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紅色滲透還是血濃於水？淺談馬來西亞華人的「中華膠」現象

「民族」是現代主權國家中的人民集合的稱謂。一個民族藉著想像共享特定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來形成一個共同體。「國家」是此一共同體的主要行動單位及依據，因此民族通常也稱作「國族」。民族常宣稱對於國家有行使主權的權力，是一國之內最重要且正當的社會群體，具有強烈的政治治理的意涵。和民族不同，公民則是法律賦予的政治身份，並且合理地享有法律規定之權力與義務的群體。在很多時候，這兩種身份看似平等，但在建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會藉著強調「我族」的共同性來訴求其民族地位，這時候往往會對社會裡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排除的結果，甚至剝奪其公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殖民地開始追尋殖民母國的政治經驗，試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當時的政治團體、知識分子曾就一個「民族」的定義進行過數次爭辯。1946年，左翼的政治聯合組織（PUTERA-AMCJA）草擬了一份開放而包容的《人民憲法草案》。《人民憲法草案》第二節中，嘗試將「馬來人」界定為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國族身份，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義務，公民僅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馬來語作為對話工具，因此「所有馬來亞公民都會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馬來人』（Malay）一詞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並不帶任何族群或宗教的含義」。

PUTERA-AMCJA的左翼政治背景很快就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憂慮，而他將「馬來人」視為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是在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身份）則導致以巫統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菁英的憤怒。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反共為由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將PUTERA-AMCJA視為非法組織，《人民憲法草案》才遭到廢置，從此（尤其官方歷史中）無人聞問。

相對的，英殖民政府與巫統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法》則成功取得憲制地位，成為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這部憲制除了強調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之外，也大大提高了其他族群公民身份的限制。換言之，這份憲制暗示馬來亞是馬來人的「民族國家」，馬來人是國境之內具有合理主權的「國族」。雖然在往後的歷史中公民身份的限制被稍稍放寬，但仍無阻這部憲制強調馬來亞作為「馬來人的國家」的企圖。《聯合邦憲制》也成為未來馬來西亞憲法的基礎，正當化了馬來人的「國族」身份。

學者Suryadinata在其著作〈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中指出，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換句話說，這種被建構的國族身份保障了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其他族群的國族身份則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時而獲得認同，時而遭受質疑。此外，國族身份也常與公民權力發生衝突。雖然國族與公民所依據的建構核心並不相同，但若國族身份遭到質疑，公民在一國之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也將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公民」身份上受到承認，但始終被排除在「國族」（民族）核心之外。在此情況下，華人很容易就將缺失的「民族」想像勾連到移民母國——中國之上。而近來中國因統戰需求以及圍堵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威脅而建構出的「大中華民族」概念，恰恰召喚了華人失卻的「民族認同」。這樣一來，華人社群在認同上很容易產生同時是「馬來西亞人」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詭異又矛盾的認同。

除此之外，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遭剝削的現象也導致華人期待中國的崛起能為他們賦權。誠然，中國崛起了，而華人或許從中獲得些許政治及經濟資本，但其中的管道及方式是相當可議，並且有違民主的。追根究底，這是建構所謂「中華膠」的關鍵因素——紅色滲透。

三、紅色滲透與華人的「紅色認同」

澳洲學者Hamilton的《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一書以澳洲的局勢發展為例，討論了中國因素如何破壞澳洲的民主社會。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即是利用「僑務」及華人社群來進行滲透。他描繪了澳洲當地華裔商人、政治人物以及中國移民運用金權政治、貿易與投資、「銳文化」來突破民主防線，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馬來西亞，這些滲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華人社群有關「中國認同」的討論一直局限在上述種族、文化情結，以及政治剝奪感等層面。

2019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刊《星洲日報》在其背頁刊載了一整版的「廣告」。廣告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新聞與公共外交處」登出的廣告，標題為「真實的新疆」。

廣告內文很長，大致分成六小節：一、新疆的歷史；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尊重伊斯蘭文化；三、新疆實行民族自治、多民族和諧共處；四、新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得到尊重和保護；五、新疆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重大現實威脅；六、中國充分尊重伊斯蘭宗教信仰，同穆斯林國家傳統友好。

這無疑是回應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疆集中營事件的指責，並且尋求其他國家華人社群的支持所「製造」出來的廣告。不僅如此，2019年，當BBC深入新疆集中營採訪，並批評中國政府的不人道政策時，數家中文媒體也同時獲准進入新疆報導，其中亦有《星洲日報》。7月7日，《星洲日報》以「新疆教培中心曙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為題，正面報導了集中營，寫下令人戰慄的詭異故事：

我不懷疑疏勒縣教培中心的學員事先已經知道我們的到訪，但從學員的回應，卻不像是做作，因為我們是抽樣訪問他們，而且是可以自由地和他們交流。一些學員在講述他們的故事時，甚至還「感動」到流淚，慶幸自己有機會進入教培中心「改過自新」。

受訪的學員說，他們過去都受到極端主義影響，但在教培中心學習後，特別是上了法律知識課之後，都已經覺悟。

另外，絕大部分的學員也是進入教培中心後，才學習中文，因此都能用中文和我們交談，而他們本身也以中國人的身份感到光榮。我接觸的一名女學員，拒絕透露她的名字，僅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中國人』三個字。

另一名為哈辛（化名，36歲）的男學員已經進入教培中心八九個月。他之前是疏勒縣的一位農民。

他說，自己過去深受極端主義思想影響，曾經排斥和非穆斯林交往，還萌發發動聖戰的念頭。「我甚至還嘗試說服我的2位朋友和我一起發動聖戰，因為我覺得，不參與聖戰，就不是一個好的穆斯林。」雖然他的朋友最終沒有跟隨他的步伐，但哈辛還是堅持他的信念，並且前往戈壁沙漠進行體能訓練和跑步。

他的異常行為引起村委的注意，村委會官員還曾勸道他，但他依然不放棄，直到村長找他談了之後，他才醒悟本身的極端思想若不去除，後果嚴重，因此才申請進入教培中心學習。」

另外，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以來，馬來西亞各大電視媒體、報章之社論，乃至網路平台多採取親中立場，將抗爭者形容為「暴徒」。這些平台之下的留言也多令人沮喪，大部分中文留言串都充斥著謾罵或歧視的聲量，譴責抗爭者及支持者為「廢青」，或同意警方採取暴力鎮壓。而令人費解的是，許多曾經支持淨選盟運動的華人，在這期間卻轉換對民主運動的支持立場，轉而支持中共、港府以及警察單位的說辭（我在另一篇文章〈香港反送中引發的省思與調查：參加馬來西亞淨選盟的人是怎樣的一群「平凡人」？〉有較為深入的討論）。這些事件凸顯馬來西亞華人對香港抗爭運動的不理解，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官方論述壟斷了馬來西亞各媒體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