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新中國》：「九號文件」代表一場新的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已經展開

文：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專制的習核心

走向群眾

為加強、深化黨與中國社會的關係，習近平推出幾項運動，反腐只不過是其中一項。他動員全黨加強黨員品格、灌輸社會主義價值、並排斥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這種政治改革模式使習近平可以集中力量改變中國人民、而不必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合習近平的胃口。結果是一黨專政體制仍然毫髮無傷，而習近平也不必推動任何有意義、足以挑戰他或共產黨權威的體制性政治改革。

這類運動是共產黨政治的常態。由於沒有選舉、沒有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也沒有開放媒體，共產黨必須自我規範。早在一九四○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建立以前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已經開始搞這類運動。以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為例，黨員必須自我批判，還得研究毛澤東的著作、提出看法。不支持毛澤東的黨員會遭到孤立與指摘。透過這種指摘與自我批判程序，毛澤東不僅可以確保黨員的意識形態正確，還可以除去政敵。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都曾推動整風運動，既加強意識形態信念，同時也加強黨紀。舉例來說，江澤民的「三講」運動要黨員「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官員必須參加在辦公室舉行的討論與自我批判會議，並對主管提出匿名批判。

今天的中國領導階層也如法炮製。二○一三年六月，政治局展開為期一年的「群眾路線」運動，以改善黨員與社會大眾間的關係。習近平在宣布這項運動時，再次搬出他的反腐運動說詞：「人心向背關係共產黨的生死存亡。」這項運動的目的在改善幹部評選過程，減少官員投入浮誇項目（例如修建大型政府辦公大樓）的興趣，鼓勵官員投入社區服務，以強調他們的親民。太多會議、太多紙上作業等實際行政議題，也成為改革對象。習近平要求官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換言之，就是要官員自我反省，解決問題。

官員得參加「民主生活會」，在會中自我批判，做成會議紀錄，供監督單位審查。負責監督這項程序的小組必須撰寫最後報告，而且一般預期群眾路線運動結束以後，民主生活會仍將繼續。群眾路線運動在二○一四年十月八日「長征」八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正式結束。選在這一天結束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共產黨紅軍在國民黨軍隊圍剿下長途跋涉，備極艱辛往北撤離，即所謂的「長征」，它是黨員自我犧牲、對共產黨理念堅信不移最重要的標誌，也是毛澤東領導權的誕生地。習近平之後還發動多項其他運動，每一項都強調黨必須自我整肅。

不滿的聲音也出現了。將近十年前，黨理論家李海青曾發表文章，強調意識形態是動員人民集體行動與犧牲熱情的關鍵。他在二○一三年撰文，認為群眾路線運動不能有效取代民主程序。還有人認為體制性改革有其必要。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胡星斗就指出：「當既得利益阻礙政治改革之路時，這類運動仍然有意義。但透過一種民主系統，官員可以在根本上自己對群眾負責。」

像反腐運動一樣，習近平的整風運動成效也好壞參半。一方面，整風運動達到一些預定目標：開會次數減少，不必要的政府建設計畫大幅削減，接待官員的公費支出也少了許多。但經歷過多次類似整風運動的資深黨員認為，用這種方法想使官員改變行為不大可能。一名資深黨員告訴我：「我們圍坐桌邊，進行自我批判，然後大家都對我說：『不會，不會，你是個好黨員。』這整件事就是個大笑話。」他說，想使黨員獻身黨務，就得找一件能讓黨員團結一致的工作。對習近平而言，將西方自由價值觀定調為對黨與黨的原則的一種存在性威脅，至少可以產生讓黨員團結的效果。

敵我之分

二○一三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發表〈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由於這是那一年發表的第九份類似通報，之後被簡稱為「九號文件」。根據這份文件的說法，共產黨正與已在中國社會某些領域成形的西方自由價值觀進行一場激烈鬥爭。這些價值觀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新聞自由、重新評估中國歷史、以及應該根據西方標準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文件作者還強調西方反中勢力與中國內部不滿份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並挑戰我主流意識形態」。

經過一段時間，九號文件成了提醒黨員必須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益、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等所謂「七大危險」或「七個不講」的通報。它既重申也擴大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二○一一年提出的「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私有化與不搞聯邦制。

一開始，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份文件反映的或許只是黨內一個保守派系的看法，不能代表黨中央領導階層的觀點。但證據很快顯示，九號文件代表一場新的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已經展開。習近平要透過這項運動表明他與前任領導人大不相同：過去幾任中國領導人對自由理念展現的容忍度比習近平大得多。

習近平的第一個目標是大學。早在出任中央總書記以前，習近平已經要求各大學黨支部加強引導學生，務必將社會主義價值觀灌輸在教育裡。意識形態教育很快成為習近平領導風格的標誌。二○一三年五月，教育部聯同黨中央幾個部門發表一項文件，要求提升意識形態在大學的角色。教育部官員在一次這項文件的訪談中指出，「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道德淡化、服務意識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