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招生歧視亞裔,是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帶來的危害

哈佛招生歧視亞裔,是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帶來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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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義」將重心轉向對文化多元性價值的強調,認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為此,它極力貶抑主流文化,欣賞甚至崇拜各少數族群、宗教以及社會弱勢和邊緣群體的文化。這樣,美國的主流文化受到嚴重侵蝕和削弱,從而帶來文明的危機和衰落。

螞蟻對抗大象:「大學生公平錄取」組織 vs. 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是美國乃至世界大學排行榜上常常名列第一的大學。USNews公佈了一份美國獲捐贈總額最多的大學名單,截止二零一七財年,哈佛大學以三百七十億美元這個扎眼數字,榮登榜首。哈佛大學法學院堪稱美國最優秀的法學院,畢業生遍佈要津,是總統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搖籃。那麼,誰敢挑戰哈佛大學這個巨無霸,跟它打官司呢?

然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不點「大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SFFA)將哈佛大學告上法庭。這個組織代表一群被哈佛大學拒之門外的亞裔學生。他們由保守派活躍分子愛德華・布魯姆(Edward Blum)領導,布魯姆反對在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考慮種族因素。現年六十五歲的布魯姆曾經將類似案件推到最高法院,其中有一起是關於德克薩斯大學錄取學生中存在明顯的種族歧視。不幸,這起官司輸了,那時候左傾的大法官占多數。

狀告哈佛的案件在波士頓聯邦地方法院審理。審理中,原告和被告的律師分別作了開庭陳述,原告指控哈佛事實上對其錄取的亞裔學生數量設定限制性配額,而哈佛否認其招生做法有歧視性。在開庭審理前夕,雙方支持者在波士頓以及在劍橋市的哈佛校園舉行了針鋒相對的集會。

原告認為,為了錄取更多白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主要是非裔和西班牙裔),一個少數族裔——亞裔受到不公正對待。原告律師亞當・莫塔拉(Adam Mortara)聲稱,本次訴訟不是反對校園多元化,而是反對對亞裔學生的身份歧視:「這次審理是關於哈佛對亞裔申請人已經做過的和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哈佛在招生過程中使用種族的熱情是否過分的問題。」原告稱,哈佛對亞裔設定了高於其他族裔的錄取標準,並訴諸於種族平衡的做法來構成其每屆新生,違反了民權法。哈佛的做法是通過操縱其錄取過程的某些方面,尤其是非學術的判斷——包括「個性評分」這種難以量化的標準。

這個案子被普遍視為是圍繞《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未來的一次鬥爭。所謂《平權法案》,是基於族裔因素對少數族裔(非裔和西班牙裔)在大學入學時進行照顧——這個少數族裔不包括亞裔,亞裔甚至遭到明目張膽的「反向種族歧視」。按照該法案,大學錄取可以合法地考慮種族因素,也就是說,非裔和西班牙裔學生可以因為族裔被加分。因為入學名額有限,相對應的,亞裔入學時被「合法」歧視。為考入同一所大學,亞裔SAT分數需要比白人高一百多分,比非裔和墨西哥裔高近三百分。

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時代,政府加劇了這一對亞裔的「反向種族歧視」。歐巴馬政府負責教育的高級官員舉例說,像哈佛這樣的常春藤名校,非裔學生只占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五、六,而非裔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亞裔學生占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而亞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所以,要讓「顛倒」的比例平衡過來。這是一個可怕和惡毒的想法。對於信奉「以教育改變命運」的亞裔來說,這是對他們的美國夢的打壓和摧殘,其邪惡程度不亞於當年的《排華法案》。

有關種族在錄取中的作用的辯論,正在美國各個層次的教育機構中展開。《平權法案》的影響,不限於哈佛大學及常春藤大學,還包括所有的大學、菁英高中、為有天賦的學生提供特別課程的小學和初中的項目,甚至包括職場招聘的「潛規則」。

原告正在試圖消除在錄取過程中使用種族的做法,並指責哈佛在考慮使用無種族傾向性的替代政策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上,沒有做出真誠的努力。哈佛則說已做了真誠的努力,並表示,消除種族因素將導致不可接受的多元化降低,哈佛把多元化視為其教育使命的一部分。

原告舉出的證據包括,哈佛對錄取情況彙報的報告初稿,這份文件曾於二零一三年在校內流傳過。報告由哈佛研究招生的辦公室撰寫,報告揭示,亞裔的身份與被錄取有明顯的「負關聯」。原告認為,這份報告是他們掌握的最強有力的證據之一。「早在『哈佛不公平』(Harvard Not Fair)網站出現之前,早在哈佛知道這個案子的任何事情之前,哈佛內部的研究人員就對哈佛、對負責招生的菲茨西蒙斯院長(William Fitzsimmons)說,有更高的個性評分對被錄取來說是最重要的。研究人員還告訴他們,對非洲裔美國人有一個大的額外考慮。」

發起狀告哈佛大學法律訴訟的SFFA的負責人布魯姆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在持續三個星期進行的法庭審訊期間,代表亞裔學生的SFFA律師,曾經的相關學生申請人悉數到場。同樣,代表哈佛大學的律師團隊陣容相當強大。哈佛新校長出庭,特意介紹哈佛的應訴團隊。

布魯姆表示,最後一次庭審的結案辯論持續了長達五個小時。原告提供的證詞足以表明,哈佛大學在錄取評估過程中,特別針對亞裔學生的「個性特質」,涉種族歧視行為,做法很惡劣。面對這些有力的證據,哈佛無法避開,相信法官不會忽略。

左派的《紐約時報》不支持這起訴訟,卻也承認:「法院可能會做出廣泛的裁決、並在這個問題上制定新法律,也可能做出只影響哈佛的小範圍裁決。法律專家說,至少此案將把世界上最嚴格挑選學生的機構之一的有時神秘的錄取方法顯露於世。」《紐約時報》認為:「這個案子非常適合上最高法院,如果真上了,它將改變錄取的特徵。」

本案的法官是阿利森・D・伯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她於二零一四年由歐巴馬總統提名為聯邦法官,也是延遲或阻止川普(Donald Trump)於二零一七年一月簽署的第一個旅行禁令的幾位聯邦法官之一。這樣一位明顯左傾的法官,很可能站在維護哈佛大學及《平權法案》一邊。這樣,原告若敗訴,必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若最高法院受理,以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大法官佔據優勢且川普政府明顯支持廢除《平權法案》的立場,最高法院很可能做出糾正大學招生過程中對亞裔學生的「反向種族歧視」的判決。而一旦最高法院作出此種判決,其影響將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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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平權法案》背後的「多元文化主義」

《平權法案》並非孤立的存在,其精神實質體現在一系列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法規和「潛規則」中。比如,加州民主黨支持的SCA5等法案,要求按照人種占人口比例分配公立大學的教育資源。此案一旦通過,會在事實上將亞裔學生在一流的公立大學中百分之四十的比例降低到亞裔占加州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家庭投入巨大資源且自身勤奮學習的華裔高中生,不僅面臨跟包含在這百分之十五的比例中的印度、越南、日本、韓國等其他亞裔學生競爭,還要跟華裔的同儕競爭,前途堪憂。在加州共和黨的反對下,這一法案沒有通過。很多原本站在民主黨一邊的華人家長由此轉向共和黨。

又比如,向來傾向民主黨的紐約的華人,居然冒著暴雨,在民主黨的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官邸「瑰西園」大門前抗議。此前,白思豪提出要廢除紐約特殊高中的入學考試(SHSAT),以改變這些學校大部分學生是亞裔、只有很少非裔和西班牙裔的現狀。紐約特殊高中是公立高中裡的頂尖高中,以前一直通過入學考試成績選拔和錄取新生。若按照族裔比例招生,大量華裔學生將無法進入。很多參加抗議的華人,此前並不熱衷政治,卻因為孩子的教育和前途,走上街頭抗議,並登記為選民,參與投票。這些人對競爭、個人成就和任人唯賢的堅定信念,跟川普的想法和保守派的立場是一致的。

紐約「美中科技文化協會」會長謝家葉評論說:「華裔這個群體,在教育上做的非常好,孩子學習成績非常好。孩子教育好,對他們前途的發展也好,可以衝破一些種族方面的問題。現在紐約市長的這種做法,讓華裔這點優勢都沒有了。當你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當然會起來反抗。在教育方面,華裔利益受到損害,也是轉投共和黨的一個原因。」

左派推行的包括《平權法案》在內的各項政策,是遵循極端化的「政治正確」和「進步價值」。用中國政治學者叢日雲的話來說,這不是值得肯定的「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而是應當否定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所謂「文化多元主義」,即承認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在憲法共識的基礎上,尊重各少數族群、宗教、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特殊文化,同時又堅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導性,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這種多元主義在美國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美國因而成了世界上對異質文化最寬容、多元文化色彩最強的國家。

但是,「文化多元主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一個臨界點,以後逐步發展出其極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將重心轉向對文化多元性價值的強調,認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為此,它極力貶抑主流文化,欣賞甚至崇拜各少數族群、宗教以及社會弱勢和邊緣群體的文化。這樣,美國的主流文化受到嚴重侵蝕和削弱,從而帶來文明的危機和衰落。

美國思想家艾倫・布魯姆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中評論說,由於自由主義促使文化相對主義壟斷教育領域,「公民教育不再以立國原則為核心,而是轉向以歷史和社會科學為基礎的開放思想。甚至出現了一種普遍趨勢,它詆毀立國原則,試圖證明起點就有毛病,以便允許對新事物有更大的開放性」。令人遺憾的是:

二十世紀美國政治思想和社會科學的很多知識機構的成立,都把立國原則視為障礙,並且試圖推翻我們的另一種政治遺產——多數原則,鼓吹一個由遵循自己的信仰和意願的少數派和族群組成的國家。具體來說,知識界的少數派期待提高自身地位,把自己視為其他所有人的衛士和代言人。

左派仇恨美國,仇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仇恨國父們(在他們的眼中,國父們都是萬惡的奴隸主),仇恨基督教,仇恨美國立國的價值,恨不得像中國文革時代的紅衛兵一樣,將這一切全都砸爛。當他們還是少數派的時候,就如此不寬容,如果他們成了多數派,會是怎樣的景象呢?他們會宣佈用《可蘭經》或《共產黨宣言》取代美國憲法嗎?如果川普不努力「修牆」,他們真的有可能通過大規模移民,而由少數變成多數。

從這個角度看,「多元文化主義」是西方文明的敗壞性因素,它的流行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性自殺。川普和保守派反對的正是這種類型的多元主義。川普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含義之一,就是停止這種自殺,讓美國文明重振自信、重現輝煌。

叢日雲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的謬誤與危害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多元文化主義」走向文化的相對主義,否定現代文明的普遍標準,沒有是非、美醜、善惡、優劣、先進與落後、野蠻與文明之分,所有文化在價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尊重和承認。結果必然導致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進取精神,帶來文明的衰亡。政治學家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批評「多元文化主義」時講過,如果各種文化的價值都是同等的,那就是對價值含義的破壞。文化的核心是一套價值體系,怎麼可能沒有高低之分?有的文化要給女童實行割禮(即把陰蒂割掉),有的要妻子為死去的丈夫陪葬,難道也應當縱容和尊重嗎?其結果只能是,不是主流文化融合異質文化,而是異質文化侵蝕主流文化,使現代文明向劣質化方向蛻化。

第二,「多元文化主義」片面追求社會的文化多元,將多元文化的現實變成多元文化的理想,以至於走向越多元越好、文化的異質性程度越高越受寵的誤區。結果必然導致美國文化的碎片化或「巴爾幹化」。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論證過,互相衝突的亞文化的存在,是一個國家走向民主的負面因素,多元亞文化壓力相當大的國家,很難實行民主。美國的文化多元主義者相信文化越多元越好,甚至通過運作身份政治,強化身份特徵和要求,並不斷細化身份(比如性別已有數十種,以及實行亞裔細分政策),人為地強化、擴大甚至製造(包括引進)文化多元的現實。

叢日雲列舉了兩個美國大學招生的例子來說明「多元文化主義」的可笑、可悲與可歎。第一個例子是,二零零五年他到耶魯做富布賴特訪問學者,與他同時在耶魯報到的有一位名叫哈希米的原塔利班政權外交部高官。塔利班政權被摧毀之後,這個人到美軍司令部自首,美軍經過審查後把他放了。接著有美國左派學者出面幫他聯繫到耶魯讀書,居然被耶魯錄取。哈希米說,我以為我要在關塔那摩監獄裡度過此生,沒想到還能到耶魯讀書。耶魯校方的說法是,他的到來,豐富了校園的多元文化。的確是多了一元,可這是怎樣的一元啊?是校園裡有了一位原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核心成員。哈希米在耶魯選了一門課就是「恐怖主義研究」,課堂討論時,同學們可以直接向他請教,沒有教授什麼事了。

另一個例子是,有一個有著黑色皮膚的穆斯林青年申請史丹佛大學,提交的作文是將「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或譯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寫了一百遍。年齡大些的中國人都會想到文革中的「白卷大王」張鐵生。文革期間,很多學生寫作文時滿篇就寫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老師不敢不給高分。「黑命貴」在美國,相當於文革中的「毛主席萬歲」。史丹佛大學對錄取這個學生作過一個解釋,就是增加校園的多元文化。史丹佛大學在錄取通知書上寫到:「每個人都會被你的堅定信念所折服。你是史丹佛大學的絕配,你給史丹佛大學帶來無可匹配的價值。」

當然,這個名叫Ziad Ahmed的孟加拉裔學生出身顯赫,其他方面確實很優秀。他剛讀高中時開了公司,積極為黑人權益奔走,被多家主流媒體報導過,還得到歐巴馬和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接見,也是知名媒體《赫芬頓郵報》的專欄作家。他的父親Shakil Ahmed畢業於耶魯大學,曾供職於摩根斯坦利和花旗集團,後來開了一家金融投資公司,掌管著數億美元資產。他的母親Faria Abedin,擁有電子工程和電腦科學學位,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學過藝術,經營著一家地產公司,更是眾議院一位資深民主黨議員的幕僚,作為民主黨的鐵杆粉絲,給民主黨捐過不少錢。所以,他的家庭顯然是美國的上層階級,手上早已有入場券,才敢如此膽大妄為。

儘管Ziad Ahmed其人似乎真有上史丹佛大學的能力,但我仍要追問:白卷就是白卷,不能因為「政治正確」和「進步價值」,白卷就成了「堅定信念」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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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反對虛偽的《平權法案》

哈佛官司之後,越來多亞裔和華裔群體被這場基於種族的入學錄取引發的鬥爭激勵起來。這場鬥爭不僅在法庭展開,還進入政府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視野。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等組織向美國政府提交了對哈佛等名校招生中種族歧視的投訴。AACE聯合包括華裔、印度裔、韓裔、巴基斯坦裔和其他亞裔在內的六十四個亞裔團體,向教育部和司法部遞交申訴,要求他們調查哈佛針對亞裔申請學生的錄取歧視。這是有史以來亞裔組織在追求平等教育權利方面所採取的最大規模的聯合行動之一。

自二零一五年起,AACE就開始為亞裔學生的平等教育權益而抗爭。該組織先後向美國政府提交了對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布朗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等常春藤名校的民權申訴,並倡議和推動政府改革來撤銷長期以來歧視亞裔學生的種族平衡政策。然而,歐巴馬時代,政府敷衍塞責、不聞不問。川普執政以來,情勢大為改觀。比如,AACE代表團應邀與白宮亞太裔事務辦公室(WHIAAPI)及教育部的多名官員會面,並就大學錄取提出四項政策建議,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廢除歐巴馬的種族平衡方針。此後,AACE領導團隊在白宮亞太裔事務辦公室舉辦的社區領導人論壇上,控訴了各個教育層面裡猖獗的種族歧視以及大學申請流程中細分亞裔之類行為的種種危害,得到官方的正面回應。

也只有川普才敢於明確反對虛偽的《平權法案》。川普政府迅速採取一系列有力行動,以實現真正的平權。川普政府宣佈取消歐巴馬時期建議大學在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的七個文件。在政府的壓力之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健康科學中心與教育部達成協議,今後不再在招生決定中考慮種族因素。德克薩斯理工大學系統的其他所有本科項目,也在政府對該校醫學院的調查期間,停止了在招生中考慮種族因素的做法。《華爾街日報》報導說,這是川普政府首次要求學校停止其平權行動,也表明川普政府限制大學在錄取中考慮種族因素的意願。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恢復了一項布希時代的政策,指導所有接受聯邦資金補助的學校嚴格遵守最高法院就大學錄取中如何運用種族因素的相關判決。

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宣佈就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對亞裔申請學生的歧視行為展開大規模調查,並且在哈佛案中支持原告。司法部在其遞交法院的「利益聲明」(Statement of Interest)中指出,提起訴訟的學生和家長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哈佛對亞裔存在種族歧視。反之,「哈佛大學未能證明在錄取決定過程中沒有非法地歧視亞裔美國人」,「雖然哈佛大學承認在其錄取過程中使用了種族因素,但沒有提供任何解釋說明在衡量一個申請者的申請中,種族因素在與其它因素比較時的分量。」

此外,有證據顯示,哈佛大學使用了可能對亞裔美國人有偏見的「性格評分」:「哈佛大學根據『主觀』因素對申請者打分,例如『好感度』和成為具有『人性』的『好人』等。哈佛大學承認,平均而言,對亞裔申請者的『性格評分』低於其他族裔的申請者。」聲明指責哈佛大學「一直監督和操縱新生年級的種族構成」,「最高法院曾稱這種學生組成的『種族平衡』做法是『公然違憲的』」。司法部認定,哈佛大學雖然在錄取決定中使用種族因素超過四十五年,卻從未嚴肅考慮其它種族中立的途徑來構成其學生組成,而這是現行法律所要求的。

當時,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一份聲明中說:

沒有美國人應該由於種族原因而被學校拒絕錄取。作為納稅人資金的接受者,哈佛大學有責任使用符合法律要求的錄取標準,而非種族歧視,來落實其錄取政策。……司法部有責任保護美國人的公民權利。……這一案件很重要,因為我們學院和大學的錄取政策至關重要,必須合法。

如果不是川普的支持,如果不是川普任命兩名保守派大法官改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結構,亞裔和華裔學生長期遭受「反向種族歧視」不可能被主流媒體曝光,更不可能出現柳暗花明的曙光。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