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新中國》:「九號文件」代表一場新的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已經展開

《習近平與新中國》:「九號文件」代表一場新的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已經展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根據這份文件的說法,共產黨正與已在中國社會某些領域成形的西方自由價值觀進行一場激烈鬥爭。這些價值觀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新聞自由、重新評估中國歷史、以及應該根據西方標準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專制的習核心
走向群眾

為加強、深化黨與中國社會的關係,習近平推出幾項運動,反腐只不過是其中一項。他動員全黨加強黨員品格、灌輸社會主義價值、並排斥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這種政治改革模式使習近平可以集中力量改變中國人民、而不必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合習近平的胃口。結果是一黨專政體制仍然毫髮無傷,而習近平也不必推動任何有意義、足以挑戰他或共產黨權威的體制性政治改革。

這類運動是共產黨政治的常態。由於沒有選舉、沒有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也沒有開放媒體,共產黨必須自我規範。早在一九四○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建立以前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已經開始搞這類運動。以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為例,黨員必須自我批判,還得研究毛澤東的著作、提出看法。不支持毛澤東的黨員會遭到孤立與指摘。透過這種指摘與自我批判程序,毛澤東不僅可以確保黨員的意識形態正確,還可以除去政敵。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都曾推動整風運動,既加強意識形態信念,同時也加強黨紀。舉例來說,江澤民的「三講」運動要黨員「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官員必須參加在辦公室舉行的討論與自我批判會議,並對主管提出匿名批判。

今天的中國領導階層也如法炮製。二○一三年六月,政治局展開為期一年的「群眾路線」運動,以改善黨員與社會大眾間的關係。習近平在宣布這項運動時,再次搬出他的反腐運動說詞:「人心向背關係共產黨的生死存亡。」這項運動的目的在改善幹部評選過程,減少官員投入浮誇項目(例如修建大型政府辦公大樓)的興趣,鼓勵官員投入社區服務,以強調他們的親民。太多會議、太多紙上作業等實際行政議題,也成為改革對象。習近平要求官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換言之,就是要官員自我反省,解決問題。

官員得參加「民主生活會」,在會中自我批判,做成會議紀錄,供監督單位審查。負責監督這項程序的小組必須撰寫最後報告,而且一般預期群眾路線運動結束以後,民主生活會仍將繼續。群眾路線運動在二○一四年十月八日「長征」八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正式結束。選在這一天結束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共產黨紅軍在國民黨軍隊圍剿下長途跋涉,備極艱辛往北撤離,即所謂的「長征」,它是黨員自我犧牲、對共產黨理念堅信不移最重要的標誌,也是毛澤東領導權的誕生地。習近平之後還發動多項其他運動,每一項都強調黨必須自我整肅。

不滿的聲音也出現了。將近十年前,黨理論家李海青曾發表文章,強調意識形態是動員人民集體行動與犧牲熱情的關鍵。他在二○一三年撰文,認為群眾路線運動不能有效取代民主程序。還有人認為體制性改革有其必要。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胡星斗就指出:「當既得利益阻礙政治改革之路時,這類運動仍然有意義。但透過一種民主系統,官員可以在根本上自己對群眾負責。」

像反腐運動一樣,習近平的整風運動成效也好壞參半。一方面,整風運動達到一些預定目標:開會次數減少,不必要的政府建設計畫大幅削減,接待官員的公費支出也少了許多。但經歷過多次類似整風運動的資深黨員認為,用這種方法想使官員改變行為不大可能。一名資深黨員告訴我:「我們圍坐桌邊,進行自我批判,然後大家都對我說:『不會,不會,你是個好黨員。』這整件事就是個大笑話。」他說,想使黨員獻身黨務,就得找一件能讓黨員團結一致的工作。對習近平而言,將西方自由價值觀定調為對黨與黨的原則的一種存在性威脅,至少可以產生讓黨員團結的效果。

敵我之分

二○一三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發表〈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由於這是那一年發表的第九份類似通報,之後被簡稱為「九號文件」。根據這份文件的說法,共產黨正與已在中國社會某些領域成形的西方自由價值觀進行一場激烈鬥爭。這些價值觀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新聞自由、重新評估中國歷史、以及應該根據西方標準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文件作者還強調西方反中勢力與中國內部不滿份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並挑戰我主流意識形態」。

經過一段時間,九號文件成了提醒黨員必須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益、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等所謂「七大危險」或「七個不講」的通報。它既重申也擴大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二○一一年提出的「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私有化與不搞聯邦制。

一開始,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份文件反映的或許只是黨內一個保守派系的看法,不能代表黨中央領導階層的觀點。但證據很快顯示,九號文件代表一場新的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已經展開。習近平要透過這項運動表明他與前任領導人大不相同:過去幾任中國領導人對自由理念展現的容忍度比習近平大得多。

習近平的第一個目標是大學。早在出任中央總書記以前,習近平已經要求各大學黨支部加強引導學生,務必將社會主義價值觀灌輸在教育裡。意識形態教育很快成為習近平領導風格的標誌。二○一三年五月,教育部聯同黨中央幾個部門發表一項文件,要求提升意識形態在大學的角色。教育部官員在一次這項文件的訪談中指出,「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道德淡化、服務意識不強。」

根據九號文件指示,大學也要遵守呼應「七大危險」的「高等教育七大禁忌」。黨媒《遼寧日報》也在二○一四年十一月派記者潛入大學,舉報刻意支持西方政治理念或批判中國政府的教授。《遼寧日報》編輯說,這些教授與學生缺乏「三個認同」:對共產黨黨史與意識形態的理論認同、對共產黨的政治認同、以及對共產黨與政策的情感認同。二○一四年十二月,習近平要求提升對中國各大學的意識形態控制。

二○一五年一月,黨將習近平各次演說摘要整理成三十號文件發表,再次要求加強黨對大學的影響力,要求提升意識形態教育。教育部很快跟進,要求限制使用鼓吹西方政治價值的西方教科書。教授必須將在國外出版、或不是用中文創作的書籍送審,審查意識形態內容。不過,至少已經有一位著名的中國政治學教授說,只要不告訴大學當局說他準備使用西方教材,就不會有麻煩。如果他向大學提出使用西方教材的要求,一定會被拒絕。無論怎麼說,政府繼續想方法揪出不相信中國意識型態的學者。教育部在二○一六年宣布,大學教職人員的聘用不僅需要通過筆試,還得通過「政治正確性」面試;大學當局有權對申請人在家鄉的政治立場進行調查。

習近平對抗西方價值觀運動鎖定的第二個目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二○一四年,中紀委官員張英偉批判中國社會科學院,說它「用互聯網炮製跨國界的歪理」,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讓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與外國同行「不法勾連」等等,有許多意識形態問題。二○一六年二月初,在經過幾個月調查之後,中紀委公布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指控,說它「黨的領導弱化,馬克思主義在一些學科的指導地位邊緣化,存在一些錯誤思想傾向」。調查人員還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機構強調研究,不強調黨部,「黨領導的活力不足」。一位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系主任對我說,這令人想起毛澤東時期一段往事:某個系主任據說發表一些特定聲明,半夜在住處遭到調查人員登門斥責。

二○一六年,共產黨進一步擴大教育規模,將鼓吹西方價值或對社會主義「信心搖擺」的黨員納入。這場討伐「非信徒」的行動全面展開,整個中國官僚體系,包括軍方與宣傳系統無一倖免。二○一六年六月,中紀委批判中宣部,說它「對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夠深入……把黨管媒體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存在薄弱點,統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夠有力。」。根據中紀委一名資深官員的說法,調查發現,「政治紀律散漫的危害,遠比貪腐大得多」。中紀委對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等國有企業也提出類似批判,說許多國有企業官員「生意談得太多,卻很少談到黨」,而且把太多時間花在高爾夫球場上。

習近平還採取行動,提升黨在媒體的角色。他在二○一三年夏季宣稱:「新聞輿論工作者要加強政治家辦報意識」。根據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二○一七年的排名,中國在一百八十國中排名第一百七十六位, 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也說,中國記者坐牢人數排名高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土耳其。二○一六年初,習近平視察幾家中國新聞機構,告訴編輯人員中國媒體「必須愛黨、護黨、為黨」。之後,習近平進一步高調宣稱媒體「必須姓黨」。

中國領導階層對媒體內容的管控,絕不僅止於涉及敏感政治議題的文章與節目而已。二○一六年三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表新法規,禁止一切展示「社會陰暗面」或宣揚「奢華生活」的節目,電視或網路節目都在查禁之列。這套包括四十多項主題的新法規,查禁範圍較二○一○年公布的原法規(查禁對象只包括損及中國形象或團結、色情、或鼓勵犯罪行為的內容)大幅增加。二○一七年一月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中國境內外國理念與價值觀造成的衝擊影響尤其巨大。中國政府首先向各級政府與非政府主事者廣徵意見,並在新法起草階段進行內部、與外國夥伴之間極高層的討論與辯論。

根據新法規定,所有外國非政府組織必須向公安部登記註冊(外國非政府組織過去由民政部監管);必須正式隸屬於一個政府組織,由這個組織負責監督它們的業務、人事等等;它們不能在中國境內籌款,還必須接受其他一些限制。初步跡象顯示,登記程序幾乎完全停擺。據一名人士說,在登記作業展開的最初六個月間,中國境內幾千家外國非政府組織只有不到一百家獲准完成登記。(沒有取得登記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必須取得臨時許可才能運作,但申請臨時許可也要經過艱困的官僚程序)。獲准完成登記的非政府組織,如世界經濟論壇、保爾森基金會(Paulson Institute)與能源基金會(Energy Foundation)等等,有許多是已經與中國政府在重大能源與經濟議題上密切合作的非政府組織,而且都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出面負責監理。

儘管一開始事情進展並不順利,不過二○一七年六月我與一家外國非政府組織駐北京代表處負責人面談時,訝異發現她覺得這樣的經驗還不錯。她說,登記過程雖說繁複,但也沒有原先想像得那麼難。關鍵就在於「用中國的方式」辦事,也就是說,要運用關係打通關節。以她的例子來說,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稱得上是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救星。在管理法通過後,清大公益慈善研究院不僅立即舉辦登記程序講習,還主動為一些選定的外國非政府組織與公安局牽線,幫這些外國非政府組織找一家由中國政府組織、著名的非政府組織做為正式夥伴(儘管這些外國非政府組織與這個夥伴並無合作經驗)。雖說公安局近年來經常騷擾非政府組織與其員工,負責外國非政府組織登記的公安官員其實歡迎外國非政府組織申請登記。她的非政府組織以及至少另外兩家清大協助的非政府組織在二○一七年七月初獲得登記批准。

不過,獲得登記審批是有代價的。外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性質與活動範圍將受到更多監控與限制。原本關注中國境內法治這類治理議題的組織,已經在討論如何運用專業在中國境外改善中國的治理慣例,例如如何在一帶一路項目下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等等。而新管理法規儘管對中國與其他國家而言也很重要,也有好處,但外國非政府組織不再能在中國境內直接參與治理,或是參與西方政治價值與理念等敏感議題。

黨的意識形態

習近平這種防堵外國理念與影響力滲透中國社會,以及不斷為黨員灌輸道德規範的作法,雙雙反映中共領導階層的一個弱點:提不出一種誘人、令人信服的意識形態。寧夏黨校學者在二○○二年發表對寧夏都市居民的一項民調的結果:大約「二五%的人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五○%的人對中國共產黨身為工人階級前鋒的角色表示懷疑……七九%的人已經失去與黨的親密情緒聯繫」。

習近平很清楚眼前任務的艱鉅。二○一三年八月,在向國家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會議發表演說時,他幾次重申黨員對馬列社會主義欠缺信心,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政治動盪與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

面對這項挑戰,習近平火力全開。他首先提出一套續統史觀,以避免意識形態分裂造成黨的衰敗。二○一三年一月,他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鄧小平以前的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的改革,也不能用鄧小平的改革否定以前的毛澤東時代。習近平並以儒家講究德治與滿足人民需求的信念為根據,認定儒家思想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二○一四年九月,習近平在國際孔子協會發表演說,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接班人,並重申中國政治體制必須以滿足中國人民需求為具體目標,而他的中國夢就是要完成這些目標:發展繁榮社會,打造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奪回中國世界強國的地位。習近平於二○一五年宣布所謂「四個全面」的政治與經濟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不僅為他的中國夢定調,也讓人更加相信習近平對今後領導黨國走向何方頗有定見。

最後,習近平設法營造一套黨價值與黨領導權的共識。在上台成為中央總書記時,中共宣布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十二個理念: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二○一三年一月,他倡導「三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後又加上第四個:文化自信。習近平企圖將這些理念灌輸給黨員,並透過學校與媒體宣傳等傳統手段,以及較有創意、較吸引人的作法,將它們介紹給廣大中國民眾。江蘇省有一個城市舉辦「家庭道德」演講比賽,四川省官員將這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成猜謎活動,就是例證。

習近平這些作法,讓中國官員與學者對自由表達意見與公共辯論的限度有了較明確的認知,就這方面來說,他的運動成功了。但這種統一中國官員意識形態的作法也在黨內造成緊張。舉例來說,一家中紀委管理的報紙刊出〈一千個俯首稱是的人也抵不上一名忠實顧問〉的文章,主張更開放的辯論。這篇用寓意筆法寫成的文章,讚美以接受批判聞名的唐太宗,說「能不能自由表達意見、接受建議,經常能決定一個帝國的興衰……我們不要怕別人說壞話;要怕別人根本不說話。」如本書以下幾章所述,中國學者與官員或在私下暗中,或在公開場合,繼續在廣泛經濟與外交政策議題上對政府政策進行辯論。

相關書摘 ▶《習近平與新中國》:中國全球大併購引發警訊,但造成的衝擊往往遭人誇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習近平與新中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天下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譯者:譚天

從政治、網路、創新、經濟、環境、外交政策,
詳細解讀習近平的施政模式與未來發展。

繼毛澤東、鄧小平後,習近平帶領中國進入第三次革命轉型
內政上獨掌大權,擴大共產黨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的重要性
在國際社會推行大國外交,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發展地緣戰略目標
面對新崛起的中國,全球局勢會出現多大的轉變?各國又該如何應對?

2018年被《政客》(Politico)雜誌評選為美國十大中國通之一的易明,透過這本書揭露習近平政權的施政邏輯。四十年前(一九七八),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讓中國在經濟政策上轉向開放,外交政策上則維持低調。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顛覆過去的思維,對內建立一道虛擬城牆,針對外在世界的理念與資金交流進行更嚴密的控制;對外則採取大國外交政策,擴大中國在亞洲與非洲的影響力,企圖扮演制定世界規則的角色,進行中國的「第三次革命」。

如今,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效應漸漸出現。對內,言論管制愈趨嚴格、經濟發展面臨環境汙染與創新成長瓶頸、香港數度出現抗爭;對外,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積極發揮影響力,引發美國挑起貿易紛爭,牽動地緣政治穩定與全球經濟發展。在這本書中,易明分析這些變化對世界各國帶來的衝擊,並針對各種情境,提出與中國合作與對抗的建議。

getImage-7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