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障女性要生存,制度與社會性歧視卻讓她們尊嚴掃地

身障女性要生存,制度與社會性歧視卻讓她們尊嚴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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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保障障礙者就業,政府推動「定額進用」制度,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的單位僱用障礙者,若沒有達標就額外課以差額補助費。然而,制度為障礙者開出了職缺,卻沒能解決雇主的歧視與惡意。

文、圖:林紘晟

辣台妹曾寫過兩篇關於障礙女性生育的文章,今天要來講講身障女性的勞動處境。

要理解身障女性在工作時遇到的困難,必須同時關注「障礙」與「女性」兩個身份。例如,2016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的統計顯示,全體男性與全體女性的平均月收分別為42K與36K。障礙男性是27K,障礙女性幾乎只有全體男性的一半,月收平均是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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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女性要生存,身體與空間的不便讓她們需要加倍費力,但制度性與社會性歧視卻會讓她們尊嚴掃地,甚至有生命危險。今天,著重在制度性與社會性歧視,我們一起來看看身障女性們在工作現場的心聲。

要工作還是尊嚴?

工作不只是為了賺錢,也是一個人邁向獨立、追求自我肯定,並在社會中建立尊嚴的重要途徑。然而,為了工作,身障女性往往難保尊嚴。

淑惠(化名)出生彰化,在家中排行最後,沒有上過小學。到台北找工作卻屢屢受挫,最後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賣口香糖與彩券。曾有路人刮刮樂沒中獎,跟她說「你們腳這樣子一定是上輩子做什麼不好的,你們又騙人家的錢,你們下輩子要做什麼?」,她當場回說「我下輩子不要當人了!」

除了針對障礙的歧視,性騷擾也是身障女性街賣者的日常遭遇。

「我一個朋友也是從事街賣工作,......,卡拉OK的地方就遇到性騷擾,她手沒辦法把別人推開,但是有些酒客就會跟他很靠近,或是說一些性騷擾的話語,她前幾天說有人就親下去了,她嚇到哭出來。」

「曾有路人對我說,『你的彩券有在賣,那你的身體有沒有在賣』」

最後,許多身障女性街賣者也遇過光天化日下的偷盜。無力捍衛自己也無力反擊,身障女性遇到商品被拿走時,往往只能道德勸說,或是說服自己「他可能比我需要吧!」

也有身障女性分享到,「原以為這種狀況只會在街頭,有自己的店面就沒事了。沒想到有了店面還是一樣,會直接把東西拿走!」

無所不在的歧視

從事街賣有一定的危險性,且收入不穩定。若可以選擇,許多身障女性都會希望能到公司或公家單位上班。

為了保障障礙者就業,政府推動「定額進用」制度,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的單位僱用障礙者,若沒有達標就額外課以差額補助費。然而,制度為障礙者開出了職缺,卻沒能解決雇主的歧視與惡意。

「你們就是靠政府啊不然怎麼會有工作。」
「我們寧可被罰錢也不要請你們來。」
「看你喜歡多少,我拿錢給你就好你回家。」

這些話語都是女性身障的親身經歷。很多身障女性都反應,明明事前有告知身障身份,也收到面試通知了,到了現場雇主卻用千百種說法委婉拒絕,或是直接說「已經不需要人了」。

就算進入職場,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與迷思還是存在。

曉玲(化名)是小兒麻痹患者,需要乘坐輪椅。民國六十年代,政府跟企業合作成立殘障工廠,環境是為障礙者設計,「對我們來講是一大福音」。但是除了工資低,工廠有受到政府跟名間補助,每次有人來參觀時,老闆就說「你們要裝可憐一點別人才會給錢」。

「我就很不爽 ...... 我是用勞力賺錢用我的勞力換工資,為什麼要裝可憐?」

正向積極、鼓舞人心是另一個刻板印象。韻如(化名)是重度聽障,大學念特教系,她在學校開始發現眾人的刻板印象:「他們都會覺得,你們障礙者是要樂觀的狀態去面對人群!我們常常被這樣要求。」這樣的標準讓她內心充滿矛盾,畢業後只當了三年特教老師就選擇離職。

職場環境的合理調整:職務再設計

如果說定額進用是「數量」的調整,「職務再設計」就是一種「性質」的調整。透過調整勞動環境、工作規範、提供就業輔具、工作方法等,協助障礙者融入職場環境與工作內容。

具體的案例,例如讓不便爬樓梯的清潔工負責地面區域,或是申請助聽器、輪椅等輔具協助身障者工作與生活。

職務再設計需要由雇主向政府申請,金額也是由雇主跟政府共同承擔。有需求的是障礙者,但能不能申請、能進行多少改造,卻是要看雇主臉色。許多障礙者怕申請流程會製造麻煩,甚至丟了工作,因此連提出要求的勇氣都沒有。

在目前的法律中,職務再設計是一種額外的「協助」而不是「義務」。雇主若不願幫忙也不會構成法律上的歧視。在這樣的標準下,就有女性身障者自我質疑「我提事情也是很糾結,我就是個臨時工,還讓老師(雇主)負擔這麼多怪怪的。」

另外,職務再設計的申請流程繁瑣,許多障礙者覺得雇主跟政府的態度消極,如果沒有積極爭取就會石沉大海。申請時的自費支出是另一個阻力,例如申請助聽器前需要進行詳細的聽力檢測,金額動輒三、五千。

最後,如果輔具是由政府全額補助,身障者在離職後就必須歸還。在離職或職業轉銜的階段,身障者沒有輔具可以使用。

但就像一位身障女性所言「障礙者真的沒辦法被切割到這麼細,工作、生活、母職、照顧者,但是輔具是我的腳啊。」離職只是員工身份的終結,收回輔具帶來的不便卻是廣及障礙者生活的每一個角色與面向。

所以,有些身障者為了輔具必須工作,面對不合理、危害健康的勞動環境也只能忍耐。

「很多業主就會覺得,同樣工作為何要找沒辦法工作八小時的人?但我們因為肌肉的關係不能久坐,如果感染的話會引發敗血,我有些朋友就是因為感染離開的。」

習而察之:對所有人都好的包容社會

障礙不是在人身上固定不變的狀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若能夠設計出好的制度與建構完善的設施,身體的侷限便不會再困住障礙者。英語世界發展出 ‘I am disabled, not a person with disability.’ 的說法就是肯認這樣的論點。

現任行政院性平會委員的余秀芷是漢聲廣播電台的主持人,在一篇專訪中提到,她因疾病而下肢癱瘓,必須靠輪椅行動。

她在廣播電台並非正職,無法適用職務再設計的規定,但主管非常「有概念」,一口氣將三間廁所都改成無障礙廁所。沒想到,最後受益的不只是余秀芷,其他主持人也發現無障礙的好處。

「很多主持人會發現,也造福了他們自己。空間變大了,換生理用品更舒服,有扶把對比較老齡的人來說也比較舒服,如果請來身障者受訪者也比較方便。」

障礙者的職業與工作權利,看似跟非障礙的大眾無關。但實際上,不論是因年老而身體機能減退,因受傷而不良於行,或是因生理期而不便工作,種種不方便的情境可能或長或短地出現在每個人的生命裡。

因此,關注與捍衛障礙者工作權,除了改善障礙者的生活處境之外,更是為了打造一個更具有涵容性(inclusiveness)的社會,能讓不同身心狀況、有不同生命歷程的人們,都能擁有在職場中獲得合理收入,達到自我肯定,並建立理想社會身份的機會。


資料來源與寫作限制

本文中的身障女性經驗皆來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桃園市身心障礙聯盟及各地婦女中心合作辦理之「女性身心障礙者就業焦點座談會」中,來自不同背景與組織的障礙女性分享。

最後,女性與工作相關的討論中,家務勞動的責任與分工一直是重要主題。女性障礙者在2016年的勞動參與率僅14.1%,要理解這個現象,必然要納入女性障礙者在婚姻與原生家庭中的角色,以及工作與家務勞動間的時間與資源分配。然而,不同年紀、障礙類別、障礙程度的女性,其婚姻、生育的狀況都各有不同,難以概括而論,因此在本文無法討論,甚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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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辣台妹聊性別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