百元飛躍到八千多元了。母親離開白光冰果室四年後,在萬華西側、淡水河對岸三重鎮出生的巨星林青霞也來到冰果店,從此改變了她的一生。一九七二年林青霞從金陵女中畢業後,因大學聯考失利而進入重考班,當年不愛讀書的她,經常與好友相約逛中華商場與西門町。據說林青霞就是在白光冰果室吃冰時被星探發掘。

好景不常,當競爭對手白熊冰淇淋店出現後,白光冰果室的生意就不如以往。當年開設在今天蜂大咖啡附近的白熊冰淇淋店,所販售的冰淇淋、雪糕、冰磚,不僅品質優良,而且備受消費者喜愛,可說是一九七○年代的哈根達斯。此外,白熊所販賣的各種味美質純且單價高的冰品,在當時也深受駐台美軍顧問團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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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位於中華路旁的新生大戲院。
  • 親眼目睹新生戲院大火悲劇

除了母親的回憶之外,在國家電影中心典藏的「台影新聞史料」中,可以找到兩捲與中華路有關的珍貴影片:一九五六年「新生大廈落成」,以及一九六六年「新生戲院大火」。

真實的影音紀錄也間接證實了母親的說法。當年中華路上最為壯觀的新生大廈,除了電梯外,整棟建築裡還有「建新百貨」、咖啡廳、餐廳,甚至「萬國聯誼社」(萬國舞廳),那時許多來西門町約會看電影或逛街的人,大多會相約在新生大樓碰面。一九六六年農曆新年前夕,母親還在白光冰果室工作時,在冰果室東側、位於西門圓環的「新生戲院」突然發生火災,火勢非常大,西門町一帶的店家害怕被火場灰燼波及,紛紛關上門窗,白光也不例外。大批民眾跑到火場圍觀,當時有不少人罹難(共計二十九人死亡)。比較特別的是,因為當時台灣人不太熟悉彈奏西方樂器,所以開設在新生大廈裡的一些舞廳、歌廳,大都聘請外籍音樂伴奏師,因此死亡名單中有些是香港與韓國人。

在祝融肆虐過後,有廠商將新生戲院原址改建成為新聲戲院,但新聲戲院從落成啟用後,就不斷傳出鬧鬼的消息。不料經過二十年時間,祝融再度降臨此地,新聲戲院也被燒成廢墟。到了二○○二年,「錢櫃KTV」中華新館大樓才在兩場大火的舊址落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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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碩斌、林月先、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徐明瀚

這裡是清代的「府前街」、日治時期總督府前的「本町通」;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重慶南路見證了近代台灣的權力交替與政經流轉,也帶動了附近區域的發展;
重慶南路是政經樞紐之路,也是充滿故事的道路。

臺北城中故事發生的舞台大抵在清代台北城的範圍,涵括今天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日治時期的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一帶街區。這些街區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逐漸展現出現代化城市的面貌。這一帶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在城中故事裡,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引領讀者進入城中各個階段由生至衰、由沉潛再次轉型的軌跡。

城中重要的道路──重慶南路,是交通輻輳之地,緊鄰總統府、西門町、台北火車站,與西門町、中華商場,形成一大商圈。這條路在清朝的舊名為「府前街」、「文武街」,在日治時期稱為「本町通り」,到了1947年重新命名為「重慶南路」。雖然只有短短三公里,卻曾經是政經文化的樞紐,連結起城中的繁榮,在1970-80年代達到顛峰。

在日治時期,因應都市計畫需求而形塑了現代風景,經過兩次市區改築,建築街景大致已形塑。1910年代市區改築時興建了台北消防組、攝津館、台灣書籍株式會社,在1920年代後期則設立了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台北支店、三十四銀行台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鋪、新高堂書店、台灣銀行、總督府、台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在近二十年的拓展過程中,重慶南路的建築街景與地標於焉成形。

在1980年代以前,重慶南路書店林立,聲勢壯大,文字與思想在此匯聚交流,成為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而書店街的歷史啟動器,就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高堂」,1898年起創辦人村崎長昶從小型文具商發展為書店龍頭,於是新高堂書店、西尾商店、新起町一帶的東陽堂和鹿子島等,及榮町的文明堂、杉田等書店在一百年前形成書店街,並進行空間大改造。除了本町通和榮町通的日文書店外,大稻埕太平町也曾經發展出另一條書店街,如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謝雪紅的國際書局,儘管曇花一現,卻都是日治時期新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

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老字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以及經銷教科書的台灣書店、戰後第一間本土創辦的東方出版社、迄今仍具規模的三民書局、被譽為那個年代最好的文星書店……,都匯聚在重慶南路這塊沃土上。書街上各種知識與各式風景相互混雜。這些書店各有專擅,成為各個世代重要思想養分的汲取地。在白色恐怖時期,重慶南路書報攤是禁書的流通點,滋養並啟迪了黨外政治與思想。從台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民書局等編修辭典起家的書店,再轉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街道騎樓上周夢蝶書攤子、禁書書攤和文星書店,蔚為一片生態盎然的書森林,作家季季因此寫下:「文星和明星,印刻了我來台北後最早的寫作記憶。成為我日後不斷想要重返的生命場域。」還有西西:「經過周夢蝶的書攤子的時候,我們停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書店裡不可能再找到的詩集。譬如:一些很舊的詩集,流速緩慢、流域不廣的詩集,靜默的詩集,等等。」曾幾何時,這片茂盛的書森林逐年凋落成零星的枝葉,令人不勝唏噓。

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的辻利茶舖。三好德三郎在此販售老家的宇治綠茶和台灣的烏龍茶,透過參與一場場茶葉共進會、博覽會,投入大量的行銷廣告,讓台灣烏龍揚名國際。這位居台四十年、埋骨台灣的日本名流也積極參與公益與政治活動,穿梭於官民之間調和鼎鼐,讓人們看到這位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精彩鮮活的人生。

走到中華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民在1950-60年代於中華路鐵道旁搭起棚屋聚落,進行商業活動。棚屋拆除後,1960-80年代在新建的八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華商場聚集成繁華的景象,各式商品、各路人馬在此川流不息,形成中華路和中華路兩側地景與庶民生活變遷史。在中華商場裡的家鄉味餐館、學生制服訂製店、電子零件行、唱片行等商店,帶領人們神遊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令人玩味。  

本書時序涵蓋清領、日治至今,每頁故事既個別又半透明地相互疊合,其中的街廓紋理、城市歷史、建築、人物、產業都交互滲透在每個時代的切片裡。雖然現在重慶南路上旅館、藥妝店、餐廳取代了昔日的人文景觀,但過往仍一直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一幕幕生動的場景。昔日勝景不再,逝去的城區地景與記憶也無法逆轉,所幸我們仍可透過書籍的出版,重新捕捉重慶南路街區的歷史細節,比過去更了解過去。

(左岸_L)臺北城中故事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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