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與世代:從社會學角度析論香港的概念轉型

社群與世代:從社會學角度析論香港的概念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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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本文試圖説明有關香港的論述與相關的概念,都隨著歷史和社會變遷而發展出新的含義,前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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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漢輝(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副教授)

在香港,由反逃犯條例示威觸發的政治危機,正在促使不同立場的各界人士,重新檢視自己對這座城市的認識。可以說,這場運動所展示的價值取向、社區面貌、以至世代特質,都遠遠超出了我們過往的經驗和預期。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初步梳理分析在香港的公共論述、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常涉及的兩個概念——社群和世代,其內容如何隨著運動的發展,被賦予新的意義。有別於一般的事態分析和局勢預測,本文旨在連繫相關的社會學理論,提出今後思考香港時,可供參考的角度和議程。

論社群:命脈與命運

這場運動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香港不同社區和社群爆發出來的強大動員抗爭力量。在社區層面,我們見證了黃大仙各區街坊的「勇武」。其中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居民順手拈來撲熄催淚弾的蒸碟,它戲劇性地表現了本土社區的草根精神。除了各區遍地開花,在網上各式各樣的社群,包括連登、臉書、TG群組等,其自發組織協調、如流水般(“Be water”)的迅猛行動力,遠非老一輩人所能想像。

關於社運動員的去中心化模式,已有不少本地和海外學者在硏究。這?想進一步提出討論的,是上文「社群」和「社區」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兩者的英文名稱均為"community",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之一。籠統地說,關於"community"的硏究,過往經歷了從社區到社群的重心轉移。早期歐美社會學家面對工業化、都市化等大型社會變遷,往往慨嘆和擔憂家庭、村落、教堂等傳統社區,其中孕育的人際命脈和深厚感情,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必將被削弱和破壞。後來的社會學硏究,逐漸將重點轉向個人自願參與的社會組織(voluntary association)。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啟發,美國學者如Robert Bellah和Robert Putnam等都強調自發的社群生活,是維持自由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他們同時意識到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離心力,會使公民參與的意願和空間日益萎縮。

故此,無論是植根於固定地域的社區,還是建基於自發參與的社群,在現代社會都理應難以維繫。那麼這次示威運動展現的社區和社群力量,究竟從何而來?我在嶺南大學的同事Peter Baehr,曾經運用「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fate)的概念,分析2003年香港爆發的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所謂命運共同體,是指一群身處危急狀態的社區或社群成員,他們意識到大家的命運互相牽連,從而選擇以共同行動應對危機。香港在非典期間,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廣大市民,在面對病毒散播的威脅時,都確切感到大家休戚與共,自覺是命運共同體的其中一員。值得注意的是,命運共同體往往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象徵語言及社會儀式,其功用是加強成員之間的凝聚力。一方面,香港政府官員、各界人士為了團結人心共抗非典病毒,往往採用「宣戰」的軍事式比喻。另一方面,非典期間香港市民都堅持在公眾場合戴上口罩,除了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它實際上表達了自願負起保護他人和公眾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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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是否適用於描述反逃犯條例的示威民眾?這自然有待更詳細的分析,但筆者認為初步證據是成立的。在社區層面,警察在香港各區以至地鐵站內的粗放式執法,黑道分子在元朗、北角等區集結及無差別襲擊途人,都被市民視作無理入侵他們的日常生活。在面對催涙彈、橡膠子彈、警棍和長刀的威脅時,居民自覺彼此的命運連成一線,就算互不相識,也會就地興起以堅決行動抵拒警方推進、防範黑道襲擊的共識。類似情況出現在連登、TG群組、醫護及記者等不同社群。除了面對人身安全和言論自由的威脅外,促使這些群體同仇敵愾、進而合作無間的另一主因,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被污名化(stigmatized),動輒被標籤爲「暴徒」,甚至被貶稱為「曱甴」。這進一步加強了作為命運共同體一員的認同和情感。

在非典期間,面罩是抗炎的戰缐。無獨有偶,在反逃犯條例運動中,面罩也是抗爭的象徴。在兩場「戰役」中,面罩表面上是把人與人分隔開來。吊詭的是,戴上面罩實質發揮的社會功用,卻是集結眾多互不相識的無名「英雄」或「義士」,遙相呼應保衞我城的共同目標。2003年對抗非典的集體經驗,其後續是50萬香港市民上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2019年的抗爭運動,則將社區和社群的情緒能量推往極致,足以支持示威延續超過100天,這再次表現了命運共同體超乎尋常的道德和政治力量。從社會硏究的角度看,日後我們必須注意在大型社會政治危機下,命運共同體如何透過符號和儀式建構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探討在何種條件下,命運共同體可以從一群被動、被迫應對集體困境的個體,轉化成擁有自己生命與及價值立場的社區和社群。

論世代:民主與民粹

關於世代的討論,在反逃犯條例示威運動中再次獲得了應有的重視。事實上,在過往十數年,香港的公眾和學者都一直在關心世代議題。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論述,無疑是呂大樂教授於2007年發表的《四代香港人》一書。時至今日,呂教授當年對第四代(即1976年後出生的)香港人的描述,已稍嫌過於籠統。隨著不同年齡層的年靑人陸續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政治訴求,學者和公眾已逐漸意識到80後、90後和00後,應被視作三個極為不同的世代。尤其在這次示威中,當目睹中學生義無反顧地站在抗爭最前缐時,我們不禁驚訝,一直以來大家對年青人的理解,原來是何等的表面。這也敦促我們對世代這個概念本身,作更根本的反思。

關於世代問題的經典社會學著作,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於1928年發表的《世代的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一文。曼海姆的基本立場,是認為世代乃歷史經驗而非生理階段的產物。只有親身經歷同一時代社會變遷的年齡群,才會意識到大家是屬於同一世代。換句話說,世代是集體歴史的建構,假使社會文化一成不變,世代之間的差異也將會消失。在這問題上,論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曼海姆對代際差異(generational difference)的分析,而忽略了他對代際延續(generational continuity)所下的按語。跟階級的情況相仿,世代之間不可能徹底分隔絕緣。由於成長和經歷的年代較相近,70後往往較能理解80後的主觀世界,如此類推。世代差異無疑存在,但倘若發生了足以影響全社會的重大事件,那麼根據曼海姆有關歷史建構的觀點,世代融合的可能性將大大提高。這正是香港現時出現的情況:年青人無疑走在最前面,但也不乏年長一輩站出來,公開表示認同和支持年輕人的行動。

世代差異和連結並存的現象,同時表現在對民主和民粹的態度上。香港學者袁彌昌博士近日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討論民粹主義在當代政治的意義,其中提及「體面民粹主義」(decent populism) 這概念。我不淸楚是誰最先提出此說法,我參考的主要是David Goodhart 2017 年著作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Goodhart 的出發點,是替支持脫歐的英國民眾,與及支持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美國民眾平反,他們一直被污名化為「非理性」和「排外」的民粹分子。但事實上,這批民眾當中不乏高教育水平的中產人士。他們並非頑固的守舊派,相反他們大多認同平等、平權的進步價值觀。他們反對的不是移民本身,而是大批引入移民的政策。Goodhart將這批「體面」的、非仇外的民粹主義者稱為 「在地」(somewheres),他們的最大心願,是保留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一處可以落地生根的安穩家園。與此相對的是「離地」(anywheres),即以經濟融合、自由市場、全球化的名義,不斷壓縮本土自主生活空間的精英階層。他們大都出身名牌大學,將自由、流動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和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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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地」和「離地」之間的對立,民粹主義還具備時間維度上的意義。曼海姆在其另一1929年出版的代表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指出,現代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主要包括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雖然立論不同,三者之間存在一個共通點,就是將歷史視為一個發展的過程。無論是相信進化、傳統還是革命,現代政治思想總假定民主必須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和社會條件下方可實現。正是在這一點上,民粹主義與及它的前身,即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和中世紀晚期的千禧年説(chiliasm),與上述歷史主義的觀點背道而馳。它們都追求即時實現人類自由、平等和互助的烏托邦。作為一直被邊緣化的政治思想,民粹和無政府主義在近年各地的社會運動中(如佔領華爾街),頗有復蘇的跡象。原因是愈來愈多民眾,特別是年青一代,開始認為民主制度本身並不足以保證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從這個角度看,民粹主義背後的精神是「此時此地」(here and now),在空間上它意味著不再脫離和犠牲本土,在時間上則不再相信遙不可期的民主承諾。

如何將以上討論聯繫到香港的世代議題?根據我的個人觀察,今天大部分的香港年青人,都可歸類為上述的體面民粹主義者。他們大都受過良好教育,舉止亦算溫文有禮,就算在7月1日佔領立法會期間,也堅持付款取用雪櫃的飲料。當他們在街頭大喊「光復本土」的口號時,我相信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抱持仇中的態度。他們想要光復的,除了是香港的自由生活方式,還有在近年政府急於推行的各項融合政策下,被肆意侵擾的社區生活,與及備受扭曲的城市面貌。從這個角度看,香港近年出現的所謂「世代矛盾」,大抵不是年靑人對中老年人存在普遍不滿,而只是針對當中那些以經濟利益凌駕本土身分的政治精英、科層官僚和其他既得利益者。

相對於生活空間,世代之間的分歧,更可能是圍繞時間維度而產生。較年長的世代,一般仍相信香港的民主需要漫長歲月,才能夠逐步成功爭取和建立起來的。年輕人當然也珍視和追求民主,但他們認為已經不能無止境的繼續等待下去。如果不能「此時此地」實現民主的話,大多數年青人都情願玉石倶焚或所謂「攬炒」。不認同他們的精英和統治階層,可能會認為這是由於年靑人在香港社會根本沒有份額(“no stake in society”),攬炒也不用付出多大代價。較同情年青人處境的長輩,則只能勸說他們來日方長,不宜犠牲將來的前途和可望改變的前景。殊不知對年青人而言,活在當下才算是真正的活著。為了保衞城市而犠牲自己,是屬於他們這一刻也是永恆的榮光。這種獨特的心態(mentality)究竟從何而來?是否一如部分建制人士所言,乃通識教育培養出的獨立思考所賜?還是由於在「後物質主義」時代,年靑人都重理想而輕現實?無論如何,民粹和民主之間的張力,是今後香港的世代論述必須正視處理的面向。

結語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本文試圖説明,有關香港的論述,與及當中沿用的概念,都隨著歷史和社會變遷而發展出新的含義,表達前所未有的意象。從社區命脈到社群命運,從民主運動到民粹世代——這一系列語義變遷及概念轉型,大抵在2019年6月前我們是完全無法預期的。透過現代社群主義與體面民粹主義的相關討論,可幫助我們初步掌握香港的核心概念,正在經歷什麼意義變化。至於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系統地回顧過往香港有關城市、社群和世代的各種論述,梳理其背後複雜交錯的系譜(genealogy)和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

或許有人會懷疑,源自西方的社會和政治理論,是否足以解釋當代的香港狀況。本文無意將理論硬套現實,而是始終將理論視作參考架構,從中提出今後值得再加探討的新觀點、新問題。關於社群和世代的實證硏究,將進一步充實及修正本文的觀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嘗試借用本土的概念及文化資源,分析那些從現代性(modernity)的立場,往往難以理解的現象。例如孟子關於「義」的思想,或許能解釋為何香港市民在目睹不公義時挺身而出,雖然他們大都從未考慮這是否真正符合民主的理念和規範。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身處的香港,或許在面對社會政治危機的同時,正在不自覺地回歸古典時代的公民德性和樸素人文精神。這座城市最終能否超越狹隘的市場主義和官僚理性,將仰賴不同社群、世代的努力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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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Baehr, Peter (2008) Caesar, Charisma and Fat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 Goodhart, David (2017) The Road to Somewhere, London: H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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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歐嘉俊