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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強兵》:對暴露在草原襲擊下的農民而言,花錢維持一支伊朗式的重騎兵相當值得

《富國強兵》:對暴露在草原襲擊下的農民而言,花錢維持一支伊朗式的重騎兵相當值得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除了地理和社會經濟因素,武器系統的進一步變化也幫助界定遊牧部落和定居農民之間變化劇烈的平衡。這種武器變化儘管不如上文提到的那般影響深遠,但仍重要到足以改變西亞很多地方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結構模式。

文: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從騎兵革命中受惠最大的草原遊牧民族,正是利用馬兒速度和耐力這個新戰術的先鋒。這個論點也許正確,但卻沒有證據。雖然遊牧民族在後來成為射騎能手,但這無法證明他們是發明此項技術的人;這只能證明他們比其他民族能夠更有效地利用這種新作戰方式。最初採納騎士配對的是亞述軍隊,這使人認為,他們才是將馬匹的高速用於戰事這類戰法的主要先驅。

即使草原遊牧民族熟悉射騎的人多到足以向文明地區發動大規模襲擊,但要到數個世紀之後,騎兵戰術的技巧才傳遍歐亞草原。從草原開始發動騎兵侵襲的起始時間大約是西元前六九○年,當時被希臘人稱做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的這支民族肆虐大部分的小亞細亞;這剛好是亞述人在戰爭中大規模使用騎兵之後兩個世紀。辛梅里安人在摧毀了佛里吉亞(Phrygia)王國之後,便返回其原居住地,即烏克蘭草原。之後,一支新民族斯基泰人從中亞的阿爾泰(Altai)西遷,蹂躪辛梅里安人。新來者在西元前六一二年再次派出騎兵大軍入侵中東,參與尼尼微的搶劫行動。

這兩次大規模侵略在中東軍事史上開創了基本上延續到十四世紀的新時代。在遠東,蒙古和鄰近地區的鐵騎騷擾一直要到西元前四世紀才有明確記載,儘管有些學者認為,西元前七七一年西周王朝顛覆可能是斯基泰騎兵從阿爾泰地區入侵而導致。

騎兵革命在歐亞大陸影響深遠。草原民族一旦掌握騎馬技巧,並學會用當地唾手可得的材料製作弓箭和所有必要隨身裝備的技術後,就能指揮費用較低、機動性更強的武裝部隊迅速投入戰場,而這是文明民族無法望其項背的。因此,草原武士可以肆意襲擊南方的文明國家,幾乎總是能全身而退,除非南方國家的統治者也能在自己的軍隊體制中複製野蠻民族的高度機動性和旺盛士氣。

以夷制夷是明顯可行的戰術。事實上,這就是薛西斯和其阿契美尼德先輩所採納的戰術,以此保護暴露在草原民族覬覦下的邊疆。大部分中國君主也採納相同手法。付錢給邊境部落以保護邊疆免於受到可能的入侵者襲擊,此舉可以在邊界沿線展開一張無法突破的保護膜。但這類安排總是有土崩瓦解的可能。邊境守衛不斷處於加入那些境外野蠻民族行列的誘惑中,儘管中國政府支付他們軍餉是要他們防禦野蠻民族,但短時間內透過掠奪而得來的利益和好處,可能遠遠超過他們與中國政府當局所能議定的新軍餉數目。

此後兩千年,在這個廣泛框架下,草原部落和文明國家的統治者和官僚間,產生變化無窮的軍事、外交和經濟關係。領取保護酬勞和襲擊入侵不斷交替;有時毀滅性的掠奪使相關各方都陷入貧困。圍繞單一首領形成的草原戰爭聯盟或興或衰,而首領時常是魅力十足的領袖人物,其中最偉大的是成吉思汗(一一六二至一二二七年)。這類聯盟引入另一種變化模式。儘管草原和耕地之間的政治和軍事關係經歷無數搖擺,但草原民族持續佔有優勢,因為他們有更優異的機動性,且能便宜取得軍事裝備。這便形成一個反覆模式:文明地區不斷被遊牧民族征服。

每當地方防禦能力減弱(不管出自何種理由),遊牧民族的襲擊就會如滾雪球般年復一年加強力道,因為掠奪性遠征的勝利會傳遍草原,使得各民族蠢蠢欲動。倘若地方防禦徹底瓦解,入侵者就會想要永遠佔領那些無力自衛之地。入侵者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統治者,並立刻體認到以徵稅代替掠奪,保護繳稅子民不受敵手掠奪的好處。在這些情況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地方有效防禦可望加強,直到新統治者喪失對部落的內在凝聚力,為城市生活的安樂舒適而放棄好戰習性──於是,進攻和征服的週期可能就會重新展開。

第二種模式也在草原民族中形成。在草原地帶,溫度和雨量從西向東慢慢減少。蒙古草原的氣候條件變得對人類和牲畜一樣惡劣。往東,在滿洲,雨量的增加帶來豐美的牧草地和溫和的氣候。這類地理佈局的後果是,有選擇餘地的部落情願離開蒙古,往東或西追求更繁茂的牧草地。根據推測,西元前八世紀,斯基泰人就是受到西部更豐美的草原的吸引,才從阿爾泰遷徙到烏克蘭。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其他部落也跟著往西,首先是印歐語系民族,後來是突厥人,最後是蒙古人進入東歐,每個民族都順應歐亞草原的地理變化而生活。

因此,騎兵革命引發兩大人潮流動。草原部落斷續成功征服鄰近草原的文明地區,如中國、中東或歐洲。與這股從草原移動到開墾土地上的行動共存的是在草原內從東向西的遷徙。在前者,遊牧民族得放棄固有的生活方式,成為地主和文明地區鄉村的統治者。而在後者,熟悉的遊牧生活模式可以在多少得到緩解的條件下維繫不墜。文明地區的統治者和軍隊在阻擋遊牧民族來犯的壓力上只取得零星成功,甚至連中國的長城在抵禦遊牧民族的襲擊和征服上也沒成效。

地理和社會政治條件維持著草原和農地間一種變化多端的平衡。雨水不足使得大片草原不適宜耕種。的確,在像烏克蘭這般灌溉較好的地區,穀物往往可以豐收,因為小麥也是一種禾本科植物。因此,在烏克蘭,以及在滿洲、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等類似地區,遊牧民族佔領天然草原,也種植穀物以作為利用土地的替代方式。決定永遠佔據這些邊境農地的遊牧武士,往往將用犁耕作的農夫完全趕出;然而,耕作土地會有更大的糧食生產能力,這意味著,在和平和人口增長時期,耕地會時不時延伸到草原,直到新的軍事政治動盪帶來新的掠奪,新的破壞,使局部地區重新返回畜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