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白色恐怖冤獄,無法返校的馬來西亞僑生:我答應母親會回家團聚

誤入白色恐怖冤獄,無法返校的馬來西亞僑生:我答應母親會回家團聚
Photo Credit:杜晉軒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戒嚴時期當中,有的台灣學生因白色恐怖而無法回到校園中,然而更鮮為人知的是,也有少數的馬來西亞僑生身陷了白色恐怖冤獄,他們不僅無法返校,也無法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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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于珂(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第十五屆花踪報告文學評審獎得主)

人稱「生哥」的陳欽生來自馬來西亞,是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1971年被捕時是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的僑生,從此無法「返校」。如今擔任國家人權博物館導覽員的陳欽生前輩願意站出來說他的故事,讓台灣社會不忘記過去的不正義。
編劇

「陳同學,別擔心,我們現在就送你回學校。」

秀朗橋上,一輛黑色轎車正駛往景美一棟建築物,裡頭坐了幾個面無表情的中年男子,和一位20出頭的少年, 他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但此言一出,激動得立馬抬頭望出窗外,期待回到一切惡夢的原點。然而,擺在眼前的並不是成功大學的校碑,而是4個由右至左的紅色大字「公正廉明」。

儘管中文造詣不怎麼好,少年還是想起了小時候曾看過的古裝劇 《包青天》,裡頭的衙門就刻著這4個大字。他由衷地相信,這裡會像神探劇裡的情節一樣還他公正廉明。

但他太天真了,他即將上演的不過是一出無人知曉的荒謬劇。還來不及環顧四周,少年就被帶進一間只有兩隻手臂舉起之寬的房間裡, 而迎接他的又是另一批素未謀面的男子。他們集體打量眼前這蓬頭垢面、指縫間還殘留著血跡的少年, 讓他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和為他的傷口抹上碘後,便不發一語地離去。

然而,接下來的日子卻什麼動靜也沒有,少年就一直盼,隨便一個人告訴他辦理回成大的手續處理得怎樣了,可那件事卻變質了。兩個禮拜後,陌生男子又回到那間房,似乎終於討論好要如何與少年玩一場真心話大冒險。

「陳欽生同學是嗎?你想回去嗎?」

「想。」

「那你要配合我們,可以嗎?」

「可以。」

「我們要你寫下從馬來西亞到臺灣的所有求學過程,包括你做過什麼、見過誰、參加過什麼活動,可以嗎?」

隨後他們遞上紙和筆,讓陳欽生把真心話寫下。他照做了。但內容並不使他們滿意,還質問他是否遺漏了什麼重要事情。陳欽生百思不解,這是他的人生,怎麼會有遺漏?可為了自保,他只能繼續沿著海馬迴,絞盡腦汁地試圖把那些還未形成長期記憶的芝麻小事給搜尋出來。然而無論他輸入了多少關鍵字,腦裡顯示的查獲結果都是紙上已經寫好的那些。

「好吧我們就直說了,你就隨便編個故事說你是共產黨吧!」

共產黨?自從在台南市勝利路的巷子口聽信一群來歷不明的男子,並被載到臺北見他們口中的「遠方親戚」後,陳欽生什麼鬼屁親戚都沒見著,反倒被軟禁在一個看似已閒置許久的日式平房內將近5個禮拜。

當時,有3人輪流看守他,每天都像現在一樣,給他一支筆和一疊紙,要他把做過的事,仔細地寫出來。

但陳欽生壓根兒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兩三天都寫不出一個字,結果一連幾天不被允許吃飯、睡覺和上廁所,嘗嘗「疲勞審問」 的滋味。他們甚至利用大頭針刺戳他指甲與指肉間的縫隙,待血乾了以後再刺、刺完以後再用筷子夾手指。甚至將他的四肢捆綁起來,然後反吊身體,不斷灌入鹽巴水,直到這些咽不下的水,順著耳鼻眼慢慢流出為止。而如今,同樣的橋段再次上演,不是編劇出身的陳欽生眼巴巴地望著這群長得也不太像導演的男子,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我只是個來台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你們把我騙來臺北,說我涉及什麼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我不承認,你們把我逼供得那麼慘,後來李敖承認是他們做的,你們才說冤枉我,要把我送回成大,為什麼現在又把我送來這個地方?還說我是共產黨?」

那是民國60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為了與蘇聯對抗,決定與當時和蘇聯交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使得中華民國被迫戴上綠帽,讓全世界審判它與美國的婚姻關係是否會宣告破裂。有人因此猜想,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興許是為了報復美國這個負心漢,而在台南美國新聞處自導自演一齣爆炸案,想向後者下馬威。

陳欽生因從小受英式教育,來到臺灣不諳國語也對它感到排斥,所以常耗在台南美國新聞處翻看英文書,沒想到卻成了其中一隻代罪羔羊。

不過,在那間日式平房寫下自白書時,陳欽生對自己炸毀了台南美國新聞處根本毫無頭緒,於是忍不住脫口問了一句「我是怎樣取得炸彈的?」

沒想到對方竟回答:「你從吉隆坡坐飛機來臺灣時不是會先經過香港嗎?你就寫你在香港飯店留宿的那一晚,有個神秘人士交給你一個包裹,你把它帶到臺灣後,發現裡面是兩個計時炸彈。」

但機場關卡那麼嚴格,連螺絲都會被偵測出,又怎樣攜帶炸彈來台呢?結果經兩方辯論之後,陳欽生最終被迫以「化工系的學生都會在實驗室裡學做炸彈」編完這份被堪稱「完美無缺」的自白書。而今他又被困在一個新的無底洞,莫須有的罪名越編越離譜。

「哎呀,陳同學你別傻了,我們中華民國調查局怎麼可能承認錯誤?你忍著點吧,我們抓你一個,可以領20萬獎金,再加上偉大領袖蔣總統說『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走一個』,你說,我們可能把你放回去嗎?」

「可我不是你們中華民國的人,我是馬來西亞僑生啊!」

「你是誰這都不重要啦,你只要乖乖按照我們所說的去編故事就好了。」只見他們隨手拿出一份資料夾,打開一看全是陳欽生密密麻麻的人生:

1949年2月27日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祖籍廣東省梅縣、家中有8個兄弟姊妹、1959年畢業于崇德小學、1966年從三德中學畢業後,1967年到臺灣臺北市蘆洲讀僑大先修班,隔年則考進台南成功大學化學工業系……隨後他們關起檔案夾,再次發揮超群的編劇能力,開口便說:「嗯,就寫你在馬來西亞讀的崇德小學副校長梁漢珊是共產黨黨員,你從小學至中學都受過他的訓練,3年前被他送來臺灣當匪諜,處心積慮許久就是要顛覆中華民國政權。」

匪諜?陳欽生再次努力回想那遙遠的小學時期,但他什麼印象也沒有。他唯一能思考的是,當時專門設立來對付馬共的馬來西亞內安法令(ISA)那麼嚴謹,又怎麼會輕易讓一個有共產背景的人擔任小學副校長?但事實證明他想多了。因為偉大的中華民國絕對有本事讓副校長在一天內變成共產黨,就像他們現在把他變成共產黨一樣。

「呐!我們可沒時間和你一直在這邊耗!你趕快寫一寫,我們和上頭交差了,就放你走!」語畢,另一位員警再取出一張寫好的自白書丟在桌上,讓陳欽生照抄。可這下卻不得了了。一看紙上寫的是他小學同學陳水祥的名字,陳欽生立馬錯愕得說不出話。

事實上,兩人就讀的崇德小學,是陳欽生的父親陳權榮創辦的。然而礙於無暇管理校務,陳權榮在就任校長一年後,便把職位讓給了朋友陳一謀接手,而他的義子陳水祥便因此轉校進來,成了陳欽生的同學。結果,不知是命中註定還是上天的戲弄,兩人的命運自那刻起便暗自纏繞在一塊兒,從此無法切割。

小學畢業後,兩人因選擇了不一樣的中學,而漸漸失去聯絡。直到陳欽生來到臺灣,某天於外租的房內接獲一通來自台中的電話後,才得知陳水祥比自己更早一年到台生活,且已在台中中興大學就讀一年級。

儘管緣分讓這兩位異鄉人再次產生關聯,但他們也僅見過一次面,而那次分離之後,兩人應該萬萬沒想到下次重逢就是在監獄了。

此時,陳欽生既憤怒又悲傷,他一邊看著陳水祥的字跡,一邊寫下自白書,終於頓悟自己在演的是卡夫卡小說《審判》裡的K。

這齣劇要演到何時?陳欽生完全沒頭緒。在抄完自白書後,他便被員警帶往別處。沿途中,一座詭異的水池突然吸引他的目光,仔細一看,噴水口上坐了一尊外觀像羊、尾巴像蝸牛、頭上頂著紅色獨角的雕像,身邊有個葫蘆,池水中還可隱約看見一條鯉魚。但還來不及端詳其中的含意,他便進入了眼前那棟仁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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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杜晉軒
促轉會在7月7日舉行最後一波刑事有罪判決公告撤銷儀式,受邀致詞的陳欽生主張他本無罪,何來除罪。

第一法庭

在仁愛樓關押後的幾天,警方很快就告訴陳欽生,他們將依據他的自白書以「二條一」起訴。他不知道「二條一」是什麼,但沒過多久,一名叫李世傑的人便為他解答了一切。

此人自稱是中華民國調查局副處長,因與蔣公政權鬥爭失敗,而被關進此樓等待審判,眼看陳欽生對「二條一」無感,於是好心告訴他這是「唯一死刑」,還主動為他寫答辯書,並教他如何向審判官求情。

不過,這件事很快就被抓包。兩個禮拜後,李世傑被調走,被換進來的是中華民國調查局局長蔣海溶。

與李世傑的反應不同,蔣海容一見陳欽生的判決書,立馬跪下來道歉,「我對不起你們這些人啊!那個《懲治叛亂條例》就是我和李世傑共同起的稿,沒想到我們現在也深受其害!」 前陣子還以為遇到貴人的陳欽生,此時像被澆了一桶冷水一樣,忍不住破口大駡對方 「自作孽不可活」!

但荒謬的事情可不只一個。

在民國66年以前,蔣中正普遍對外宣揚臺灣沒有政治犯,所以一切審判都是秘密進行的,直到有人暗中將名單傳出去後,專門處置政治犯的「第一法庭」才正式誕生。陳欽生被判刑時為民國60年,雖然當時還是秘密審判,可吊詭的是,判決書上寫的審理庭卻也叫「第一法庭」,彷彿他的命運被錯置在不對的時空一樣。

此時,站在審理庭內的他,腦袋早已呈現當機狀態,但潛意識告訴他,再不抵抗,命就沒了。

「法官大人,我是冤枉的!我是馬來西亞僑生,不是你們中華民國的人啊!」儘管這招辯護方式屢試無效,陳欽生依然願意給中華民國一個承認錯誤的機會,希望他們能還自己公正廉明。

「你皮膚什麼顏色?黃色。你身上流著什麼血?中國人的血。你祖籍哪裡?廣東梅縣。所以你是中國人,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有資格審判你!」審判官於是準備按照調查局所編好的劇本審理此案。

「證據呢?」陳欽生仍不願屈服。

中華民國當然沒有證據,但製作偽證根本小事一樁。為了滿足陳欽生,法庭於是休庭一周,特地派人南下「搜證」,並經多名同學簽名「作證」後,將他的罪名改為「向同學進行為匪宣傳,聲稱匪區社會進步和科學發達」,判處徒刑12年,禠奪公權5年。

12年?陳欽生再也沒聽過那麼恐怖的數字了,如今他的求生意志就像癌症末期的病人一樣,主動要求審判官,不如判自己死刑。

只不過陳欽生似乎不被上帝喜愛也遭死神唾棄,所以在刑求中曾輕生3次卻失敗的他,這次依然成為冥界的過客。

黑色的33號房

如果說這世上的空氣能用顏色辨別氛圍,那民國60年的臺灣是白色的,而景美看守所的押區則是灰色的。雖然這裡的環境,每分每秒都讓人窒息,但至少每間房仍配有兩種換氣方式,一是大門,二是靠送飯的洞口。

大門一般會在放封時段開啟,讓各房受難人輪流離開房間片刻,到唯一能看見藍天的放封區曬太陽和透口氣。只是,這種待遇並非天天都能享用,所以大部分時間,受難者只能仰賴牆腳下的洞口與外界連接,比如看著員警的皮鞋經過,或是目睹今天的午餐又如何被踢翻。

不過,要暫離此地也不是沒辦法。若是「幸運」,有些受難者便會被監獄官選為內役,服務難友,要不就充當外役,到各部門協助行政工作,或是到洗衣部幫忙洗洗床單和軍官制服等,賺取微薄零錢。

陳欽生入獄後,很「幸運」地立馬被監獄官相中,希望他能到辦公室裡當外役,專門檢查信件。然而吞了一肚子冤氣的他,又怎會願意為毀了他大好青春的劊子手服務呢?因此他誓言沉默一輩子,像個被世界放棄的孩子一樣,與世隔絕。

但陳欽生錯了。

他的女友並沒放棄他。在陳欽生失蹤當天,她便走遍台南,尋找他的下落。而在知道男友被捕後,她還連同身為成大教授的父親,到處去聯名要大家證明他的清白。只不過,聯名起訴在那個時代還派不上用場。

他的家人也沒放棄他。雖然在與陳欽生失聯後,母親曾到處燒香拜佛,為了請官員幫忙被騙了很多錢,還一度絕望地為兒子設好靈位。 但在接獲噩耗後,他們第一時間準備了很多資料,交給國際特赦組織和中華民國參考,想盡各種辦法要證明這個兒子是無辜的,但中華民國政府堅決不採信。

馬來西亞更沒放棄他。就在陳欽生與另兩名大馬僑生陳水祥和蔡勝添因同個案件被捕後,馬來西亞駐台大使副領事官曾要求接見在台被關押的這3人。只不過除了陳欽生,其他兩人都見著了。

那年,正好是台馬斷交的尷尬期,馬來西亞駐台大使撤館後途經香港,只能召開記者會痛哭,指責自己作為大馬政府代表,卻無法保護在台生活的大馬子民。然而不論美國施壓多少次,國際組織頻頻抨擊這件事,被聯合國遺棄的中華民國,說不放人就是不放。

我想,這種種努力起到的唯一作用,應該就是讓陳欽生免受死刑了。可惜,當時的他什麼都不知道,因為他的視界只剩牆角下那送飯的洞口。

放眼望去,唯一沒辦法換氣的33號房,裡面的空氣已經黑得快發黴。陳欽生4個軍事犯坐在這又窄又小的空間裡,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誰也不知道剛剛監獄官報了讓32號房的受難者出來放封,這次為什麼又跳過他們,直接喊了34號房?

就這樣反反覆覆過了一年半,陳欽生終於被批准換氣,地點是綠島。

監獄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圖為綠島監獄內的牢房,受刑人盥洗如廁都必須在這狹小的空間裡解決。|
林投樹

距離台東東方約33公里的太平洋上,有個身體呈不等邊四角形的島嶼,周圍都被林投樹給包圍。民國61年3月,颱風淒厲地在海上咆哮,島上的林投樹似聽見呼喚,在風中婀娜多姿地搖曳著身體,為那艘剛抵達的軍艦準備歡迎禮。然裡頭的人已在嘔吐物中浸泡了三天兩夜,他們那快一年未見天日的皮膚,就像白蟑螂一樣,雖有頑強的生命力卻都喪失了血色。此時,陳欽生與其他150名政治犯,以10人為一單位被鐵鍊連成一串,帶著暈厥的腦袋瓜,準備把寶貴的青春投資到這座島上。

這座島叫「火燒島」,也稱作為「綠島」,它是個只有16平方公里、人口大約4000的小島嶼。在民國40年,就有上千名政治犯曾被送往此島東北邊的「新生訓導處」,開始了長達15年的勞動與思想改造集中營。在這裡,政治犯被稱作為「新生」,綠島人民卻叫他們「白蟑螂」,因為初次與他們邂逅,這群人的皮膚都是白白黃黃的、看起來營養不良。

陳欽生上岸的那個年代,新生訓導處已經解散了。原先被關在此處的政治犯自民國54年起,都移到台東泰源監獄。直到民國59年2月8日發生武裝台獨行動──泰源事件後,政府便在隔年于原先的新生訓導處西側,趕建高牆式監獄,取名「綠洲山莊」,再將收容在泰源監獄裡的政治犯和這些剛從基隆趕來的新一批白蟑螂移至此處。

雖然乍聽之下,「綠洲山莊」有點愜意,但實際上卻比「新生訓導處」更像監獄,管理方式更為嚴格,每間牢房大概只有4坪左右大小,塞了10個人,卻全數禁止攀談;放封時間也非常吝嗇,每個政治犯平均一天只能放封兩次,每次只有10分鐘,且房門和景美看守所一樣,幾乎長時間都得鎖著,唯獨那被選出來當內役的政治犯得以和班長溝通。

陳欽生入住的4區6房是離海最近的地方,由於上岸前被狂風巨浪拍打得神智不清,上岸後來不及欣賞綠島的外觀便被關在此處,所以往後8至9年間,他對綠島的想像僅止於鹹鹹的海水味和窗外那群堅韌不摧的林投樹。

這晚,陳欽生又沉浸在同一個夢境裡。那是民國60年3月3日,成大的陽光正暖,他剛從校園走到台南市勝利路的巷子口,準備與女友共進晚餐,便被一個陌生人攔住。

接著,夢便止住了,臉上的汗水早已傾泄一地,手上那封女友寄來的慰問信被他反反覆覆地看了很多遍,已經皺巴巴了。為了安撫自己,他忍不住唱起了那首〈綠島小夜曲〉,好像唱著唱著,就會有勇氣再次入眠。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啊搖

姑娘呀 你也在我的心海裡飄啊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地向你傾訴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 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可最終選擇默默無語的卻是陳欽生。民國64年,蔣介石去世,傳說要大赦,有些政治犯或能減刑,但凡參加共產黨或判「二條一」的,都沒份兒。在確定自己無法減刑後,因不想耽擱一個女孩的大好前途,陳欽生於是寄下最後一封信,告訴遠在台南的女友,別再苦等情郎。

據說在臺灣的鄉野故事裡,「林投」代表了「女人苦命」,彷彿那登上綠島的男人註定將與愛人分離。

外役

「為何偏偏是我?」每天早上醒來,陳欽生都問自己同一道問題,但今天一如既往,無人能解答。房裡的人都放封去了,他孤身一人,拿起身邊一塊布,將一個塑膠碗包起,當作塞子,堵住蹲式馬桶排水口,並用腳不斷踩壓沖水器,待水積蓄後,再拿臉盆裝水,勉勉強強洗了個澡,卻一點也不快活,心裡冒著的火過了三四年仍沒澆熄。

由於監獄內禁止交談,陳欽生滿腔怨念無處排放,身體只能每況愈下,再加上他不願放封,所以日子久了,自然變得孤僻。

但其實也並非無人勸過他積極點,只是他無法相信任何人。直到某天他不慎暈倒後,前輩們的話才在潛意識中被重新喚起,而所有扭曲的心態竟在那一瞬間都被擺正了。於是他不再自甘墮落,決定養好身子,出來當外役。

一開始,他選擇到圖書館服役,這裡有張床,是整個綠洲山莊唯一能獨處、又有床睡覺的地方。裡頭有將近一萬本藏書,雖然都是一 些八股的書,比如《國父思想》和《三民主義》等,但連自白書都寫不好的陳欽生,就這樣花了一年半載,把自己沉浸在文字裡,惡補了大學時期那永遠無法及格的國文科 。

而在將最後一本書放回書架後,陳欽生被調到了洗衣部和福利社, 但工作枯燥乏味讓他受不了,於是被前輩帶進了廚房,從洗菜、切菜到煮菜,慢慢熬出一手好菜,甚至要辦一個百人飯局也都難不倒他。

或許是汗水淡化了人生的無奈,當外役後的陳欽生,積極正面多了,但一旦有人問起案情,他還是避而不談,直到一個人的出現,使得他被迫重溫那早已被封箱的噩夢。

「你怎麼在這裡!我被你害得好慘啊!」某天服役結束後,陳欽生不可置信地望著眼前那位出賣他的陳水祥,心想他們到底是如何錯過彼此,才會事隔5年才在綠島重逢。但作為同鄉,兩人再見面卻不擁抱也不寒暄,而是翻起了過往的舊賬。

「哎呀,我也沒料到會這樣啊!」

「你到底為什麼要設計我,我根本是無辜的啊!」

「我沒有設計你,我會報出你的名字是因為我以為只要你能證明我們的小學副校長不是共產黨,那我就清白了,可是我笨,所以才被他們利用了!」

「你……真的沒有刻意要害我嗎?」

「我為什麼要害你啊朋友!我過得也很慘啊,當年我被調查局的人剝光衣服要求坐在冰塊上,直到皮膚和冰黏在一塊兒,那種痛苦我也不是沒承受過啊!」

也是,現在去糾結當年的真相又有何用?陳欽生在聽了陳水祥的辯解後,決定暫時釋懷,畢竟造化弄人,讓他困在此處的搞不好真的不是陳水祥。

漸漸地,陳欽生不再刻意回想自己因何被困在此處,而是一點一滴地將自己沉浸在工作內,讓時間與汗水為他那一直無法結痂的傷口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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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杜晉軒
綠島監獄博物館內,展示著陳欽生前輩的故事。

母親你在何方

民國62年10月,4區6房外的枝枒被繪上了五彩繽紛的色彩, 有些黃得如金、有些紅得如火、還有些綠得如玉,大自然的顏色全混在一塊兒,準備在冬日來臨前肆無忌憚的跳一場舞。

突然,一陣秋風沙沙作響,葉子瞬間被吹落滿地,躺在地上一蹶不振。陳欽生望著窗外這短暫的演出,默默撿起溜進房裡的那片,心中許了個願,他不知若將思念交付於它,秋風是否願為他傳遞?

於是,他情不自禁唱起那首〈母親你在何方〉。

雁陣兒飛來飛去白雲裡

經過那萬里可曾看仔細

雁兒呀我想問你

我的母親可有消息

秋風那吹得楓葉亂飄蕩

噓寒呀問暖缺少那親娘

母親呀我要問你

天涯茫茫你在何方

然而他當然知道,母親在相隔他3200多公里以外的國度,只是要分隔12年,需要母親時,他又能從何得到安慰? 唱完之後,他將葉子往窗外一放,看著它回到秋風的懷抱,然後悄然地消失在眼前。

此時,陳欽生的母親廖煥娣似感受到兒子的呼喚,正打算孑然一身來台,去尋找被囚禁在綠島的孤鳥。但現實總是殘酷的,尤其要見一個「共產黨」兒子,更不會是件容易感動中華民國的事,所以那封寄到監獄裡的探親通知信,也就這樣被銷毀了。而因身分背景不明,多次透過大馬領事館向臺灣請求協助的廖煥娣,更三番四次被拒於門外,直到中華民國政府證實她是普通婦人後,才批准她持母子證明書辦理。

於是,廖煥娣在隔了幾年後,終於成功飛往臺灣,並乘漁船往綠島前去。

「我想見我兒子陳欽生。」剛上岸的廖煥娣,沒人遞來旅遊地圖。她雖千里尋子,卻更像只迷失的母鳥,不知兒子究竟在何方,甚至去到監獄,還被看守員告知「查無此人」。

無奈之下,廖煥娣只好折返臺北,日日在植物園打發時間,盤算著要就此放棄,還是再到綠島重找一番,卻始終理不出頭緒。結果,她悲涼的遭遇,被中華民國當笑話,老天爺卻看在眼裡,派了一位退休將軍為她指點迷津,她才知道自己跑錯監獄,隔天一早,再度登上綠島,與兒子重逢在即。

「陳欽生!有人來看你!快出來!」就在綠洲山莊接獲通知以後,班長走到4區6房,一開門便如此大喊,但陳欽生只是愣在原地,毫無頭緒,他在臺灣這座島上無親無戚,又有誰會來看他?於是帶著一顆猜忌的心,直接和班長走到接見室門口,但門還沒進,那個每晚都在心裡呼喚的名字就這樣冷不防的脫口而出。

「媽……」陳欽生推開了門,雙腳卻一直在顫抖,進去之後坐了下來,仍不可置信地看著母親,揉了眼睛好多次,心想鐵定是幻覺。怎知一隻手突然往他後肩拍去,怒吼時間有限,他才晃過神來, 原來玻璃的另一邊,站的真是他母親。

但陳欽生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就只是望著對方,仿佛語言區塊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喜,給嚇得失去功能,直到班長再次催促,他才躍然拿起話筒。

「你好無好?」廖煥娣率先開口,用客語說了幾個字。

「很好。」

「怎麼回事?」

「媽,我是被冤枉的。」

兩人簡簡單單幾句家常話沒想到才開始就被打斷了,班長見形式不對立馬大吼「不准談案情!只能說國語!」但廖煥娣只會講客語,若要用國語,她能說什麼?而陳欽生被中華民國熏了一身冤氣,若不談案情,那他又能談什麼?

於是兩人再次陷入一陣失語狀態,直到陳欽生打破沉默:

「媽,你放心,要照顧好自己,我答應你,一定會回家跟你團聚!」

廖煥娣一邊使勁地點頭,淚水卻像扭不緊的水龍頭一樣,不停往下流。她不知道下次見面會是什麼時候,情緒激動得將雙手貼在玻璃窗上,希望能觸碰眼前這受盡折磨的兒子,確認他是否真的還活著。陳欽生見母親已哭成淚人,也趕緊把手掌心湊上去,渴望將累積多年的思念,借由這冰冷的玻璃,傳遞給對方。

放下話筒後,廖煥娣不捨的眼神,慢慢消失在陳欽生眼前,他那壓抑已久的情緒才徹底崩潰,像條失控的電纜線,倒在地上不斷抽搐。

他知道,一定是那片葉子,為他召來了母親,可他沒想到重逢伴隨而來的會是這般痛苦啊。那之後他下定決心,往後再怎麼苦,一定要活著回家,完成與母親的約定。

何處是我家

當年國民黨處置一個政治犯就像對待罐頭一樣,首先由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以及調查局等單位負責在全台尋找適合的食材;接下來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負責決定食材的烹調法,其中分為直接把食物煮爛或醃制數年,最後再將食材放進罐頭封存與包裝,然後送出廠外。

離開綠島時已是民國70年,陳欽生的青春在此地醃制了8年半,最終也被蒙上雙眼,送回到臺灣本島,準備到土城進行最後的包裝。

土城是一個充滿軍事氣息的地方,除了「土城看守所」、「板橋地院」、「土城彈藥庫」和「臺北縣團管區司令部」,還有這間用仁愛為政治犯做思想包裝的「仁愛教育實驗所」。

陳欽生來到此地後被分到第三班,平日都必須上政治思想課、體育、軍訓、歌唱和園藝等。基於他那雙在綠島被訓練出的烹飪巧手,每次各班輪流派人當伙委,他也都率先被提名,因此在仁愛所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廚房裡度過,日子不算太難過。

民國72年,陳欽生結束了「仁愛」的包裝。離開之際,長官命令他遞交一份意向書。可想而知,他希望當局能批准他在服滿刑期後,回到馬來西亞。然而,這份書不出幾天就被高層退回,請他換個願望,於是他便改為要求一張臺灣身分證。

殊不知,對方隨即告知 :「抱歉,我們不能讓你回馬來西亞,因為你知道太多了,如果讓你回去,會造成中華民國的困擾。」兩個願望就這樣一起泡湯。

3月2日,陳欽生一走出仁愛所便開始慌亂,不知該往左轉還是右拐。 就在他以為前方又是另一座監獄時,一位比他更早回歸社會的難友,便邀請他成為事業夥伴。

原本還在愁接下來的落腳處,沒想到這會兒就有人提供工作和住處,在和平東路里安街的一棟房子內過上了最舒服的3個月。就3個月,陳欽生工作不久,公司便開始周轉不靈,最終因生意失敗而垮掉。

那年夏天,陳欽生開始流浪街頭,過上沒有尊嚴的人生,平時晚上就隨便找個紙箱鑽進去,或在某處的石椅下與蚊子共眠。可真正難受的不是身體,而是心裡啊!

「天下之大,怎麼就沒有我容身之處呢!」意識到如此生活下去也不是辦法,陳欽生只好到「更生保護會」 求救,想辦理臺灣身分證。

然而該單位除了每月用3000台幣搪塞他,那日盼夜盼的身分證卻遲遲沒下文。一氣之下,陳欽生在最後一次登門拜訪後,終於與對方撕破臉皮。結果身分證沒弄到,3000塊的補助也拿不到了,無處可去的他只好再度流浪街頭,因而認識了幾位資深街友,還學會了街頭的生存之道。

儘管重獲自由後的日子並沒變得比較好,但關心他的人還是大有人在,特別是在仁教所結識的李榮貴,就曾不斷示意想收留他,不過礙於自卑又怕打擾別人,陳欽生多次拒絕後,才偶爾拜訪人家幾次,而後深得照顧。

民國75年,中華民國解嚴前夕,陳欽生終於領到臺灣身分證, 足足等了3年。有了身分證後,他先到一家成衣貿易公司工作,但37歲才入社會的他一點經驗都沒有,於是比任何人都來得努力與謙卑,並憑著良好的英語能力,負責應付國外客人。

而只要手上有多出來的樣本衣服,陳欽生都會送到李榮貴家,報答他們一家對他的厚待。有時,他也會幫李榮貴還在念書的女兒李桂芬補習,兩人在年紀上雖相差15年,但情感上卻特別契合,漸漸開始交往。

民國76年7月15日,臺灣解嚴了,時任總統蔣經國開放探親,陳欽生於是立馬申請臺灣護照,並於隔年,回到那個他朝思暮想的家園。闊別20年,他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少年,而是一個見證了臺灣歷史的悲劇人物。但才剛抵達馬來西亞梳邦國際機場,他就被一群移民官給攔下, 「請問是陳欽生先生嗎?」

熟悉的一句話,讓陳欽生不知該如何反應,他牽著身旁的李桂芬,以為自己又犯了什麼罪,或是仍未脫離「共產黨」的身分?想著想著,喜悅的臉龐立馬變成恐懼。

「陳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我們要把你捉進甘文丁扣留營(Kem Tahanan Kamunting)是嗎?」

一見陳欽生錯愕的表情,移民官趕緊大派定心丸:「你放心,我們不是來捉你的,我們只是想瞭解能夠怎樣幫助你,你願意和我們走一趟?」

猶豫了一會兒,陳欽生最後還是跟著移民官進了一間小房, 隨後他們取出一份檔,擺在他眼前,並說:「移民局在收到你的簽證申請時發現原來你本是我國公民,後來我們查了你的資料,才知道你經歷了如此複雜的事情,所以我們事先幫你申請好了護照與身分證,你只要在這上面簽名就可以了,想問你是否願意重新成為馬來西亞公民?」

怎麼可能不想?在臺灣被折磨了將近20年才回到祖國的懷抱,陳欽生怎麼可能不想回到那個真正被稱作為「家」的地方?他當下二話不說便拿起筆,但才要簽下去,便想起了李桂芬,複雜的心情隨即襲捲而上:「那女孩是第一次出國,要不這樣吧,你們先讓我帶她回臺灣,待我把那邊的事情處理完後,我再回來。」

此事暫告一段落後,陳欽生終於見到那群在機場外等了20年的家人,而他也完成了10年前在綠島許下的諾言,抱著更顯蒼老的母親, 把那存了20年的眼淚一下子抒發出來,無法相信自己就踩在這片他一直想念、一直惦記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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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欽生提供
陳欽生(左三)與家人們的合影。
獬豸

1988年11月20日(編按:民國77年),陳欽生與李桂芬結婚了。兩人婚後, 陳欽生再次收到馬來西亞移民官的信件,但礙於成了家,立了業,老天還賜給陳家一對龍鳳胎,因而沒再搭理,終於徹底成為一名臺灣人。

這段日子,他教過補習,待過電腦公司,曾因坐過牢被百般刁難,卻也憑著一口流利的英文,被外派到四十幾個國家談生意。 到了1995年,他更創辦了自己的電腦公司,在工作這條路上可謂一路順遂,似乎再險峻的日子,都難不倒被中華民國調教過的白蟑螂一樣。

不過對於過往,他依然隻字不提。唯一一次被迫回憶那段噩夢,是在1998年6月17日,臺灣政府公佈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規定受害者必須透過講述經歷以換取補償金,但礙於政府並無針對加害者進行調查和懲罰,因此陳欽生心中那遲遲未痊癒的傷疤仍無法結痂。

直到2009年的某一天,民間真相調查委員會的林世煜,突然無預警地找上陳欽生,說要寫關於白色恐怖時期特殊案例的碩士論文後,才開啟了他往後學會的自我療傷法──說故事。

當然最初,陳欽生秉持著一如既往的態度,只要有人要他提起過去,他都封口不說,但林世煜臉皮厚,死不放棄,每天都撥電讓他重新考慮,日復一日,陳欽生也被煩死了,終於答應只說那麼一次,結果接下來一個禮拜,他便無法再入眠。

那之後他又決定不再說了,怎知這段歷史被林世煜曝光後,吸引了更多人前來採訪他。一開始,他當然統統拒絕了,但漸漸卻發現當他試著開口,故事說久了,心裡的恐懼指數好像就少了一點。

「那你現在和我講這段故事還會難受嗎?」聽到這裡,我忍不住問眼前這位已被他人稱為「生哥」的老年男子。

「痛苦還是有的,在內心,但把痛苦講出來卻是開心的,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臺灣人認同這塊土地,所以透過我的故事,我可以教育年輕人,臺灣現在的民主與自由就是我們這些人用生命和時間換來的。」

如今再次踩在已改名為「景美人權園區」的土地上,生哥當年的恐懼早已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難以言喻的笑容。當他把我領到軍法辦事處前的人權紀念碑時,還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指著一個名字說:「這個人今早還和我去唱卡拉OK呢!」讓我一下子沒辦法從那既離奇又悲傷的故事中抽離過來。

人權紀念碑是2015年由國家人權籌備處結合各大政治受難者團體意見共同設置的,被刻上的名字共有7628位,每個名字上面還會標上日期。陳欽生說,白色的是受難人被關押的時間,紅色的則是被槍斃的年份。說著說著,他繞到另一邊找到一個寫著「陳欽生」的名牌,然後自我調侃地說:「我的名牌在一個遭受風吹雨打的位子,不過還好,我的日期不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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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杜晉軒
如今陳欽生是台灣景美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導覽員,為海內外來賓講解台灣白色恐怖歷史.

雖然和生哥同為馬來西亞留台生,但在還未看見他的名牌之前, 我始終難以相信一個局外人是如何荒謬地被牽扯進一段臺灣歷史,直到我實際把手指放在名牌上,觸摸剛剛那場雨所殘留下的水滴,才確認這是個洗也洗不掉的事實。

「被關押的那期間,你常問老天為何偏偏選中你,那你現在還怨嗎?」沒想到他給我的答案卻出奇地闊達:

「雖然一開始我被迫成為臺灣人是真的很恨,但現在回想卻覺得,也許我被成為臺灣人也是對的,因為我是臺灣近代史的一部分,所以唯有待在臺灣,我才能發揮我的功能。」

語畢他又補充:「當然我骨子裡還是認同自己是個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只是臺灣真的是一個值得我留下來的地方,因為說實在,我在這裡得到的比失去還多,所以兩者間是沒有衝突的。」

訪談結束時已是傍晚時分,生哥把我送到仁愛樓旁,告訴我往右走便是出口,離開前我發現了那奇怪的水池,於是忍不住問對方最後一道問題:「所以那個長得像麒麟的雕像到底是什麼?」

只見生哥先是大笑一番,然後才解釋:「那叫『獬豸』,是中國古代的法獸,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它頭上有個紅色觸角,聽說只要發現你心虛,它就會用觸角撞你。這是一個叫林池的政治犯設計的啦,那些軍人以為這樣就能嚇到受難者,所以就讓他蓋了,但你看它身體是朝前方,頭卻是別向右邊,明顯就是故意放在這邊諷刺這些軍官的。」

我一開始沒聽明白,但往獬豸別過頭的反方向望去,才發現那個位置正好是審判過無數個受難者的軍事法庭。

本文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授權刊登,原文《生哥》為2019年「第十五屆花踪報告文學評審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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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