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警訊》:政治掛帥、經濟矛盾、中西分歧,習近平必須解決的三大難題

《紅旗警訊》:政治掛帥、經濟矛盾、中西分歧,習近平必須解決的三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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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習近平的中國將在本身與西方之間開闢一道新鴻溝,不僅牽涉到政治取向與價值觀,同時還有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與國際關係,在這一方面,中國已準備對西方下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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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

對中國、亞洲與西方,習近平的行止影響深遠。我們未來必定會面對三個基本議題,這正是我在本書所要強調的。

政治重新掛帥

首先,雖然習近平並不是中國集權主義的始作俑者,但是中央集權與以他為中心的控制權已為中國的現代史創造了「獨裁政權」的新篇章。有人將他比做毛澤東,姑且不論這樣的比喻是否正確,他的確是借用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用詞「政治掛帥」來追憶毛澤東的時代。習近平的政治就是黨的政治,而國內政策與國際關係也只有黨說了算,不是集體機構或是技術官僚能夠置喙。黨其實就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社會主義的定義性特徵,不只是在經濟與商業,在教育、體育與文化各層面都是無所不在。

我以「回響」做為第一章的標題,是有意提醒儘管中國已有上千年的發展,有些事情仍是沒有改變,就像過去的回響,以此言之,習近平是新皇帝的說法就引起共鳴。由此也產生困擾中國已有千年之久的兩個治理問題:缺少層層負責的機制與所謂「壞皇帝」的問題,無法進行有序繼承。由於缺乏制度上的限制與共識,難以預測習近平治理的中國的行為,尤其是在其犯錯、失策與失算的時候。如今已沒有問責機制來移除壞皇帝,而至少可以讓習近平在二○二二年交出政權的任期制也已撤除。

我們知道,中國領先全球建立一套植基於道德高標準的高效率官僚體系,然而在過去並不能解救因皇帝遠在天邊或是反應遲緩而導致的衰敗,未來也不會。習近平現在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而且如果他要的話,將是終身的國家主席,地位崇高。習近平大權獨攬,黨和其機構則是奇妙地融合力量與弱點。

一個強大的政黨國家在政策上可以維持其一致性與連貫性,有人或許會爭論在數位化與資訊密集的社會中,高層官員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在做什麼或要做什麼。不過此一議題的重點不是官員知道什麼而是如果知道,會如何反應,在資訊本身賦予人民權力的時代,更是如此。政策的一致性與連貫性並不代表一定就是好的或設想周到的政策。的確如此,集權化本身就取代了制度化、法規的透明化,與通常用來治理社會的規範。

治理與制度也因此成為中國二十一世紀所要面對的挑戰,而且如今更顯重要。不受限制的權力、言論受阻、加強國家審查與限制學習、對異議份子的打壓,以及將國家監察委員會纳入憲法,可不是推動改革與促進經濟的理想幫手。政治、法規與其他型式的干涉手段現在也進入企業董事會中,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然而這也是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

在習近平執政的中國,政治長期以來都是在後面推動經濟發展的順風,然而如今卻變成令人望而生畏的逆風。不過中國論點卻是持相反的論調,只是也受到一些國外批評人士的挑戰。中國的論點是政黨國家的強勢正是當前環境所需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經濟思維與表現破產之際。到底誰才是對的,目前言之尚早。不過儘管我們在為西方療傷止痛,我們也不能只因為中國模式有所不同而認為就會成功。

錯綜複雜的經濟矛盾

其次,中國面對許多經濟挑戰,而且這些都已存在多時。習近平和他的親信顧問都知道經濟模式需要改變,他們面對的主要矛盾是在於一邊是現代化、市場與實施法治的需求,一邊則是政黨國家,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老式的辯證法會將其歸於意識型態,承認黨在經濟與社會的所有事務之上。但是這樣並不能保證此一方式足以化解我們在本書中所講的四個陷阱。債務與匯率陷阱在未來幾年就會出現,還有在中期需要面對的人口老化與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所處的還是一個貿易相對不友善,黨干涉大增的環境。

二○一七年第十九屆全國黨代表大會,黨改變需要解決的官方「中央矛盾」。自一九八一年以來,中央矛盾指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明需求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衝突。不過現在說的是「發展不平衡、不充足,和人民需求不斷增長」的矛盾。兩者之間主要的不同點,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政府的優先目標是由以任何代價(包括環境在內)來推動經濟高度成長,轉向金融穩定,這已成為協調性的監管活動目標、改善環境與汙染、降低所得與地域不均,以及強化社會安全網。

中國只有戒掉設立不切實際的成長目標的癮頭,這些優先目標才具有意義。現在至少還無法確定是否會發生,不過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而其答案要看中國對改革有何期待與中國如何因應本書所強調的四個陷阱。

我在前言中提到GDP目標,強調中國是如何把GDP設為目標,而不是如西方的評量體系把GDP做為隨機支出決策的結果。把GDP設為目標的問題是無異於賦予其交出GDP爛成績的執照,也就是不具商業性、債台高築與虧損連連的投資,以及終究需要償還而會傷害到GDP的貸款。

目標看來仍會留在原地不動,而現行的目標是將二○一○到二○年的人均所得提高一倍。然而最嚴峻的考驗,同時也是中國最主要的矛盾,在於中國共產黨是否會在二○二○年與之後改弦易轍,與是否真的已準備好接受一個減少依賴信貸,轉而強調以人為本、環境與社會目標,而成長明顯減緩的經濟。

為經濟與金融體系去槓桿化,同時要避免經濟成長至少數年間不致有實質損傷,是一件難事。然而政府當局同時還要削減重工業產能、減少所得不均、改善環境,推動黨介入所有領域的商業決策,並且還要管理一個更為嚴峻的貿易環境,實在很難想像經濟成長如何不會顯著下降。政府會允許經濟成長率降至百分之三,也就是現今大致的趨勢成長水準嗎?如果允許,將會意義重大。如果沒有,而只是繼續維持一個非正式或遮遮掩掩,在百分之五.五到百分之六.五的目標,就毫無意義可言。這一切的關鍵在於實行,而不是口號。政府當局大概會對經濟的周期表現維持高度敏感,尤其是在就業與社會穩定方面。我不認為中國會在可見的未來放棄其成長目標,不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的,然而這也會使其能否有效與順利處理債務陷阱的工作更趨複雜

如我所說,改革是萬方矚目的目標,然而卻不會依循西方經濟體所開出的藥方。他們可能包括維持金融穩定的措施與減少如煤炭、鋼鐵等工業的過剩產能,對於若干價格與特定產品與部門的補貼與關稅實施自由化,對一些私營企業,包括外商在內,開放一些機會,以及針對一些新科技設立頗具野心的目標。中國的改革是漸進與安定導向的,同時著重政府各層級的行政與監管。這些改革將會在國家主義與保護主義的圍欄後產生。

在金融部門,政府已針對金融產品的行銷管道與會計,還有一些大型企業集團風險承擔相關行為,採取更為嚴格的監管政策。信貸成長已在減緩,儘管持續升高。不過在政策面,需要進一步著重信貸來源與主要使用人、信貸的資金結構、無處不在的保證,以及針對金融機構、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借貸平台的去槓桿化。去槓桿化會牽涉到資產出售、合併、關閉與破產、保證的逐漸減少與紓困,以及壞債勾銷或減記所形成的成本分配。政府能否做到這些,而且還是自願的,不無疑問。當經濟成長減緩至被視為太低的水準時,考驗就將到來。如果政府又重踩經濟成長加速油門,債務益趨混亂的風險也會更加明顯。

政府處置的方式與時間點將決定人民幣陷阱何時打開。有關此一議題最主要的爭議是一個鬆軟的釘住匯率制與一套大量印鈔,與支撐其價值的外匯儲備不成比例的金融系統,兩者之間的不相容。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外匯儲備最後終將難以支應。但是不論這樣的情況是否會發生,中國終究必須藉著升值或貶值來擺脫債務,不論是哪種方式都會造成資金自中國出走的結局。儘管有資本管制的措施,但是中國對資本出走高度敏感,我們可以預期人民幣未來將會走軟。現行的資本管制政策能讓中國多有一些時間,但是並非永遠。總而言之,由於中國政府不可能實施資本外流自由化,對外收支順差的情況一時之間也不會改變,儘管我們經常聽到有關人民幣將成為國際貨幣,甚至是全球主要外匯儲備貨幣的宣揚,這也只不過是花言巧語勝過現實的另一個例子。

US dollar bill (Ben Franklin) and Chinese yuan banknote (Mao Zedong) close up macro,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oney closeup -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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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二十年與之後的時間裡,習近平執政的中國必須找到一套屬於自己因應人口快速老化與勞動力減退的機制。中國出現這些情況的時間之快,僅及先進經濟體的四分之一,而且人均所得與財富都相對較低。就退休金與健保的條件來看,起始點都不錯,但是福利不夠慷慨,資金也不夠充裕,許多城市的民工都沒有當地戶口,而遭到差別待遇。有人主張中國的社會制度並不差,因為已學到西方國家年紀相關支出太多而成本壓力大增的教訓。不過這聽來像是為政府的惰性與無能找來一個差勁的藉口。

中國能否通過重大的經濟考驗就看是否能夠躲開中等收入陷阱。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須克服財務槓桿、債務、經濟再平衡與社會政策等議題,以及重新促進生產力的成長。二○二○年代之前,我們應更加了解風向為何。許多觀察人士與投資人都認為,習近平治理的中國與其他中等所得國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其經濟規模、廣大的市場、勇往直前,主導性強烈的政府,以及一心一意堅持要在新工業取得成功的決心。我們應該留意這些特質,並且不要驟下專制國家必然失敗的結論。

不過,如我所說,儘管經濟、科學與工程上的成就非凡,值得誇耀,但是並不足以代表更為廣泛的經濟成功,或是取得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通行證。我們應該強調制度的品質、持續性與包容性,以及透過治理來推動新科技進而激發生產力的全面成長。在此一方面,習近平的中國最多也就是處於現在進行式。中國毫無疑問會取得科技上的巨大成功,但是同時也要面對在經濟與社會上身兼所有人、推廣人與監管人等角色,所造成的衝突,而且可能永遠無法解決其推動改革與經濟轉型,最大障礙就是黨本身的系統性矛盾。

新分歧

第三,習近平的中國將在本身與西方之間開闢一道新鴻溝,不僅牽涉到政治取向與價值觀,同時還有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與國際關係,在這一方面,中國已準備對西方下戰書。

有一天,某人或許會改寫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二○○○年的名著《大分歧: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新作者的副標可能是這樣:「中國、西方與現代科技經濟的形成」。彭慕蘭長期觀察長江與西北歐的生活水平、農業與自然生態,而做出結論。約在兩世紀之前,歐洲將中國置於陰影之下是因為有了煤炭與接近新世界,而能夠利用資源密集與節省人力的科技。

如果改寫,可能有一天就要檢驗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新分歧,而且這一回是中國佔有優勢。或者是為什麼沒有出現像許多人預期必然會發生的情況。不過焦點都會是在科技的發展與利用,包括人工智慧、大數據與機器人,以及大量的產品與製程創新。

這將是一場對決,一方是中國由國家指導的數位專制主義實驗,一方則是西方由公共機構培育私部門科技的傳統經驗。

在「中等收入陷阱」一章中,我強調中共積極對中國自己的科技巨擘與新興企業提供支持、資金與強化夥伴關係,以開發和整合人工智慧、五G網路、大數據、物聯網(讓一般物件發送與接收訊息的裝置)、雲端計算,以及科學園區與實驗室的建立。中共當局要展示聯合政府的領導、研發支出、建立明確的優先政策,以及利用龐大的市場規模與資訊收集的相對優勢,將可達成坐上全球科技領導地位的目標。就一定程度而言,在發展一些科技應用上,儘管並非他們全球商業化所必須的條件,中國沒有類似西方的隱私法也是其一項優勢。

中國科技業者已在發展電子商務、行動裝置支付系統、獨角獸與新興業者等方面頗有成就,最近更是設立社會信用系統,這是透過利用先進的臉部識別科技的大數據系統,來建立有關居住、旅遊與活動、社交媒體、健康與財務等方面的個人訊息。此一系統的核心元素,已擴展到監看與追蹤企業的活動。中國的科技巨擘,包括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與小米,當年都是在接受保護,遠離美國與西方其他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繁榮興旺,如今都已成為高價值與雄心萬丈的企業,對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市場提供人工智慧、社交媒體、電子支付、通訊與電子商務等產品與服務。

雖然不時出現一些主張中國科技公司已贏得全球科技領先地位競賽的說法,往往顯得志得意滿與幼稚,不過所有人也應該能夠同意中國科技公司正急起直追,甚至已迎頭趕上他們的美國對手。谷歌(Google)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的董事長舒密特(Eric Schmidt)認為,未來是屬於能夠掌握人工智慧潮流的國家,而中國顯然已迎向挑戰,美國看來卻是走錯了方向。

的確如此,根據美國國會二○一八年委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製作的年報指出,儘管美國在研發、創業投資、最高級學位,與高科技製造生產等方面仍維持領先地位,但是在一些重要領域的領先地位已有所下滑。整體上美國在人工智慧仍居領先地位,但是例如百度在語音識別上已是全球的頂尖公司之一。在研發支出上,中國雖然落後美國而名列第二,但是差距極小,同時在創業投資與對企業提供知識與科技服務上,中國所佔份額已達美國的一半。在後兩項,中國自二○一二年以來進步神速,儘管起點偏低。中國的科學與工程方面的學士學位人數近年來有所增加,但是在博士學位仍落後美國。

中國儘管聲勢浩大,但是在人工智慧上仍有諸多限制。根據領英(LinkedIn)在二○一七年初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工作的人工智慧專家有五萬人,不及美國的八萬五千人,若是按照人口比率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的鴻溝。當然,隨著時間的過去,此一鴻溝也將靠攏 ,但是由於中國大學入學與畢業人數相對較低的情況來看,恐怕還要等上好幾年。

希望該基金會能夠在國會與華府爭取到支持,起而反對川普最近所提要對人工智慧預算刪減百分之十基邦基金的預算案。

雖然他們相互競爭,但是中國與美國的科技業者也在許多方面進行合作,這是因為中國的法規環境包括禁止美國企業提供產品與服務、有敵意的反壟斷機構、採購政策與創投相關規定。臉書就與中國手機製造商小米合作製造虛擬實境耳機。蘋果則與雲上貴州大數據建立相片與訊儲存的合作關係。電信巨擘華為與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則與西方進業達成協議,幫助他們結合雙方截然不同的領域。與此同時,他們不僅在新興與開發中國家直接競爭,也藉由改變對方的策略與產品來間接競爭,儘管他們在對方國家中的市場有限。

但是,合作總是被對立的陰影所遮掩,我們已可以在中國與西方經濟體發展新科技與融入社會的方式上看到不斷擴大的分歧。如我在第八章所指出的,美國當局透過國家安全的有色眼鏡,對於中國在美國科技與其他部門的投資越來越提防,中興通訊與華為在二○一八年都成為其重點目標。在中國,二○一七年開始實施新的網路安全法,主要是管理資訊的使用與儲存,限制在中國的外國科技公司的營業。然而在此同時,美國與歐盟則是加強關注應用在隱私權方面的法規,有些產業專家認為這可能會成為未來相關科技發展的最新金牌基準。

例如在二○一八年始生效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其目的是保護與授權歐盟所有人民的資訊隱私權,並且修正歐盟所有組織收集、使用,與儲存資訊的方式。此一法律的重大影影響之一是非歐盟國家必須配合歐盟的資訊條例,否則就將面臨被擁有五億人民的龐大市場拒絕於門外的風險。歐盟尋求建立相關的法規與標準,希望其他國家能夠予以遵守。這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發展數位科技的例子,中國可能會發現難以在歐盟競爭,甚至在第三國也是如此。

中國與西方之間在現代科技興起的環境上截然不同。中國的數位專制主義是圍繞著由黨中央集權式地,由上而下指導與支持科技發展,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必須串聯。一個在審查之牆後快速發展的監視國家或許在收集資訊上具有高效,但是在創造與破壞上卻是顯得遲滯枯燥;然而,這也正是西方傳統上擁有強大優勢的地方。

相較於他們的外國對手,中國企業得利於許多公共政策工具與裝備,包括財務、利率與稅賦的優惠、特有而有利的技術標準、佔有優勢的競爭與採購條件、有利國內生產商的市場管道,以及在投資、貿易與智慧財產權等方面的特殊待遇。但是西方企業能夠自由從事他們的領域、實驗與失敗。他們大都是由大學的研究活動、研究小組,與從下而上的壓力團體所驅動。中國表示正在發展一套可以更加容忍風險的制度,但是此一制度在評估與帶動科學家、學習計畫與方式上,都不能與西方鼓勵與接受風險的方式相匹敵。

中國期望其科技業者能夠在政府的產業政策上扮演中心的角色與達成量化目標。這些目標包括在二○三○年前達到國內市佔率的特定水準,一般來說是在百分之七○到八○的區間。量化目標是應用於智慧製造,包括機器人與零件、雲端計算與大數據,以及資訊科技。但是並沒有實驗證據顯示這樣的方式能夠成功驅動通用科技,即是在往往沒有事先規劃與無從預測的部門與應用上的科學成就與創新。在原來的大分歧之前,中國的確擁有豐富的科學成就,但是並不足夠。前蘇聯也是如此。如果下一個大分歧不是由科技成就本身來決定,而是由廣泛與驚奇的各種創新副產品、中國對西方價值與方式的壓制與敵意,以及對社交媒體與資訊的管制來決定,以中國過去令人驚艷的科技成就來看,實是一個怪異的扭曲。

相關書摘 《紅旗警訊》:「一帶一路」——經濟與地緣政治的驅動者,也是分裂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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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
譯者:袁立山

「如果要了解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未來數十年將面對的難題與決定,很難找得到能超越本書的著作。」

——柯益爾(Diane Coyle),英國經濟學家、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信託(BBC Trust)副主席

美中貿易戰開打
中國經濟內外夾攻
四大陷阱讓習近平如坐針氈

中國從上個世紀末推動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家以為透過日趨緊密的貿易往來,中國將會因此更加融入國際社會,並逐漸影響其國內的政治體制,朝向自由民主的目標邁進。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共廢除原本條文中限制國家主席最多僅能連任一次的規定,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終生掌權賦予合法地位。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不管在境內或海外,都已成為龐大且自信的強權,但同時也面臨嚴峻的考驗。尤其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香港反送中示威衝突持續加溫,有可能成為美中貿易戰的籌碼,讓川普政府進一步對習近平施壓。

本書作者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曾任瑞銀(UBS)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也是著名的中國經濟評論家,他在本書深度剖析習近平執政的中國,除了遭遇美中貿易爭端,內部也面臨四大陷阱:債務、人民幣、人口老化與中等收入。

本書分三部分。第一部講述中國自十九世紀到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及一路走到今日在經濟上所經歷的重大轉折與改變。第二部是關於中國面臨的四大陷阱:中國經濟與社會,能否承受以增債或減債的方式擺脫負債陷阱;為何人民幣難以成為全球性儲備貨幣,中國能否在債務問題下維持人民幣的穩定;中國人口老化速度超過西方國家,而其相對較低的人均所得,使得中國未富卻先老的社會問題;以及中等收入陷阱,探討習近平治理的中國,為何陷入政治與經濟逆境。

第三部探討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中國企圖成為全球新領袖的情況下,誤會與失算,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摩擦而影響貿易與投資;習近平打造的一帶一路,到底是歐亞大陸的發展計畫,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計畫;習近平企圖證明專制且獨裁的中國,可以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標準的富有國家形象,但要達成目標,中國必須接受經濟低成長的現實,及維持生產力繼續成長。

習近平執政的中國讓我們警醒,必須重新思考與中國在政治和商業的交往之道。我們應該思索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在何處應該畫下紅線,以及在何時應該發揮影響力。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了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局,中國經濟眼下與未來所面臨的挑戰。這就是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我們需要提防中國已顯現的危險訊號、經濟警訊,對於習近平統治的中國帶來的陰影,必須有所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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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