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與世代：從社會學角度析論香港的概念轉型

文：陳漢輝（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副教授）

在香港，由反逃犯條例示威觸發的政治危機，正在促使不同立場的各界人士，重新檢視自己對這座城市的認識。可以說，這場運動所展示的價值取向、社區面貌、以至世代特質，都遠遠超出了我們過往的經驗和預期。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初步梳理分析在香港的公共論述、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常涉及的兩個概念——社群和世代，其內容如何隨著運動的發展，被賦予新的意義。有別於一般的事態分析和局勢預測，本文旨在連繫相關的社會學理論，提出今後思考香港時，可供參考的角度和議程。

論社群：命脈與命運

這場運動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香港不同社區和社群爆發出來的強大動員抗爭力量。在社區層面，我們見證了黃大仙各區街坊的「勇武」。其中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居民順手拈來撲熄催淚弾的蒸碟，它戲劇性地表現了本土社區的草根精神。除了各區遍地開花，在網上各式各樣的社群，包括連登、臉書、TG群組等，其自發組織協調、如流水般（“Be water”）的迅猛行動力，遠非老一輩人所能想像。

關於社運動員的去中心化模式，已有不少本地和海外學者在硏究。這?想進一步提出討論的，是上文「社群」和「社區」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兩者的英文名稱均為"community"，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之一。籠統地說，關於"community"的硏究，過往經歷了從社區到社群的重心轉移。早期歐美社會學家面對工業化、都市化等大型社會變遷，往往慨嘆和擔憂家庭、村落、教堂等傳統社區，其中孕育的人際命脈和深厚感情，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必將被削弱和破壞。後來的社會學硏究，逐漸將重點轉向個人自願參與的社會組織（voluntary association）。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啟發，美國學者如Robert Bellah和Robert Putnam等都強調自發的社群生活，是維持自由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他們同時意識到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離心力，會使公民參與的意願和空間日益萎縮。

故此，無論是植根於固定地域的社區，還是建基於自發參與的社群，在現代社會都理應難以維繫。那麼這次示威運動展現的社區和社群力量，究竟從何而來？我在嶺南大學的同事Peter Baehr，曾經運用「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fate）的概念，分析2003年香港爆發的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所謂命運共同體，是指一群身處危急狀態的社區或社群成員，他們意識到大家的命運互相牽連，從而選擇以共同行動應對危機。香港在非典期間，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廣大市民，在面對病毒散播的威脅時，都確切感到大家休戚與共，自覺是命運共同體的其中一員。值得注意的是，命運共同體往往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象徵語言及社會儀式，其功用是加強成員之間的凝聚力。一方面，香港政府官員、各界人士為了團結人心共抗非典病毒，往往採用「宣戰」的軍事式比喻。另一方面，非典期間香港市民都堅持在公眾場合戴上口罩，除了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它實際上表達了自願負起保護他人和公眾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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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是否適用於描述反逃犯條例的示威民眾？這自然有待更詳細的分析，但筆者認為初步證據是成立的。在社區層面，警察在香港各區以至地鐵站內的粗放式執法，黑道分子在元朗、北角等區集結及無差別襲擊途人，都被市民視作無理入侵他們的日常生活。在面對催涙彈、橡膠子彈、警棍和長刀的威脅時，居民自覺彼此的命運連成一線，就算互不相識，也會就地興起以堅決行動抵拒警方推進、防範黑道襲擊的共識。類似情況出現在連登、TG群組、醫護及記者等不同社群。除了面對人身安全和言論自由的威脅外，促使這些群體同仇敵愾、進而合作無間的另一主因，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被污名化（stigmatized），動輒被標籤爲「暴徒」，甚至被貶稱為「曱甴」。這進一步加強了作為命運共同體一員的認同和情感。

在非典期間，面罩是抗炎的戰缐。無獨有偶，在反逃犯條例運動中，面罩也是抗爭的象徴。在兩場「戰役」中，面罩表面上是把人與人分隔開來。吊詭的是，戴上面罩實質發揮的社會功用，卻是集結眾多互不相識的無名「英雄」或「義士」，遙相呼應保衞我城的共同目標。2003年對抗非典的集體經驗，其後續是50萬香港市民上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2019年的抗爭運動，則將社區和社群的情緒能量推往極致，足以支持示威延續超過100天，這再次表現了命運共同體超乎尋常的道德和政治力量。從社會硏究的角度看，日後我們必須注意在大型社會政治危機下，命運共同體如何透過符號和儀式建構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探討在何種條件下，命運共同體可以從一群被動、被迫應對集體困境的個體，轉化成擁有自己生命與及價值立場的社區和社群。

論世代：民主與民粹

關於世代的討論，在反逃犯條例示威運動中再次獲得了應有的重視。事實上，在過往十數年，香港的公眾和學者都一直在關心世代議題。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論述，無疑是呂大樂教授於2007年發表的《四代香港人》一書。時至今日，呂教授當年對第四代（即1976年後出生的）香港人的描述，已稍嫌過於籠統。隨著不同年齡層的年靑人陸續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政治訴求，學者和公眾已逐漸意識到80後、90後和00後，應被視作三個極為不同的世代。尤其在這次示威中，當目睹中學生義無反顧地站在抗爭最前缐時，我們不禁驚訝，一直以來大家對年青人的理解，原來是何等的表面。這也敦促我們對世代這個概念本身，作更根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