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泰雅文物回原鄉:不只是搬回部落,更是把「祂」接回家

中研院泰雅文物回原鄉:不只是搬回部落,更是把「祂」接回家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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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文物只能在館內靜態展示嗎?文物一旦重返原住民部落,會喚醒什麼樣的回憶與新生命? 2017年2月19日到4月19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與「野桐工坊」,共同策劃了《「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這是台灣官方博物館第一次與原民團體共同籌畫,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館方期待通過泰雅族人與這些物件的「相認」,重新憶起老物件的母語命名,以及對泰雅人生命與生活價值的故事。

  回家了!
  好久啊!久到記憶快要消失了!
  故鄉!你們還記得我嗎?
  如果你們已把我們忘了,
  那,我怎麼回去呢⋯⋯
  我們的祖靈快要回來了唷~
  心靈是多麼期盼啊!
  我們努力把家屋修理好了,
  要迎接你們,大家都從四面八方回來,
  我們會重新記憶並知道你們,
  孩子們!讓我們為祖先們著上美麗的盛裝,
  我們心何等興奮,期待你們回家!
  ——尤瑪・達陸(Yuma Taru)2017〈祖靈盛裝〉

2017年2月19日,苗栗縣泰安鄉陽光普照、櫻花盛開,中研院民族所的「她方」共作展,在象鼻村的「野桐工坊」盛大開幕 。「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以〈祖靈盛裝〉詩作,細細訴說泰雅祖靈隨著老物件回家的忐忑,以及子孫們期盼祖靈回家的孺慕之情。

尤瑪以「老人家」稱呼這些老物件,因為祂們不是單純的「物」,而是有生命的祖靈表徵。她教導來參訪的學童們:「我們只能輕輕地、慢慢地移動祂們,不能隨意碰觸祂們。」

整個展期,泰雅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圍繞在「老人家」旁邊,熱烈討論祂們的母語命名、織布技法、使用方法與文化價值,細細訴說與祖先老物件「相認」的感動。這個過程「真真實實地讓文物活了!」前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回憶。

從中研院到象鼻村只有幾個小時的車程,但這群「老人家」回鄉之路,卻已走了大半個世紀。 故事,還得從1950年代說起⋯⋯

中研院_圖片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開幕合影,泰雅部落的耆老、織女、小學學童一同迎接這群「老人家」返鄉。(攝影|王聖閎)
戒嚴時期,原住民文物逐漸破敗,中研院士搶救山地文物

泰雅族的老物件,是怎麼「流浪到南港」的呢?

1950~1960年代的台灣,政治上處於戒嚴、反攻大陸的年代,文化上高唱「漢文化」中心,對於高山民族採取同化的「教化態度」,推行國語,追求現代化。這種時代氛圍下,傳統文物被視為老舊、不合時宜的表徵。

「三民主義、解救同胞」等字樣,可見戒嚴時期的時代氛圍。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1960年南澳泰雅田野團隊收藏的示範織品,「三民主義、解救同胞」等字樣,可見戒嚴時期的時代氛圍。

1970年代,台灣走向工業化,原住民年輕人多離鄉背井、到大城市工作,部落老人無力維護老物件,只能看著它們走向破敗,或出售給古董商⋯⋯

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創所所長凌純聲先生,出於「搶救文物」的使命感,在民族所博物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慘澹經營之下,仍帶著研究人員前往部落,蒐集快速流失的原民文物。

「目前民族所的原住民文物,大多是1955~1968年來到中研院,總數達3000件,涵跨10個原民族群。」何翠萍回憶:「像是國寶級的排灣族木雕人像,曾至法國羅浮宮展出數年,當初就是從部落裡一間破敗的古屋搶救回來的。」

共作展示:打破博物館權威,用原民的角度來策展

時過境遷,台灣政治、社會氛圍已大不相同,原住民議題成為追求轉型正義的場域。國際上,人類學界也不斷反思與受訪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

再加上近年來,許多大型公立博物館尋求轉型,希望深入鄉鎮推廣大眾教育,衍生「大館帶小館」等政策。時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的何翠萍也收到轉型重任,她以人類學家的視野提出嶄新構想:與原民團體合作,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

共作,是指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共」同合「作」, 討論彼此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分享、交流,甚至衝撞彼此的知識體系,實現多元發聲、對話的理想。

「共作展示的精神,就是打破博物館的權威性、打破上下關係,創造出全新價值。」何翠萍解釋:「第一個,你到他們地方作展示,第二個,你用他們的角度、立場來策展。」

何翠萍邀請曾受文化部認證為「人間國寶」、原民團體「野桐工坊」負責人尤瑪・達陸與民族所共同策畫。民族所博物館放下主導權,讓尤瑪挑選物件,撰寫計畫書、決定活動形式、開放時間、陳列方式等等。

尤達 織女 泰雅 織布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尤瑪・達陸,台灣最早推動原住民傳統織布工藝振興的泰雅族織者,了解如何分析博物館老織品,並重新製作、創新。九二一大地震後,參與部落重建,致力於培養部落婦女織布技術,成為她們的謀生技能。(攝影|潘正浩)
部落策展,選件、擺放方式都不同於「博物館style」

光是選件,即展現尤瑪獨特的族群視野。展示主題是「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尤瑪卻選進賽德克族織品,現今官方已認定賽德克非泰雅族。尤瑪認為:織品的紋樣與過去婚姻和移居歷史有關,同樣的紋樣結構會有跨越族群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用當代的族群劃分界線來區分織品。

展示上也有巧思,本來博物館方認為展品應該平放,但尤瑪主張立放,就像一個人穿著衣服一樣站立、並翻出背面。因為織者沒有看到織品背面,沒有清晰看見經線緯線的細節、織紋、細微色度的變化,不可能了解一件織品。

博物館也把撰寫說明牌的「權力」讓給尤瑪,但尤瑪認為資料不足,不敢貿然下筆。開幕前夕,何翠萍同意尤瑪的大膽決定:不放說明牌。尤瑪的構想是:現場蒐集泰雅耆老們的說法,再謄寫上去。

「但開幕前一晚,我半夜醒過來,心想如果不要放說明牌,也得要有一個說明才行啊。 」何翠萍笑著說:「於是我熬夜寫了一張A4紙的公告,隔天趕快列印,成為現場唯一一張解釋『沒有說明牌』的說明牌。」

說明牌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未設置說明牌的說明牌,說明本次展品是1957~1963年間,於宜蘭縣南澳鄉、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花蓮縣秀林鄉、南投縣仁愛鄉採集的文物,期待通過泰雅人與老物件的相認與回憶,重新認識祂們。(攝影|楊雯娟)
部落「為什麼不能碰」對上博物館的「高規格保護」

博物館唯一不能放手的堅持,是對文物高規格的保護。為此,館方特別訂製十個控溫控濕的大型展示櫃,而且文物的持拿與翻動必須透過館員,參觀者不能自行碰觸。

中研院 「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博物館員正在整理貝珠衣上的銅鈴,展期內文物的持拿和翻動必須由隨行館員負責,參觀者不能自行觸碰。(攝影|楊雯娟)

這個規定對於泰雅族人卻是不小的衝擊,「這些展品不是我們祖先的嗎?為什麼不能碰?」以至於當館員進行紀錄攝影,不少泰雅族人還誤以為是監視他們「有沒有偷翻」,在現場形成很大的張力。

所幸,尤瑪不斷居中協調,免去不少爭執場面。「所以尤瑪是很好的共作夥伴,因為她兩邊都懂,否則將困難重重。」何翠萍解釋。

族人的心情也慢慢發生變化:看到博物館員如何小心翼翼、百般呵護老物件,再想想自己家裡陳舊的老織品,只有過年過節會穿,平常可能只用塑膠袋包著,塞在衣櫥深處⋯⋯

「這就是共作,共同創建的事物!」何翠萍強調:「泰雅族人看到博物館如此呵護文物,會重新評估老物件的價值,這種榮耀感是非常重要的。」

但參觀者不可以觸碰展品,跟在博物館看展有什麼不一樣?「還是不一樣!在大城市看展覽,不是泰雅人的生活空間。」何翠萍強調:在部落裡看展品,身邊是熟悉的親友、山野林間,可以自在的看、自由的討論,族人們總結:「溫度就是不一樣!」

部落長者參觀,發現人類學家未曾想過的文物細節

從共作中受益的,還有人類學家。

展場最重要的文物,當推綴滿了貝珠的貝珠衣或貝珠裙。文獻記載,貝珠衣可以作為賠償、交換土地和牛隻,具有貨幣的功能。貝珠裙則是一種綴滿了貝珠,造型很像裙子、但沒有綁帶的織品。何翠萍殷切期盼:通過泰雅族老人與老物件「相認」,更加了解貝珠衣或貝珠裙。

珠貝裙 泰雅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展示中的貝珠裙,曾綴滿貝珠,是一種沒有綁帶、造型很像裙子的泰雅織品。

果然,一開展就有大驚喜。尤瑪的舅舅回憶年輕時,曾聽老人說,過去兩方要打起來之前,當一方衝到對方村前路口時,如果看見對方在路口放了貝珠衣,必須壓制怒氣、考慮和談。看來貝珠衣不只有單純的買賣交換,還包含了群體外交、生命、戰爭的深刻認知,意義更加驚心動魄。

織者們也來當人類學家。她們在貝珠衣的背面發現斷經的織法,也就是織到一半時切斷經線,一根根打結後,重新排經線再織。但泰雅老祖宗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呢?

「我對這個現象太好奇了!在人類學知識中,很多儀式性的布,都有不尋常的製作方式。」織者的觀賞角度,提供何翠萍對於貝珠衣、裙神聖性的新理解。

在織者工作坊,織者又環繞著貝珠裙,想要從織法推測這張沒有綁帶、不可能穿上的「裙子」,到底是不是裙子?何翠萍興奮地說:「在泰雅文化的理解中,貝珠裙是否也是儀式用品?那麼,泰雅族的母語真的叫做『裙』嗎?還是有其他的叫法。若都叫做『裙』,說不定在泰雅文化中,『裙』本來就不限於我們想當然爾『人』穿的裙子。」可惜前來參觀泰雅老人,無人可以回答⋯⋯

長者來看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泰雅部落的長者參觀展品,回憶關於老物件的故事,許多織品甚至只在兒時聽聞,一生從未見過。 (攝影|弗奈・瓦旦Baunay Watan)

沒有答案不是壞事,有時反而帶人進入更豐富的境地。當尤瑪問部落孩童:珠裙是不是裙子?天真的孩子回答:「當然不是!沒有綁帶,怎麼穿?」當大人介紹貝珠可以拿下來換東西、買牛,孩子們又說:「啊,那就是存錢筒!」

何翠萍驚歎不已地說:「這種知識討論、傳承是很大量、很不尋常的,只有在部落的環境才會發生。如果在博物館內,一定是館員導覽,很多講法就不會這麼自自然然的出現。」

共作民族誌:讓研究者和對象平等對話

但何翠萍完整了解這次共作展示的意義,是在編輯完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之後。

翻開書頁,目錄上洋洋灑灑多達17位作者和訪談對象,跨越了族群、性別、年齡與階層:

「我很喜歡織布,喜歡坐在織布機上,內心非常平靜,很專注、很舒服。」她是從織布找到內心喜悅的部落織女。

「跟自己說一定要學織布,因為知道自己要做的並不單純是文化研究,而是要在過程中尋找自己失去的根。」這是泰雅族年輕一代的文化工作者。

「拍攝者適時的『不拍』,可能遠比鏡頭介入來的更為重要。儘管就影像紀實的角度,這樣的畫面極為寶貴。」這是面對現場張力的攝影人員內心掙扎與權衡。

還有嫁到泰雅族學習織布的漢人、從傳統紋樣尋求創新的文創藝術家、醫學院畢業卻跑去做 NPO 的年輕人⋯⋯

共作
Photo credit:中研院民族所
2019年4月,前民族所博物館何翠萍主任與「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收集17位參與者的撰文或訪談稿,編輯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出版,完整記錄策展與展出的過程,以及這次展覽在每個參與者身上刻畫下的生命紋樣。

這種多元發聲的編輯方針,稱為「共作民族誌」,是當代人類學家反思良久的產物。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到底有多少發聲的權利?研究者和對象如何能以平等的關係對話?許多人類學家不再只是將研究對象當作撰文的「素材」,而是開始與他們合作寫書,在書中並陳兩方的觀點。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至此,這場共作展超越了博物館轉型、普及人類學知識的意義。博物館文物回原鄉,不只是物的再生,而是人的再生。

「這本書的前半部是這場展示的整個過程,但是到了後半部,你會看到整個台灣!」何翠萍感動總結:「當你看到人們這麼認真的研究文物、努力生活,你會覺得台灣真是有希望的!他們都是太可愛的一群台灣人。」

本文經研之有物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李修慧
核稿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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