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騷亂的幾個問題(二):西方不再需要香港

香港騷亂的幾個問題(二):西方不再需要香港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只要美國繼續視中國為威脅最大的對手,就會在可見的將來,堵塞香港這個漏洞。無論是直接廢除,還是在實質上架空《香港政策法》,香港都不再會有以往的地位。美國要考慮的,只是如何順利在香港撤退而已,且其他西方國家也會跟上。

前文論述,香港騷亂的深層次原因是香港地位的衰落。這不僅有前文論述的中國不再需要香港的因素,也有「西方不再需要香港」的因素。

當然,說西方完全不再需要香港有點誇張,正如說「中國不需要香港」一樣,這不是說西方一下子完全不再需要香港,而是對西方而言,說香港原先的經濟和戰略地位已經大大下降,以致西方缺乏捍衛「原先的香港」的動力。

在整個修例過程,西方國家反響之大史無前例。因此說西方不再需要香港似乎有違事實。然而,考究西方國家的反應,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時期。

在6月15日,林鄭宣佈「暫緩」之前,西方頻繁發聲,甚至出動罕有的外交照會;在宣佈「暫緩」之後,西方主要強調香港的人權很重要。前者的關注是實質性的,後者的關注是姿態性的。理由很簡單,西方對《逃犯條例》的關心主要是在香港居住的西方人,是否會被「送中」,被中國作為人質。無論林鄭說「暫緩」還是「撤回」,客觀效果上都是香港已經不再修訂條例。西方的關心程度自然大減。

西方對香港人權的關注,主要是在道德層面防止軍隊鎮壓式的「六四事件」在香港重演,正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所言,中國要以「人道」的方式處理,除此之外,香港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美國總統已經不太關心了。

現在香港熱議在美國國會即將討論和表決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似乎法案通過就可以令香港問題在國際上提高到一個新的關注層面。可是,《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對中國最大的「威脅」,就是要求國務院每年就《香港政策法》提交報告,必要時可以廢止《香港政策法》。但這點,本來在《香港政策法》中已經有,而且國務院在最近幾年也都每年提交香港的報告。在人權民主法中重提,並沒有明顯的新意。

至於另一個重點,制裁違反人權和民主的相關官員,這和參議院剛剛通過的《新疆人權政策法案》沒有什麽區別。而且這種制裁個人的方式,從這幾年的實踐看,對俄羅斯也好,對伊朗也好,從來沒有起到改變該國政策的作用。更何況,中國對香港政策把握在中國的手中,涉事的官員則是香港官員,即便香港官員心懷忌憚,也無法改變中國對香港政策。

所以,和《新疆人權政策法案》一樣,《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也同樣只是美國對中國打「香港牌」的工具。對美國而言,香港沒有更深的戰略意義。

香港的國際地位是由國際大局決定的。正如地緣政治一樣,一個地方是否重要,不完全在於它本身是否重要,而在於大國是否爭奪它。比如中美洲,大國都知道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沒人敢打中美洲的主意,中美洲就沒有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但當蘇聯或者中國試圖滲透,就一下子提高了其重要性。身處内陸的蒙古同樣如是,美國一開始加強與蒙古的關係,中國和俄羅斯就緊張,蒙古一下子上升到地緣政治的高度。

在1840年之前,香港島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有一千到數千人的規模,從來沒有成為航運中心。在中西交通史中,「現在的香港」最重要的部分是新界的屯門。從唐朝開始就是一個重要的停泊點和軍事駐守地,但在中西交通史中,其重要性也僅止於此,完全無法和商業中心廣州相提並論。在清朝閉關鎖國的年代,其地位也不如外國人雲聚的澳門。

香港的繁榮得益於鴉片戰爭後,中國對西方的開放(儘管是不情願的),即中西方的友善接觸和商業交往。這種開放是不完全的,依然侷限在有限的城市,這令英國佔領下的香港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商業節點,中西貿易的中轉站。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繁榮的並不限於香港,上海、廣州、天津等開放城市都相當繁榮。上海地理位置比香港優越,取得的成就也比香港更大。即便在1950年代,也還有很多人從香港到廣州生活。

在冷戰年代,整個中國基本對西方封閉,與西方的貿易僅限於香港和廣州(一年一度的交易會)。交易的量也很少。這時香港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城市。不同的是,香港的重要性主要不再作為一個中西貿易的城市,而是作為中西對抗的前沿,一個控制在西方手中的戰略前沿。香港的繁榮,和成為冷戰前沿的日本、臺灣、韓國等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中美關係進入密月,中國又重新對西方開放。與上一次稍有不同,這時香港已經大步領先,無論上海還是廣州,都被遠遠地抛在後頭,從「社會主義」轉到「資本主義」也需要時間,法治建設更難以和港英統治下的香港相比。於是香港香港不但回復到冷戰之前的角色,還成為中西交往中,西方進入中國的首選門戶。香港經濟繼續繁榮。

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的保障下,美國繼續承認香港在關稅和科技輸出是與中國不同的獨立地區。其背後的基礎依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中國和平友好交往,貿易和製造業全球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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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位下降基於兩個因素。

一方面,中國的不斷開放讓外國可以更方便地直接進入中國,香港獨一無二的地位被嚴重削弱。現在香港已經不是中國最重要的轉口貿易港。其金融中心的地位雖然還能保持,但隨著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不再那麽堅固。

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的交惡嚴重威脅了中西和平友好交往。經濟上,世界經濟大局從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已經重新向脫鈎化和保護主義回擺。政治上,新冷戰的陰影浮現,國際關係從自由主義重回大國對抗的現實主義。中國一向嚴重的反美情結,和美國開始高漲的反中情緒,以及西方社會對中國「銳實力」滲透的恐懼,將重築中西交往的城牆。

和上一次冷戰不同,香港現在牢牢地掌控在中國的手中,而不再在西方的手中。對西方而言,香港無法再次成為控制在西方手中的中西對抗的前沿。因此,西方不可能長期繼續那種把香港視為與中國(大陸)相區別的一部分。

美國不可能繼續把高科技輸出到香港,讓中國輕易得到禁止輸入的高科技。美國也不可能繼續讓香港享有低關稅,讓中國商品能通過漏洞,繞過美國的關稅保護圈。因此,《香港政策法》本身就不可能長期存在。

只要美國繼續視中國為威脅最大的對手,就會在可見的將來,堵塞香港這個漏洞。無論是直接廢除,還是在實質上架空《香港政策法》,香港都不再會有以往的地位。美國要考慮的,只是如何順利在香港撤退而已。當美國不再承認香港的獨特地位之後,不難設想,其他西方國家也會跟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除了中國不再需要(以往的)香港,西方也不再需要(以往的)香港。

香港動蕩的深層次因素,就是香港人希望繼續成為「西方的一員」,使用西方的制度,繼續享有「吃中美兩家茶飯」的便利。而國際形勢的發展,卻令這個希望的基礎逐漸消失。這無疑令人失望,但也是難以逆轉的大勢。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